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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休息时，陈思汀的母亲来了。母亲的脚是标准的三寸金莲，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怎么找到学校来了呢？陈思汀颇为惊奇。母亲坐在大门外的柳树下，正在用一节高粱秸秆，不停地搓揉肿胀的双脚，这是她每天晚上睡觉前必做的功课。她是从谭家楼妹妹枣红家走来的，两只脚肿成了发面馒头。吃尽了“放卫星”的苦头，农民又走向反面，开始隐瞒产量、私分果实。上级领导认为减产欠收是假象，是农村隐瞒产量。县里开展反对“瞒产私分”运动，谭家楼大队党支部书记谭大牛被抓了典型。她不放心，搭乘进城拉货的大车去看他们一家，在那儿住了三天。
“工作组罢了你姨父的官，可是全村的党员谁都不当这个村支书。社员都说，大队呈报的产量都是砘子砸碾盘——石（实）打石（实）的，根本没有瞒产。邻村的食堂都断了炊，见谭家楼还有饭吃，他们眼红，告了你姨父的黒状。”母亲告诉四丁儿，“咱村的食堂也快办不下去了。今年麦子长的不错，估产每亩160斤，往上报没敢放卫星，也不甘落后，报了250斤。县里派来干部和收割机帮忙收割，麦子没有上场就把要征购的拉走了。大队留下麦种和备用的，分到小队就剩了一点点儿。咱村食堂还没散伙，一顿饭每人一个窝窝和一碗菜汤。多亏你考上了中学，吃不饱吧也有个保证，村里人说不定啥时候就断顿了。”母亲解开包袱，拿出4个黑白相间的花卷，说是谭家楼食堂改善生活，四丁儿姨没舍得吃，给她拿上了。“你老是不长个，就是因为吃不饱，娘把花卷给你送来，就是想让你垫么垫么。”
陈思汀的眼睛湿润了，说：“娘，校长在会上讲了，我们学生的粮食关系在城里，不能从家拿吃的，这叫与民争食，破坏统购统销，会犯错误的，您拿着路上吃吧。”
“哪还有这种规矩呀？你就在这儿吃，别让校长看见不就行啦！”母亲忽然站起来说，“大队打了一眼机井，你留柱叔进城拉水泵，等了一天一晚才装上车。我刚才找到他，说好在铁木厂门口等我，我得去赶车了。”
陈思汀想，母亲本可以在谭家楼等待搭车回村，就是为了给儿子送几块干粮，颠着小脚走了8里地。他要是坚持不吃，会惹她生气的，于是说：“娘，我该吃午饭了，这会儿也吃不了4个，你留下两个路上吃吧！”
“那也行，在外边吃完再回去，别叫人看见。”母亲嘱咐儿子。陈思汀陪母亲穿过学校农场，来到大路上。
“你不要再送了，铁木厂离这儿不远，走过去拐个弯儿就到了。”母亲说，“这俩花卷送给赶车拉货的，让他们也解解馋。”
陈思汀靠在柳树上，一直望着母亲的背影消失在街头。
下课的钟声响了，陈思汀的肚子咕咕地叫起来。花卷里还卷着油盐葱花，吃起来很香。他吃完一个，想拐到井上车口水喝，再美美地享受另一个。井台下蹲着一个人，正在大口的吞食红薯叶。因为土地松软、肥料充足，平时浇水又勤，陈思汀栽的红薯秧子格外茂盛，让这位食客大快朵颐。他侧身一瞧，原来是游易升。游易升听到动静，吃惊地站起身来，把口中的红薯叶嚼吧嚼吧咽下去。
“正开饭的时候，你来这地儿干啥？”游易升吃惊地问。
“我还问你哩。你不吃饭，怎么跑到这地儿吃红薯叶来了？”
游易升走上井台，靠在推棍上说，村里的食堂关门了，家里只有瓜菜充饥。他的小妹妹才一岁多，母亲断了奶，嗷嗷待哺。他把干粮省下来送回家，给小妹打成糊糊喝，才保住了她的小命。“我这个月的饭票花光了，不敢到大田里找吃的，怕被当成小偷抓住。我早就看好你种下的红薯，实在饿的受不了才来找吃的。红薯秧子太旺了不长红薯，我是在帮你放卫星呢。思汀，我求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要不是怕被人发现，陈思汀真想抱住他大哭一场。
“到月底还有好几天呢，光吃红薯叶哪能行啊！”他把花卷送到游易升面前，“你把这个吃了吧，我娘拿来的，我已经吃过一个了。”
“谢谢思汀！”他毫不客气地抓过花卷，用手里的红薯叶包好塞进裤兜里，“晚餐我还订着二两，希望是个馍馍或窝窝，别碰上倒霉的红薯干，连你的花卷一块儿送回家。多亏我家离学校近，小妹才能粘上哥哥的光。”
陈思汀不喜欢打小报告，但思来想去，还是把游易升的事给班主任老师说了。班主任把游易升叫到他的宿舍里，问明情况，塞给他几斤饭票。从此，游易升的饭票就被老师扣住了，每周给他发放一次。游易升知道是陈思汀告的状，也没有说什么，还是照样去吃他的红薯叶，照样往家里送干粮。后来，还是酿出了事端。
母亲走后不到十天，陈思汀的本家三叔骑着自行车来校接他回家。他问有啥急事儿。三叔说到家你就知道了，已经给你请好了假。一路上他揣度了好几条可能发生的事故，再也没有想到竟然出在母亲身上。她悬梁自尽了。陈思汀跪在灵堂上，不说，不哭，不想，脑子里一片空白。村里人都说母亲有福气，养活的儿女有出息，为啥就不想活了呢？他想不明白。兴元连夜奔丧回家，关在东屋里听家人和邻居诉说母亲寻死前后情状，也是不哭，一言不发。陈思汀做梦似的在一片混沌中彷徨，忽听有人呼唤：“四丁儿，你娘叫你哩！”
他激灵一下睁开眼，却发现灵床上的母亲并没有活过来的迹象。
“你娘在后院麻三奶奶家里呢。”二婶儿对他说。
四丁儿很是纳闷儿，跟着人走进麻三爷的院落，就听见上房里传出母亲的声音：“我的小娇儿，你可回来了，让娘再看你最后一眼。”
说话的不是他母亲，而是麻三奶奶。以前麻三奶奶得过魂附体，还有个说法叫撞客，陈思汀只是听说，并不相信，这一次摊到他身上了。
“俺是没法活下去了，才走上这条路；可是一想到我的四丁儿，就后悔了。唉，俺后悔也晚了。”她翻来覆去就是这句话，陈思汀以为在演神话，一句话也不说。
“俺走，俺走还不行吗？”母亲的口气忽然变了。麻三奶奶原本是盘腿坐着的，这时慢慢地委顿在炕上。原来，阴阳先生进了门。四丁儿木呆呆地回到灵堂，守灵的堂姐又被附体了，用母亲的口吻说起心疼他的话。
“大嫂，咱现在是阴阳两隔了，您要是真疼四丁儿的话，就不要缠着他了，怪吓人的。”二婶儿说。
“好，俺走，以后再也不来了。”堂姐模仿枣花的口吻说，“四丁儿，你可要照顾好自个儿呀，可怜的孩子！”四丁儿 “哇”地哭出声来，如梦初醒。
村里死人是经常的事儿，人死了也就慢慢被人忘却了。陈思汀对母亲却是忘不了，甚至没有迈过这道坎。他是个共青团员、党的助手，接受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不再迷信鬼神，但母亲梦幻似的魂魄附体表现出的眷恋之情，却深深地震撼了他。他拥护“三面红旗”，相信领导讲的“形势大好、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而母亲却因为“活不下去”而去寻死。他想回避母亲的死，从来不打听母亲的死因；亲属和街坊邻居们，在他面前也从来不提这回事儿。但他无法摆脱脑子里无法调和的矛盾斗争，往往彻夜无眠。因为陈思汀严重欠缺睡眠，几乎每天都有一堂课打瞌睡，一直到大学都没有改观。他也由此得了个绰号：睡王。年逾古稀、阅尽沧桑之后，陈思汀才敢正视母亲之死，了解到母亲活不下去的原因。
由于缺乏营养、极度劳累，当时不少村民罹患肝炎和浮肿，而妇女又添了两种病：闭经和子宫脱垂。母亲患的正是子宫脱垂，而且症状相当严重。更要命的是，她害怕丢人现眼，不敢让人知道，更不敢寻医问药。麦收后那些天，壮劳力忙着夏耕夏种，老年妇女都被派去收拾棉花苗，捉虫打杈。收拾棉花必须长时间股低着操作，是子宫脱垂患者的大忌。几天下来，母亲饱受煎熬。她提出要和男社员一道去锄地，又没有说出理由，遭到拒绝，一气之下罢工休息。按当时的规定，不劳动者不得食，她失去了去食堂吃饭的资格，只好准备下一些野菜，等丈夫领来他那份干粮，放到菜锅里熬汤喝。牵儿干了一晌重活，饥肠辘辘，在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吃掉一个菜窝窝，只拿回家一个，让她愈加感到绝望。陈思汀认为，是饥饿和疾病，把母亲送上了不归路。母亲逝世几个月之后，专署增发了肝炎、浮肿等疾病治疗救济款。县政府还专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抓紧防治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给患者发放麦麸饼，增添营养。可见，像母亲这样因缺乏营养而患病者不在少数。那一年，是共和国国运的大底，是历史上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一年，饿死不少人。桃花堤所剩不多的树，都被捋光了树叶，剥光了树皮。桃花堤村没有饿死人。得肝炎、浮肿的老年人，包括麻二爷，死了好几个，但他们是因病而死，不是饿死的。
班上的团支书是位女同学，叫王静君，为人低调，不大爱出头。组织委员叫范友卿，是个帅气干练的小伙子，团支部的活动多由他出面。这两位是陈思汀的入团介绍人，在以后的人生路途上，每逢填写履历表，都不能漏下他俩的名字，因此记得牢靠。学校召开大会，传达贯彻县委《大搞瓜菜代，安排好群众生活》的会议精神。会上，总务处主任介绍了邻县桑阿镇的经验，说他们用秸秆、树叶、地瓜秧等近百种代用原料，生产出白酒、红糖、淀粉、糕点、酱油等代食品，解决了吃饭问题。高三学生宣布一项技术革新成果，说经过反复实验，他们用秫秸研制成功营养糕点，富含高蛋白，让各班派代表到学生餐厅领样品。最后，方校长做总结报告，讲国际、国内形势，讲贯彻落实县委会议精神的意见，最后说：“老师们，同学们！咱们校园西北角还有几大垛麦扬呢，学校成立了科学实验小组，借鉴外地的增量法，可生产出数量可观的代食品。大家不用担心没饭吃，回去安心工作和学习吧！”回到教室后，范友卿同学拿回来一包点心，纸包上写着“跃进香糕”四个字，看来就是糕点的品牌了。包装里有五、六粒汤圆大小的球，灰不溜秋，被后排同学抢到手，饥不择食塞进嘴里。陈思汀眼巴巴地瞧着他们狼吞虎咽，还咽了两口口水，没想到他们一个个又都吐了出来，赶紧拿上牙缸找水漱口。
“怎么都吐啦？”范友卿自己没舍得吃，见香糕被吐在地上，甚感可惜。
“什么跃进香糕，又涩又苦，还有一股驴粪味儿，叫跃进臭糕还差不多。”同学薛达阁说，“跃进，跃进，大跃进搞的人都挨饿了，就拿这东西哄人吃？”他的这句牢骚话，犯了大忌，被范友卿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向团委做了汇报。
薛达阁是薛庄人，其父薛武风是支部委员兼民兵连长。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O城县不得不预征下年度的征购指标，遇到很大的阻力。为打开局面，县委在农村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把征购粮食和右倾机会主义挂钩，有道是“右不右，看征购”，完成征购任务的干部就是左派，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完不成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划到彭德怀一边。基层干部害怕了，只好清仓扫囤，甚至到邻县借粮完成上缴任务，换取一顶“左派”帽子。薛友吉仗着“三八式”（38年参加抗日）老革命的资格，软磨硬抗，把粮食藏在小队和社员家，坚壁清野，用对付鬼子的办法对付政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免去职务。薛武风继任了支部书记职务。他是薛庄的一员干将，曾多次带领民兵赴外地炼钢铁、挖水库，党指向哪里，就奔赴哪里，大冷天打出“光膀化、裤衩化、赤脚化”阵势，战天斗地，让曾经的抗日堡垒村再扬威名。他不像别的领队那样，自己穿着大衣、拿着棍子监视属下干活，而是带头光膀子、穿裤衩、打赤脚，大干苦干，是出了名的硬汉子、铁将军。在其位，谋其政，身为支部书记，薛武风成了薛庄征购粮食的第一责任人。他亲自出马，让民兵端着三八大盖助阵，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挖地拆炕，把粮食罗掘殆尽。薛武风依然是响当当的左派，但是，薛庄社员却陷入了饥饿的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