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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汀上学后陆续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对从小养成的烧香磕头习惯，从怠慢到抵制，以至于连过年给父母的两个头也免了。母亲听兴元说烧香磕头是迷信活动，也就不再让四丁儿去参与。她自己，则一如既往地乐此不疲。实事求是地说，陈思汀虽然向往共产主义，但还不是个无神论者，疑神疑鬼是他经常犯的毛病；而对祖宗，更是保留着敬畏之心和神秘感。又要过年了，食堂给每人包了一碗红薯面素饺子，有点牙碜。喝年酒、串街磕头都被取消，老天爷、灶王爷的画像也无处可买，但各家各户关起门来还是要烧香拜神的，移风易俗可不是放卫星那么轻易能做到的。街上偶尔响起一挂鞭炮，惹来一阵狗叫，又随即陷入沉寂。这个年冷冷清清，和过来这一年的热火劲儿形成极大的反差。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陈思汀表现积极，给了老师一个好印象，在班上担任了少先队中队长和卫生委员之职。班上团支部比较活跃，人人争取入团，少先队基本没有多少活动空间。而卫生委员则有不少事要干。8位同学为一个小组，围着一只煤油灯上晚自习，陈思汀每天要检查各组的玻璃灯罩擦得是否干净；各组轮流值日打扫卫生，他也要现场进行监督；老师要求，每位同学要保持自己的课本摆放整齐，下课后他就挨个进行检查，时不时把人喊回来重新整理。同学们大都来自农村，卫生习惯是从初中开始养成的。班主任要求学生每天必须刷牙，买不起牙膏买牙粉，每人一套牙具是必备的，发现谁没有刷牙，陈思汀都会给他提个醒。牙具集中放在门后头的课桌上，把茶缸和牙刷摆放整齐，是他每天必做的一件事。牙刷朝上还是朝下？同学之间发生了争执，陈思汀犯了难。“去问问王老师。”陶云芳提醒他。校医王老师说牙刷朝上容易被风干，细菌难以存活，得到大家认可。从那时一直到老，陈思汀每天刷牙时，眼前都会浮现王校医的面容，耳边响起他说的那句话。
入学不到半年，陈思汀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团员，内心不无自豪，感觉自己就是党的人了。除了学习上不落后之外，他总想干点什么，响应党的号召，做出点成绩。乘58年大跃进的东风，各行各业都在谋划新一年的大跃进、放卫星。 陈思汀也琢磨放一颗卫星。离教室不远处就是庄稼地。地头上有一架水车安置在高台子上。水车旁有垫土台时挖的坑，没有播种。陈思汀拖来几块晒干的大粪，一层粪一层土把坑填平，打算栽种几棵红薯，培育成红薯王。陶云芳、侯世聪也兴趣十足，积极参与他的放卫星活动。
兴元给弟弟寄信来，说他马上要下工厂去实习，支部书记找他谈话，说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名单里有他，很快就会公布，鼓励他放下包袱，下厂后好好工作。周末下课后，陈思汀顾不上吃晚饭，兴匆匆地往家跑，报告这个好消息。残月当空，春寒料峭，西北地里灯火辉煌，阵阵号子此起彼伏，桃花堤大队正在打井。他找到庙南拐儿小队打井现场，发现父亲、嫂子都在这里。现场乱哄哄的不方便说话，他于是加入到拽绳拉泥筐的队伍。
“大伙都听着，毛主席给咱来信啦，让传达到小队！” 鸡叫头遍时，村支书匆匆走来喊道。啥事这么急？让毛主席直接给社员写信？
信不长，其中有一句振聋发聩：“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因为吹牛是流行全社会的时代特征，没人敢说真话，更没人斗胆反对吹牛。不然“辩论”你一回，就够喝上一壶的。
“要是这封信早来半年，咱也不至于光吃红薯干了。” 念完信，支书大利遗憾地说。语文课上，老师让同学用口型分辨“已、己、巳”三字的区别，同学们都记得清楚。支书把“吹牛而已（yi）”念成“吹牛而己（ji）”，而且全村社员在相互转告时，也都鹦鹉学舌，说成“吹牛而己（ji）”，给陈思汀留下很深的印象，一辈子没忘。这封信也谈到了密稙问题。桃花堤大队没有跟风“密植论”，支书大利一直担心被批判，此时终于放下心来。 毛主席这封信是发晚了，因吹牛、放卫星给农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卫星公社书记来找他的前任方维兴校长，请求师生去支援间麦苗。去年他们在“丰产方”每亩地播下200斤麦种，现在遍地像牛毛，明摆着长不成麦子，但没人敢说破。毛主席信中批评了“愈密愈好”，公社领导才敢提出纠正。方维兴校长拒绝了公社书记的要求。他说，最近上级有指示，不能把学生当劳动力使用。再说学校的麦地因密稙过度，也需要间苗，他干脆下令把其中一半刨掉，改种瓜豆。
公社书记见求援不成，心里有气，冲口说道：“当初每亩播种200斤，可是你拍的板”。
“当时我是公社一把手，如果上级追查责任，同志们可以把责任都推到方某身上，方某不会推卸。”方校长心平气和地说，“老弟，我曾经对你说过，每当运动刚发动的时候，有些错误苗头本来可以避免，但上级强调不许压制群众运动，咱就不敢纠正；等运动起来了，上面下面都呼呼地刮风，你还敢挑剔缺点吗？唱反调还有个好吗？要想不被甩下车，你就得跟着跑。就像我的前任白校长，不就是在风头上说了句真话嘛，到现在还挂着呢。但愿毛主席这封信能把他请回来。”方校长送客时又说，“原先我强调学生要服务生产，多参加劳动；现在要纠正错误认识，坚决执行上级最新指示，按步就班地进行教学。转告同事们，请大家谅解方某的苦衷。”他俩谈话时没有关门，各教研室也都打开门，从头到尾聆听了全过程。从此，再没人背地里讥笑“妇女同学”了。
师生们都认为老校长的白旗拔错了，也该官复原职了。但他没有回来。县委开展以“反右倾”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批判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言行，白尚征又被列为批判对象。升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冯科长，来到一中发动师生揭发白尚征的罪行，翻遍他的历史，也没有发现他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有任何联系的蛛丝马迹。他没有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重新启用后，派往四中当校长。四中是在大跃进中白手起家成立的，没有高中班，比一中低了一个级别。
为促进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改变“东亚病夫”的形象，国家体委借鉴苏联的《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的制度》，制定了一套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体育锻炼在学校蓬勃开展，后因参与大炼钢铁和农业生产而中断。教学步入正轨后，《劳卫制》达标活动又开始启动。因场地和体育器材有限，学校把跑步作为主要考核项目。参加体育运动最积极的是侯世聪。其人貌不惊人，总是仰着头看天，陶云芳说他“好高骛远”。他是个学霸，记忆力特别强。往往是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就在下面翻书；老师还没有讲完，他就把要讲的内容看过了，拿出小说偷偷地看。因他考试总得第一名，没有老师在课堂上点他的名。《劳卫制》达标活动一展开，侯世聪就给了同学一个惊喜：少年组60米短跑，他率先达标过关！而他的邻桌陈思汀就可怜了。测试场地设在校园马路上，体育老师在终端掐表，学生会体育委员、一位高年级学生在起跑线上喊号。一批接着一批跑，直到熄灯钟声响过，大家还不愿散去，都想早点过关，拿到证书和证章。陈思汀接连跑了三个晚上都没有达标，觉得很没有面子，于是决定去“跑北京”。“跑北京”是长跑项目。学校操场周长400米，须跑完1200圈才能到达北京。也有人把“跑北京”比喻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此激励坚持长跑的恒心和积极性。陈思汀的计划是每天跑10圈，打算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到达天安门。这天晚上，他算计应该冲出O城辖区了，忽见侯世聪匆匆跑来，拦住他说：“走，快去跑60米！”
这些天，侯世聪在练习“劳卫制”的另一个科目——投掷手榴弹。虽然投掷不是他的强项，但他练的十分刻苦认真，也已经接近达标了。他是体育委员，关注着全班同学的达标进展，尤其希望邻桌陈思汀能够拿下一项。测试场地乱哄哄的。屡试不达标的笨鸭子们，肚子瘪瘪疲惫不堪，但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挤到起跑位，等不及发号者的“跑”字出口，便争先恐后地冲出去。起跑线已经往前移动了好几步，而且，大有步步为营之势，显然是大跃进弄虚作假的遗风还在起作用。
“你刚跑完长跑，太累了，歇一会儿再跑肯定能过关。”侯世聪看出了门道，出主意说。
“同学们听我说，劳卫制考核停止了，都回去睡觉吧！” 学校会议室的灯熄灭了。团委书记第一个冲出来，对着人群呼叫。接下来，参加会议的老师分头出动，把学生们赶回了宿舍。第二天，方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今春以来，全国大面积干旱；O城麦季虽有不错的收成，但进入秋季后多个公社遭受水灾和蝗灾，粮食严重减产，不少公共食堂面临断炊，村民只好外出逃荒。从今日起，每位师生要从定量中节约出5斤来，支援灾区。全校师生要停止一切体育活动，早睡晚起，休养生息，度过难关。
有些话校长不好讲，饥荒来得这么快，还有人为原因。这年麦子一下场，县政府就派出大批干部进村催缴收购，上缴国库，指望用秋季收成养活农民，没想到灾情这么严重，不得已从干部职工和师生口里抠出点粮食，救济灾民。但杯水车薪，饥饿大面积的蔓延开来。当时副食和食油极少，每天8两粮食产生的卡里路，难以支撑这帮青少年身体成长的需要。上午第四节课，老师还能硬撑着讲，但学生却没有听下去的心情了。值日生早早地把坐位对换到门口，不时探出头去张望，发现门卫走出传达室，还没有敲响下课钟声，便脱兔般地冲出教室，跑去食堂打饭。女生和小个子男生还好熬些，但身体发育大受影响。次年招收滑翔员，陈思汀因体重不够而落选。大个男生就更抓狂了。同学游易升膀宽腰圆，干活一个顶俩，在大练钢铁运动和支援农业上表现突出，第一批入团，被任命为全年级少先队大队长。几个月下来，英气勃勃的大小伙子，已变成霜打后的麻秸秆，面黄肌瘦，形容憔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思汀发现了他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