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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汀兴冲冲地跑到人事科要求调走，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人事科长告诉他，新来了位副市长兼重机厂一把手，发话说技术人员和大学生一个不许放走。“你只有去找他，谁说了都不算数。”科长给陈思汀指出一条唯一的路。陈思汀找到正在厂区视察的兰副市长，报出姓名，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
“老齐刚走就来挖墙脚了。”他向陪同的办工室主任笑一笑说，“你毕业于汉京大学？”
陈思汀点点头。
“是党员？”
陈思汀点点头。
“你不能走。”兰副市长眨巴眨巴眼睛说（他有眨巴眼的习惯），“你刚来没派性，到办公室帮助我工作吧！”
“我想搞技术，去汽车厂专业对口。”
“我的同志，现在企业里问题很多，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好多专业人员还在打杂呢。”他问主任，“宫总还在渣山捡废铁吧，人家是部里派来的技术专家，什么反动权威问题，特务问题，以后再说，先让他回来领导新产品开发工作。”
陈思汀碰到了南墻上，没有了转圜的余地，于是说，爱人的档案己经落在了市人事局，重机厂不方便安排岗位。
兰副市长写下一行字，从笔记本上撕下来说：“我刚到任，不好直接安排人，你拿这张纸条去电机厂找张书记，他会给你爱人安排。”
陈思汀两口在同事腾出的一间单身宿舍住下，总算是安了个家。一天，他跟着大修技术员测绘完一台设备的零件，被通信员叫到兰副市长办公室。
“我要走了，以后重机厂由姚主任主持工作。”兰副市长说，“你协助姚主任工作吧。”姚主任姓姚名政，部里派遣的干部，任党的核心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据说，抗战期间，他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后任某军工企业党委书记，地师级干部。因为重机厂是地师级的架子，以后几年，陆续有六、七位地、师级干部落实政策后在此落脚。
“小陈儿，把你的东西从设备科拿上来，我在办公室给你加一张桌子。”主任说。
“不用了，就叫小陈儿在我对面办公吧。”姚政说，“这个房间大，桌子也大。”
周总理出来少了，传说得了重病。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不是陈思汀看好的张春桥等文革红人，而是被打倒的二号人物邓小平。为了国家的安危，毛主席力排众议起用了治国能人邓小平。邓小平一上台，就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1974年，毛泽东主席有三次重要指示:第一, 要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大抓整顿，力图革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种弊端，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调整到文化革命前的状态。陈思汀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同时也悟出一个道理：一般情况下，一个老百姓对国家大局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有你没你局势都照样发展。而个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更好地协助领导工作，他须要熟悉企业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生产、管理和技术。从前几年的实践中他总结出一条经验：迈开双腿走下去，结合实际边干边学是获取知识的捷经。冶炼、铸锻、热处理等热加工在重机厂占了很大比重，机加工大型设备也比较多，这些都是陈思汀不熟悉的；产品中的各种成台设备、大型备件新产品都有订货，也需要下功夫了解。他从电炉、化铁炉开始，轮流到主要工种参加劳动，向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请教。作为一把手的秘书，他受益匪浅。因为不管问到谁，人家都会耐心地、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拿资料给他看。每次下车间，陈思汀都给通讯员留下去向，以便领导随时传唤。姚政欣赏他的做法，也经常询问他在下面的见闻，并安排时间让他陪同下去调研。陈思汀这种工作方式保持了六、七年，直到他升任党办主任为止。
姚政去部里开会，带回两份文件，都是邓小平谈整顿的讲话。陈思汀向他回报了一件事，引起他的重视。在造反派夺权后的一段日子里，全厂只保留了一个质量检查员，身上带着一枚质检专用章，负责给出厂产品开合格证，因为没有合格证用户不收货。三结合的革委会成立后，质检队伍扩大，在铸造车间设置了检查员。在姚政离厂期间，检查员蔡德友被打成了脑震荡，还躺在职工医院里。打人者叫张孝章，造反起家入了党，夺权后当了铸造車间主任。因为他与一起武斗死人案件有关，后来被免去车间主任职务。铸造车间造反派势力很强，新上任的主任畏于派性，安排张孝章当了清沙工段的工长。清沙是体力活，又脏又累，清理不达标是经常的事。蔡德友工作认真，不达标就不盖章放行。张孝章认为他执行的是“管、卡、压”路线，有意整人，竟然动手将其推倒，抢过质检专用章自行验货盖章。蔡德友的头磕在工件上昏过去。
姚政是从军工厂出来的，对产品质量极为重视，决定从这件事入手开展企业整顿工作。他召开全体党员和班组长以上干部会，传达邓小平讲话，並下发了张孝章打人事件的材料。会议要求各单位认真讨论文件，並回答两个问题：张孝章够不够党员资格，要不要开除出党？各级班子有哪些软、散、懒的表现，应该如何整改？张孝章在文革中的打人事件又被翻出来，大多数参与讨论的党员认为应该开除他的党籍。但也有人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可以给个党纪处分以观后效。铸造车间柴书记是同情张孝章的典型。他和张孝章同时火线入党，因为一直主持生产，沒有参与打砸抢，保留了车间班子成员的资格並主持支部工作。在情况汇报会上，他说铸造车间都是一派，一个观点，班子也不存在软、散、懒的情况。姚政在总结发言时问柴书记：你说铸造车间是一派，一个观点；是什么派？什么观点？是共产党的观点还是小团体的观点？是立党为公还是结党营私？你说班子不存在软、散、懒，为什么至今没有处理张孝章，还让他拿着印章胡乱开合格证？派性不除，厂难不已！各单位要发动群众，把至今还在搞派性的人揭发出来，从领导岗位、管理岗位上清理出去！
共产党又回来了，职工有了主心骨，开始揭发、批判派性表现。张孝章等20多名搞派性活动的人受到批判、处理。姚政请计划科长、老工程师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组，负责修订、贯彻规章制度，让陈思汀协助其工作，並随时向他回报。全厂生产秩序大有好转，产量、质量迅速提高。但好景不长，又一阵风刮来了，叫做“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判对象是邓小平。他在党的历史上创出了第三次被打倒的历史记录。邓小平第一次是作为毛泽东的同党被打倒，第二次是作为刘少奇的同党被打倒，毛泽东保留了他的党票並把他雪藏起来，林彪事件后，才被捞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一出场就是大手笔，他搞的全面整顿几乎就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说自己一生只干了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让他再次光芒万丈的事业，燎原大火几乎烧掉了他想要烧掉和不想烧掉的一切，但还没有得到收获，太阳就要落山了。毛主席已经没有机会争取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只想为它在历史上正名。他让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婉言拒绝了毛主席的要求。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视作自己晚年的重要事业，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容忍邓小平或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姚政成了邓小平在重机厂的代理人。在整顿中吃了亏的造反派骨干揭竿而起，占领了广播站，还有人在大门口站在桌子上大喊大叫，鼓动上班职工停产闹革命，即将灭火的文化大革命又要死灰复燃了。职工们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没人响应他们鼓噪，把他们的表演当猴看，该上班的上班，该回家的回家。只是苦了姚政，一帮人一天到晚围着他讨说法，指着鼻子质问、批判。
办公室人员分为两派，一派在看笑话，另一派怕引起派性磨擦，都作壁上观。岗位所系，只有陈思汀和通讯员迴避不了。小通讯员害怕，放下热水瓶就躲到门外探头探脑观察动静，满屋子人就陈思汀一个保皇派。姚政有过遭受围攻、批斗的经历，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一声不吭。他知道，不管说什么都没用，一句话说错就会引起批斗升级。他的沉默激怒了围攻者。门卫贾队长走上前要把姚政拉起来，被陈思汀拦住。
“君子动口不动手。”他说。
“老子不是什么君子，老子是造反派，造反有理！”贾队长怒气冲冲地说。
贾队长凭借武斗战绩当上队长，没想到被刷了下来；不当队长了别人还叫他贾队长，更让他生气，一肚子愤怒终于等到发泄机会。他在文化革命中没学到什么文化，只记得一句名言：造反有理。
“有理说理，动手就没理了。”
“你是什么人？”贾队长抓住陈思汀的前胸，“想和我动手？”
“我不想和你打。”陈思汀直视着他的眼睛说，“被打了顶多受些皮肉之苦，大不了住几天院；我要是动手打了人，打的还是个造反派，一辈子都会被抓住小辫子没完没了地说事儿。”
“你是说给我听的？”
“经验之谈。你沒看到吗？武斗干将一个个被就地拿下了，摇羽扇耍筆杆子的却照样异地当官儿，文化革命要的是文斗。”重机厂也有造反当了官的头头，被调到市局任职，曾被贾队长等人引以为豪。
“你和他辩论啥！他是大学生红卫兵，你能说过他？”车工白师傅把贾队长拉开说。白师傅是6级车工，技术过硬。行话说“车怕细长杆，钳怕钻深眼，刨怕刨薄板”，白师傅的5米车床就专门加工细长杆，百无一失。精加工的关钻在刀具上，白师傅看活磨刀，堪称一绝。一次他去磨刀，让徒弟看床子，徒弟一刀下去把活给报废了，责任算在师傅头上。白师傅写检讨、被扣工资，弄的灰头土脸。文革开始他一怒之下加入了造反派，开批斗会时踢了车间主任一脚。这次搞整顿，他被车间主任点名批评，班长也被免了。陈思汀下车间经常从他的车床旁边经过，见他的工作服上一点油污都没有，干活干净利索，很是佩服；白师傅也认识了这位礼貌谦恭的大学生，关键时刻站出来替他说话。
斗士们虽然闹的凶，响应者却寥寥无几。职工们几乎沒有人离岗去追随他们。由于各级班子在他们的闹腾下缩手缩脚放松了管理，生产受到影响，但还在按步就班地运转，只是苦了姚正。这伙人盯住他不放，白天围办公室，晚上就去堵他的家门。他只好躲进市委办公楼一个秘密房间里，每天有通讯员取送文件，工作上由陈思汀单线联系，又回到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状态。直到毛主席逝世，哀鸿遍地，造反派才有所收敛；四人帮垮台，他们就偃旗息鼓了。
陈思汀一直是主流媒体的追随者。报纸、广播歌颂谁、批判谁、重用谁、打倒谁，他都认为是对的；即是产生疑问，也认为是自己错了。他对周总理十分敬仰，认为他就是成汤时的伊尹、周朝的周公旦以及张子房、诸葛亮式的人物，是中国宰相文化的代表。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左派、毛主席路线的代表，他们发起的批《水浒》运动，陈思汀也是拥护的。他自幼熟读》《水浒》，直到这时才读到一百二十回全本，对宋江的投降着实愤慨了一阵子。但他並没有认识到“四人帮”发动批宋江的意图。直到1976年天安门广场爆发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陈思汀才从小道消息中得知，“四人帮”是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
“我不是投降派！”周总理第四次进手术室前喊出的这句话，是陈思汀几十年以后才看到的，仍然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