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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被孤立过，知道被孤立的滋味。”陈思汀说。
“这件事让我看到了你的人品和胸怀，引起我的关注。我也没有母亲，知道沒娘的孩子缺乏温暖，于是产生要照顾你的冲动。…好了，以后让鲁茜华照顾你吧，我可以撒手了。”
她不说还好，这一席话让陈思汀更是感动莫名。
“我已经和鲁茜华把话说绝了，就不要再翻烧饼了，我怕两面都烙糊了。”
“把信封给我，我给她回信！”关淑君伸手去掏陈思汀的书包。
“别，别…”陈思汀捂着书包请求。
她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一封信说：
“这是我的高中同桌寄来的第三封求爱信，前两封我都拒绝了，这一封的回信我要答应他。”她说了一句关中话，“吾个娃粘粘糊糊的，时不时就跑来找我，好像我天生就是为他准备的。”
“咱俩没有商量余地啦？”
“沒有了。其实我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
“为什么？就是怕你嫁出关中？”
“这倒不是。我父亲大小是个国家干部，地方主义没有严重到如此地步。你没有母亲，我也没有亲娘，他担心咱俩成家后没人帮忙。…哎，又应了烦人的‘关中八大怪’魔咒了。我要回去写信，你也赶紧去写吧，不要拖过明天。”
董凌云参加了一个三结合新产品设计组，去北京出差调研。陈思汀让他给鲁茜华捎去一封厚厚的情书。陈思汀天天去邮局查看，十几天沒等到回信。正当他不再抱有希望时，忽然收到一份电报：“我在老家，月底去东北。”全班正准备下工厂劳动，陈思汀拿着电报去找郝大姐。
“你快走吧，我替你请假！” 她比陈思汀还着急，拿上电报就走了。
陈思汀回到桃花堤，正赶上掌权派搞游街活动。二官儿戴着上写“漏网地主”的高帽子，自报奋勇充当招集人，敲着铜锣沿街呼喊：“游街了，戴上高帽子，到土地庙集合！”“牛鬼蛇神”一个个走出家门。牵儿的高帽子上写的是伪乡长、地主子弟，陈老义的名头也有两条：地主、资本主义分子。游街队伍里有一个戴着汉奸帽子的50岁上下的人，他就是刑满釋放的流沙狐。游街回来后，陈老义悄悄地问陈思汀：
“资本主义分子是不是比地主还坏？”
“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里沒有‘资’”，陈思汀回答说，“它最多排在右派后面，不会比地主更坏。”
陈老义吁出一口气说：“那就好，那就好。”
第一批战犯特赦后，陈老义看到了希望，逢人便说，王耀武（曾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都被放出来了，往后就轮到我了。“三自一包”那会儿，他把老坟后面的柏树坑填平，又在坚实的地面上开出一片荒，种上了黄豆。此事遭人揭发，他被扣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忧心忡忡，担心这顶新帽子妨碍了自己的特赦梦。
“其实，对我来说，特赦不特赦都没啥了，就怕影响你们的前程。”陈老义说。
陈思汀鼻子发酸，赶紧告别离开。
陈思汀去找鲁茜华，两人沿着河边蹓达，举行双边会谈。他通报了爷爷和父亲的近况。
“你家那些事不是在给我的万言书里都写过啦？”鲁茜华说，“我父亲还当过国民党的兵呢，要是总计较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咱们都得打光棍。”
最后，会谈圆满结束。两人在萧萧寒风中戴着手套握握手，敲定了终身大事。当时陈思汀身上穿着关淑君帮忙缝制的那件破棉袄，戴着退了色的、走长征路时的旧军帽，又黑又瘦，形象欠佳。她的家人站在大堤上，一目了然地观看二人散步，以为是老同学相见叙叙旧而已，哪里想到水灵灵的大闺女会嫁给他呢？
5年的学期拖到6年才分配。在最后一年时间里，时政强调走政治建校的道路，号召打击阶级敌人，刹住无政府主义妖风，整顿学校秩序。为贯彻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学校开办了一个有60名学生的“七二一”试验班，学员来自工厂、农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学期2年，课程设置有毛泽东思想课、军事体育课和业务课。学生毕业后按照厂来厂去、社来社去的原则，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至于陈思汀他们这些在校生，主要任务是下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一个军工厂里，生产抓的紧，政治学习也是雷打不动，班前学习半小时，班后讲评半小时，还要读两个小时的《毛选》，职工把孩子接回家、吃过饭，就接近半夜了。散漫惯了的陈思汀们，经过两个多月的工厂纪律约束，无政府主义有所收敛。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下达后，全校师生、家属疏散到山区，和农民一起学大寨、修梯田。陈思汀和几位同学在一户四口之家就食，每天交2角钱1斤粮票，玉米面大饼子和糊涂管饱。大哥是生产队长，少言寡语；大嫂性格开朗，是山区少见的高个头、大眼睛漂亮女人，也比别的女人能干。上下山的小道坡度陡峭，蜿蜒曲折，运输全靠背、扛，大嫂背后的柴草像座小山，比男人背的还要多。第一顿饭，同学们规矩地坐在八仙桌傍，大嫂在每人面前摆放一海碗可以用筷子戳起来的玉米面糊涂，最后端上一盘淹渍的酸菜和一碟食盐。
“蘸着吃，蘸着吃！”她连声说。
学生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都很听话，齐刷刷站起身来端起饭碗。大嫂哈哈大笑，前仰后合，像一朵盛开的山花。学生们莫名其妙，又赶紧把碗放下。
“都坐下！”大嫂把一脸茫然的客人一个个按到櫈子上，在每人碗里浇上一勺酸菜汤，然后夹一筷子酸菜蘸点咸盐，继续说，“我们把玉米面稠糊涂叫做搅团，酸菜蘸盐就搅团是祖祖辈辈的吃法，习惯了都叫‘蘸着吃’。”
大哥守着锅台匆匆扒拉一碗搅团，提着铁锨就去喊人下地了。10岁的女儿已经定下娃娃亲，男方的家就在对面山坡上，小弟弟由她照顾吃饭。大嫂端着饭碗凑上桌继续讲道，听长辈说，当年徐海东的队伍从这里经过，老乡们拿出最好的饭菜，就是这种酸菜蘸盐就搅团来招待，让他们“蘸着吃”。他们比你们还听话，一个个站的像树桩子，不等解釋，就端起饭碗狼吞虎咽扒拉个精光。“这山旮旯里很少有外人来，红军过后就是你们了。今天我亲自验证了这个说法，笑的肚子都疼了。”
陈思汀却笑不出来。他想起上次的回乡，窝窝头就咸菜圪塔仍然是家家户户的主食，还要吃上几个月的红薯干，生活水平和这里差不多。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搞了20年了，农民的饭食却沒大改变，不好交代呀！大嫂家是队上的好户，不然也不会把学生派到她家来吃饭。灶台上方吊着一块烟熏猪肉，还是过年杀猪吊在上面的。每隔五、六天，大嫂就站上锅台割下一块，给食客们炒一盘打牙祭，这是陈思汀吃过的最香的肉菜，一辈子不忘。
老人家可以凭借个人威望号召学生起来造反，砸烂旧秩序，造成天下大乱；却无力让造反上瘾的干将们收起野心，实现大治。治理国家还得靠党，靠各级党组织。学校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各系都恢复了党支部。陈思汀也转为正式党员，在党旗下举起拳头宣示。党的组织就是党，被撕开的篱笆在他心中开始逐步修复。
终于盼来了毕业分配。每天早起、饭前，广播里都播放学生的决心书和激昂雄壮、使人热血沸腾的歌声：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辛苦的地方去！
祖国， 祖国， 养育了我们的祖国！
我们要用双手把您建设得更富强！
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
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让生命发出更大的热和光，更大的热和光！
系里开办毕业生学习班。陈思汀代表全班写了一份服从分配的决心书。他是党员，是本专业的学生头头，平时说过不少豪言壮语，在党的考验关头不能认怂。他把个人决心书交给郝大姐，书上写道：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杨子荣唱词）
分配办公室：
到西藏去首先考虑我，
到新疆去首先考虑我，
到农村去首先考虑我，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首先考虑我，
别人不愿干的工作首先考虑我。
关于照顾的事不要考虑我。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情况，但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工作，也做出了牺牲个人的一切的准备。个人的事比起党的事业来微不足道，我的一生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西藏没有名额，新疆不少。”郝大姐看完后问，“你和鲁茜华的事儿怎样了？”
陈思汀把鲁茜华的来信递给郝大姐。她在信中表示支持陈思汀到西部边疆去，说以后有探亲假，从东北到西北，一路观赏祖国大好河山还蛮有意思呢。信后抄写了几条珍宝岛英雄的豪言壮语和陈少光烈士的诗：
毛主席教导记胸怀
一生交给党安排。
笑洒满腔青春血，
换得全球幸福来！
“鲁茜华在哪里？”郝大姐问道。
“她在部队农场锻炼一年，分在位于长白山的一个三线军工厂里。”陈思汀说，“她经过两次分配教育，觉悟比我还高呢。”
“想法挺浪漫，”郝大姐说，“成家以后还是有实际困难的，你们不考虑，组织上也会考虑。…她这封信里没啥私事儿，我拿给领导看看吧。”
班上的分配方案已经下达，郝大姐挨个儿找同学谈话摸底，进行调整。班上分到东北的只有一个名额，给了家在辽宁的赵章白。他谈好的对象分手了，心绪不佳，剃成光头，想抛却乌云般的烦恼。不知是没面子衣锦还乡，还是想要投桃报李，赵章白提出把名额让给陈思订，让他和对像团聚。郝大姐大喜，没来得及和陈思汀打招呼，立即跑到分配办做了调整。她是过来人，深知婚姻家庭对人生的影响是何等重要。
“陈思汀，你什么时候去新疆，咱们一块儿走。”舒珊在窗外喊。她知道陈思汀报名去新疆，没料到又变卦了。
“我，我…”
“他分到了东北，不去新疆了。” 坐在上床的同学蒋志怀插话说。
“去东北边疆？珍宝岛也有名额吗？”
“不，我的对象在吉林，组织上照顾一个名额。”陈思汀回答说。
“我怎么不知道？…那也好，两情若是久长时，更期在朝朝暮暮。”她信手拈来秦观的《鹊桥仙》，改动了两个字，算是祝福。
舒珊走近窗口，把吕振羽编著的《中国通史》放在窗台上，说：“我本想在火车上再翻一遍，和范文澜那部对比一下，现在还给你吧。”
“就让它陪伴你西出阳关吧，免得寂寞。”
“借书是必须要还的。以后咱们天各一方，怕是没有机会见面了；我还有别的同伴和书刊，一路春风度过玉门关，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那情景是值得期待的。”
陈思汀此生阅人无数，还没有遇到过像舒珊那样喜欢读历史的非历史专业女士。历史是男人的历史，女人在历史上看到的多是屈辱，找不到自豪。她这个人与众不同。
同学们相互告别，打点回家或直接赴任，不管心里是否满意，大家表面上都是高高兴兴的服从分配。陈思汀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实现雄心壮志。实际上，向鲁茜华靠拢，是出自他内心的强烈诉求。如今原本不敢想的幸福突然降临，令他十分感激组织关怀和同窗情谊。但是，他离开学校时的心情，却是十分的郁闷。
毕业分配教育学习班开班以后，校党委要在毕业生中发展一批新党员。陈思汀推荐了他在护校队的战友、本专业的迟乾同学，並充当他的入党介绍人。迟乾报志愿要到新疆去，学习班一结束，便匆匆赶回东北农村老家向父母告别。回校后陈思汀告诉他，支部大会要在最近召开，要他准备一个表态发言。
“家里给我找好了对象，她出身也是贫农，”迟乾说，“父母怕我到了新疆迟迟不能回家完婚，便把对象接来草草举办了婚礼，要不要向组织回报？”
“槽了。”陈思汀说，“举办了婚礼，对象就成了你的家庭主要成员。你的申请表里没填，也肯定没有她的外调材料。”
“那怎么办？”
“现在无论是函调还是去人都来不及了，”陈思汀犹豫地说，“要不就先别回报，反正她和她的家庭也没啥问题，不如等支部大会通过后再说。”
迟乾的另一位介绍人是支部委员窦复安。陈思汀把迟乾已经结婚的事和自已的意见告诉了他。他没有吱声，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支部大会召开时，没有通知迟乾参加。组织委员说他的外调材料欠缺，不具备大会讨论的条件，只好把资料放进档案，转给新单位重新审查了。陈思汀和迟乾躲在后花园里抱头痛哭一场。在离校前的党小组生活会上，陈思汀就此事做了检讨，受到批评。同学董凌云说他犯了主观的毛病，党小组长说他组织观念不强，义气太重。文革之初陈思汀挨批判时，董凌云就说他的主要问题是主观，给批判会降调；这一次他再提主观，是提醒陈思汀到了新的岗位后不要自以为是，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犯错误。党小组长是政治、业务“双肩挑”的骨干教师，他给陈思汀提的意见十分中肯。陈思汀虽然入党多年，但动乱年代没有过组织生活，组织观念没有树立起来。让陈思汀接受不了的是来自系工宣队牛队长的话。他是系党总支书记，也是本系分配办负责人。他在分配办对人说，陈思汀不让迟乾回报结婚一事，是怕把东北的分配指标转给迟乾。这话是别人告诉陈思汀的。陈思汀不怕吃苦，但十分重视名节。大概是受古书的影响，他受不了不忠不义的指责。他找到牛队长，要把去东北的名额让给迟乾。
“我的对象也是大学毕业生，两人以后还有机会调到一起；迟乾的爱人在农村，很难进城，更应该受到照顾。”陈思汀如是说。
“已经给迟乾调到了一个更合适的去处，你的指标就不用动了。”牛队长说，“还有，我给学校分配办公室说好了，林风的女朋友分到哪儿，就把林风分到哪儿，不能让别人撬咱的行，你放心。”
林风家庭出身成份高，但本人表现好，是位“可教育好的子女”。他的女朋友是外系的一位才女，叫薛瑶，工人家庭出身。薛瑶的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但薛瑶本人态度坚决，说是非林风不嫁。薛瑶本班的头头追求她，和他们系的工宣队串通，要把二人分在一起。陈思汀曾把这个情况反眏给牛队长，要求分配时照顾一下林风。牛队长的这个表态，给陈思汀吃了个定心丸。但牛队长对陈思汀的主观臆断，让他感觉人格上受到了侮辱，一直耿耿于怀。直到20年以后， 陈思汀经过一路的坎坎坷坷，看惯了世间的是是非非，来到知天命的当期，才大彻大悟：人哪，过分执着于节操也是负担。他终于释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