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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与兴元通宵长谈的第二天，牵儿和二官儿就决定把粮食卖给国家，还带动了其他几户。村长大利把大红花挂在牛角上，亲自赶上第一辆大车，把粮食送往县城，给沙姑集乡长长了脸。但是统购工作并不顺利。一些钉子户拿着算盘找过村长找乡长，硬是不按下达指标卖出粮棉。逼得乡长没办法，只好把县“保卫统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来，采取强硬手段进行收缴。特别是对富农和下降户，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开辩论会，逼其就范。按二官儿的话说，这是一次小土改。国家采取高压态势低价从农民手里收购农产品，再用高价把工业产品卖给农民，形成被经济学家称为“剪刀差”的差价，不仅让城里人揣上了“铁饭碗”，还为工业和基础建设积累了资金。各级政府为保证商品粮供应，下达指标不惜层层加码，统购了过多的“过头粮”，造成农村缺粮严重，浮肿病人增多，影响到农业生产继续发展。于是，政府又不得不拿出粮食返销给极度缺粮的农民。因为牵儿卖粮积极，也确实把家底晒透了，拿到桃花堤第一本购粮本，用兴元寄来的钱按月买回返销粮，维持生计。有的缺粮户没钱买粮，只好把本本转让给别人，自己只得到部分回馈。庄稼人不管庄稼好赖，吃饭问题都是很不牢靠的。因此，家长们千方百计要让男孩子去谋求“铁饭碗”，让女孩儿嫁给手捧“铁饭碗”的男人。种粮的人缺粮吃，不种粮的却“把嘴拱进了粮食囤里”，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漫画。从那时起，四丁儿的父亲母亲开始坚定地支持他上学，希望他通过读书，谋求到一个铁饭碗。
农业生产规模化历来被仁人智士所推崇，农业集体化也是共产党早就确定了的路线。面对千家万户，统购农产品十分费力，成了基层干部最头疼的差事，搞得干群关系也紧张起来。为改变了这一状况，政府大大加速了合作化进程。不到半年，全县普遍成立了合作社。桃花堤村成立了三个合作社。其中的庙南拐儿合作社，囊括了文秀才陈天诚和武秀才陈天雷的所有子孙后代，占合作社成员的绝大多数。即是外姓常家一支，也与秀才一族有姻亲渊源。牵儿和他的牛耕搭当常留柱，被推为正、副主任。这年的年酒聚会扩大到整个合作社成员，反正大家都还没有出五服。牵儿以“振”字辈之首、合作社社长身份，率先向麻二爷、麻三爷祝酒。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乃天下定理。”牵儿借机发表就任演说，“共产党顺乎潮流，号召组建合作社，又让咱们父老兄弟走到了一起。咱们祖上一口锅里吃饭，现今他们的子孙后代不管穷富，又聚到一块地里干活了。咱们要拧成一股绳好好干，别叫人家看咱的笑话，能给国家多交粮食，能让子孙吃上饱饭，也就可以告慰祖宗的在天之灵了。”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牵儿对孟子这句儒道互补的名言推崇之至。当初当了一阵子乡长，壮志满怀，结果一事无成，只落得一场惊恐，只好老老实实种地纳捐，当个农民。他没想到，人到中年，自己又被合作化运动推上了潮头，于是乎，兼济天下、造福乡梓的雄心重又燃烧起来。庙南拐儿农户的耕地大都是祖上传下来的，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分家析产和土改，分割成窄条小块，不适合将来搞水利化和机械化。如今刨桑棵、平田埂，把地连成一片，牵儿认为大有文章可做。他拟定每年要打五眼砖井，发动家家养猪积肥，增强土地肥力。他感到光靠土地不行，打算重开油坊；但因为花生、豆类都在统购统销之列，原料受限，最后议定种红薯做粉条。桃花堤荒滩沙地面积大，只要肯卖力气，随便开垦，历来不纳税，是取之不尽的资源。粉条可以卖钱，粉渣拿来喂猪，猪粪用来肥地，一举几得，当下就决定圈地开荒。
村党支部不允许地主加入合作社，但批准了庙南拐儿合作社全体会员的请求，让陈老义入了社。理由是，他是扶楼耩地的一把好手，还能发挥专长买到便宜牛。另外，他还献出了十亩可种的开荒地。那年陈老义低调复出，参加了年酒聚会。他给麻二爷麻三爷几位长辈敬完酒，啥话没说就告退了。不过，当四丁儿来送饺子时，倒是听到了他说的话：
“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不，我陈老义又和大伙拉平了。”四丁儿推门进屋，把他吓
了一跳。
“四丁儿，你听见爷爷说啥啦？”
“大丈夫能屈能伸…”
“好个四丁儿，你把爷爷这话记住就行了，千万不要对人讲是我说的。”
这是一句千古名言，后来四丁儿时常挂在嘴上，但他从来没向人透露过，第一次竟是从一个地主那儿听到的。
为筹措合作社发展资金，牵儿带领车队抢在春耕之前跑了两趟运输。一开春，社里的壮劳力就在陈老义“庄园”旁摆下垦荒战场。庙南拐儿合作社还颁布了两项新政：一是把牛集中喂养，把羊集中起来放牧，一下子把孩子们从割草、放羊两项活计中解放出来。二是，12岁以下的孩子参加劳动不给记工分，割来的草过秤，也只记一、两分，逼着家长送他们去上学。辍学的和没上过学的男孩儿拿起了课本，学校又一次爆棚。桃花堤女孩儿上学的还是寥寥无几，因为她们从小忙的是针红和纺棉花，受合作社新政影响不大，而重男轻女的老观念此时还依然故我，认为女孩子长大要嫁人，读书没啥用。其结果是，男孩子几乎没有了文盲，而识字的女孩儿却为数不多。
桃花堤合作社搞得红红火火，这年秋后算账，完成公粮和统购任务后，各家各户分到的粮食都够吃到新麦上场。原本犹豫观望的几户也自愿加入。子仁的长子振禄是富农，有牛有马有劳力，大车农具齐备，今年收成也不错。桃花堤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分红，牲畜顶劳力争工分，大农具作价，分批偿还，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振禄认为土地分红比例太小，农具作价分批偿还也不可靠，坚持单干。他晒出了全年亩产收成，声言要与合作社比个高低。村委会给他下达了统购指标，逼他如数卖给公家。振禄傻眼了，被熬了7个通宵的鹰，把粮食、棉花和花生卖给了国家。他找到牵儿，申请加入了合作社。最后，牵儿也把人人嫌弃的地主二扣儿拉了进来。至此，在庙南拐儿合作社应该覆盖的范围内，单干户都被消灭了。
秋后的一天清早，孙老师带领学生到大堤顶去跑操。在堤下的打麦场上，肖盐店小学的李老师，也早就带着学生在活动。堤上堤下“一、二、三、四”的呼喊此起彼伏，大有一争高下之势。这样对阵了三天。第四天，肖盐店小学提出挑战，要比赛唱歌。谁怕谁呀！在老师的鼓励下，桃花堤全校同学连跑带颠冲下大堤，在麦场上重新列队，与对方你一支我一支地赛起歌来。肖盐店出来工作的干部多，村民不像桃花堤村那么守旧，学校的女生占了一半，而且特别活跃。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双方同学共同唱起都熟悉的歌曲，分别由陈思汀和肖云燕打拍子。 气氛渐趋热烈。桃花堤男生一改害羞和胆怯，很快进入角色。肖云燕爽朗的性格，咯咯的笑声，很快赢得了陈思汀的好感。她的眉梢鬓角处有一片星星点点的黑炭沙，使四丁儿感到特别亲切。因为从他吃奶的时候起，就开始欣赏母亲脸上那道美丽的风景线了。
陈思汀他们掉进了两位老师设计的陷阱。原来，由于学生陆续增加，一位老师要教几个年级的课，着实忙活不过来；每逢外出开会、学习，或家里有事不能到校，学生就得放假，成了一大困局。于是，上面提出并校方案。为减少学生和家长的阻力，两位老师才设谋先把学生搞定。当老师提出要把学校搬到肖盐店时，陈思汀第一个举手赞成。同学们个个同意，兴高采烈，为的是能和肖盐店同学一块唱歌跳舞做游戏。有的村已经成立了高级社，桃花堤村也是早晚的事。村干部正发愁找不到大院落做社址，学校搬走正好腾出个地方。至于家长，桃花堤有三成的耕地在肖盐店以远，下地干活来回都得穿村而过，觉得孩子跑二里路去上学也没啥不方便。至此，两校合并水到渠成。肖云燕很聪明，年终考试名列第一，陈思汀只好屈居亚军。桃花堤的同学都感到丢了面子，而他却不以为然。能和肖云燕坐着红椅子位列前茅，他心里很是受用。二姐蓝玉上高小路经肖盐店，叫上她的同学肖云英结伴同行。肖云英是烈士的女儿。她告诉蓝玉，鬼子进村时，云燕的父亲正背着小山似的棉花柴从野外往家走，被三八大盖一枪撂倒，再也没有爬起来。事隔半年，云燕才出生。由于过度悲伤，她的母亲不下奶水，是爷爷揣着她走村串户找奶水，才拣回了一条小命。
“你说的是肖老贵的孙女。”蓝玉讲述云燕的事情时，枣花忽然插话说，“当时刚生了四丁儿，肖老贵每次把孩子抱来，俺都先让她喝饱，可怜的闺女。”枣花说着又要抹眼泪。
“娘，你没有白奶她。”蓝玉安慰母亲说，“云燕考试第一，比咱四丁儿还聪明呢，长大了肯定有出息。”
“那是老天爷长眼了。你得空儿时把闺女领家来，让我看看。”不知她出于怀旧，还是惦记着给儿子找媳妇儿，反正让四丁儿觉得和云燕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步。
年前媫芳生了个儿子，乳名柳根儿。枣花盼望了好几年的愿望实现了，又增添了新的动力，虽然很辛苦，却活得愈加的开心。四丁儿有了一项新任务，就是给侄子柳根儿背沙土。桃花堤坐落在沙窝里，最丰富的资源是沙土，但没有什么用处。不知祖上那位智者发现了沙土的无用之用，拿它充当了婴儿的尿不湿。把婴儿放进盛有沙土的布袋里，露出脑袋和两只胳膊，任他展转踢蹬，母亲只管做家务，等他拉撒完了，再换上在炕头上暖热乎的新沙袋。直到二十世纪末，这项发明还在有人使用，省钱啊！从此以后，一看要下雨，四丁儿拿上布袋就去背沙土，再也顾不上去疯跑。
大街小巷忽然出现了不少卖乌龟的小贩。乌龟只有小孩的拳头那么大，阶格便宜，一时成了孩子们的希罕玩物。此时成立高级社的传闻纷至沓来。“龟”与“归”谐音，它的登场被市井舆论解读为初级社要归并成高级社了。外地传来消息：成立高级社后，耕地和生产资料无偿归公，原来承诺的土地分红和农具作价就不算数了。振禄从牛棚里拉走自家的黄牛，要送往屠宰场，被牵儿追了回来。
“县里通知我去开会，打听明白了再说不迟。”牵儿劝告企图牵牛送宰的社员说，“没有牛，庄稼人还咋个种地呀？”他让副社长常留柱看好牛棚，匆匆赶往O城。
此时已近年关。田野上白雪皑皑，像被子一样把麦苗封盖严实。“朱洪武坐南京风调雨顺…”牵儿哼着四股弦小调得意的想，明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乡亲们能多吃几天馍馍和烙饼了。路上，牵儿遇见参加全县党员大会回村的党员。支书大利告诉牵儿，他参加的是县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在会上，部长要求与会者发表对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认识和反映。牵儿总结了本社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肯定了合作化的方向，但对成立高级社要取消土地分红的传闻提出质疑，认为会影响老中农和土改后新中农的积极性。这部分社员是农业生产骨干，占了合作社的一多半。为保护耕牛不被宰杀，他要求澄清牲畜和农具作价作废的说法。
座谈完就散会了，牵儿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第二天，他在城郊考察了一家粉条生产作坊，一路盘算着回到桃花堤。村里正在召开村民大会，动员成立高级社，并宣布了几条纪律，其中包括严禁宰杀耕牛。
春节过后，桃花堤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就挂牌了，宣布耕地和一切农资归公。十天后，更高一级的沙姑集高级社成立，囊括了全乡所有的农户。桃花堤变成大队，庙南拐儿合作社改称小队，只管干活，所有收成上交，由高级社平均分配。二官儿说这就叫共产，是共产党追求的社会主义，比土改更彻底。他积极拥护新政，被村支书大利推荐为大队会计。牵儿有些迷茫，不知道以后该用什么办法笼络大家种好庄稼。还好，他的搭当、贫农出身的常留柱当了小队长，新中农出身的本家兄弟振山当了小队副。他又无官一身轻了。牵儿不会知道，他的丢官是上面路线斗争的结果。土改后，农村很快面临两极分化，互助合作是小农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个方向在中央没有分歧。问题出在速度上。主管农业的邓子恢主张合作化的步伐要适应工业化的进度，即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稳步前进，不宜操之过急，当前一个时期只宜大量兴办初级社，维持土地私有权和土地分红；而毛泽东主席则批评他像个小脚女人，走路一摇三摆，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快生产关系的改造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在他的亲自推动下，掀起轰轰烈烈的合作化高潮。合作社遍地开化，並很快转为高级社、人民公社，几千年的私有制小农经济，一夜之间被消灭了，进入了社会主义。牵儿在这场大变革中站错了队，只好又去独善其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