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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哥啊，俺二叔绰号赛周仓，硬功法术你是知道的，也没逃过洋枪。从那时起我琢磨了半辈子，得出一个念头：要想躲过枪子，就只有一招，听见枪响立马倒地。要是练到神速，比神功管用。”麻三爷说，“我先抛起两只碗引二小儿开枪，然后倒地，自以为能让酒壶躲过枪子，没想到还是叫他给打穿了。这小子出枪太快了。”
子刚慢悠悠地走来说:“爹，我没上你的当，第一枪就先把锡壶给打了。玩枪不是光凭手快，还得用脑子。”
风来火举起漏壶向拳勇们喊话：“你们都听见了吗？今儿麻三爷爷俩给我们上了第一课：遇到打枪别他娘的直着脖子硬往前冲，要爬下避一避，匍匐前进，瞅准时机再猛冲猛打。再就是，玩儿枪是个精巧活儿，要多动心眼儿；不然的话，枪拿在手里就和烧火棍差不多。好了，以后大家就跟陈教头好好学吧！”他转身对谷口中尉等几位竞争者说，“你们几位就照麻三爷那样，也给部下当把子试吧试吧，咋样？”三人下意识地摸摸脑袋，没有应声。
日军调集五县日伪军，对O城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反复扫荡了近一个月。这些天，抗日游击队没有到过桃花堤，日伪军也顾不上来骚扰。但每天都有消息传来，这村被烧啦，那村男人被铡死几个、女人被抓走多少啦。还有就是，隔三差五，就有抢来的牛车满载粮食从村前大道经过。村民们一夕数惊，连集上也不敢去了。民兵队长大利带着几名骨干追随区小队活动，其他人都把枪埋起来，躲避风头。牵儿接到通知，要他带领全乡村长去古渡镇开会，并放下话说，那个不去，立马派兵去他的村里抓人拉牛。二官儿与子刚、田立疆都失去了联系，无计可施，只好劝大哥硬着头皮去支应差事。崔凤虎在伪区公所等候，点名后二话不说，便把村长们带到设在牌坊街的日军洪部。
两个日本兵押来一名传教士，牵儿认识，是城北基督教教堂的牧师，教名亚哥。日本兵初到古渡镇时，到处抓人，牵儿曾随人群到教堂避难，开门接待的就是亚哥。这位亚哥，就是在庚子事变前教堂医生接生的那个孩子。庚子事变时，边家村教民都退出了天主教，只有亚哥和爷爷边老重没有宣布退教。后来亚哥在教会学校读书，表现突出，受到神甫的鼓励，说要培养他当神甫。边老重就剩下这一根独苗，亚哥要是不能娶妻生子，他就绝后了。权衡利弊，边老重让亚哥退出天主教，转而投奔基督新教。反正二者是主内同根，都是信仰圣经和耶稣的；即使亚哥以后当了牧师，还可以给他生孙子，把祖宗和圣主都兼顾到了。后来亚哥被天津基督教通圣会按立为牧师，也没有辜负爷爷的期待，给他生了个传宗接代的孙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欧美的牧师、传教士相继离开，亚哥临危受命，接任了古渡镇教堂的牧师。日本驻军小队长，是刚从县城调来替换河野的谷口中尉，见人来齐，可着嗓子叫道:
“通八路的，统统地下地狱；我的牧师，你上天堂去吧！”
谷口小队长“刷”地抽出战刀斜劈下去，其手法竟与门仓杀害挑花堤村长如出一辙！牵儿已不像第一次看到鬼子劈人那样胆寒了，但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鬼子天天杀人，洪部成了伪区长崔凤虎培训乡、村长的第一课堂。他告诉与会者，十几天前，亚哥牧师在教堂门外发现五名受伤的八路军，把他们藏在教堂里躲过追杀，之后又亲自护送伤员到大名教会医院疗伤。这事儿直到最近才被人告密。据说，五名八路当中，就有日本人悬赏捉拿的武工队队长。“本来日本教会还打算和牧师洽谈合作事项，这一下全完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都听着，老老实实按皇军安排办事，可保你全家、全村平安无事；不然的话，被抓进洪门，我也救不了你们。”
听完崔凤虎训话，村长们背着门牌和按亩纳粮的任务，心情沉重地离开古渡镇。牵儿的心情更为沉重。他担心，受伤的武工队员中，可能就包括子刚叔。
牵儿的猜测设有错。子刚在朱家楼得到重用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促成柳达风和风来火见面，达成互不蚕食地盘、允许游击队员过境和掩护抗战人员等三项君子协定；二是赶走了东北风。东北风不断蚕食抗日根据地，还趁鬼子扫荡之机落井下石，到根据地抢粮拉牛，民愤极大。其实，东北风在乱世之中又祭起了土匪的生存之道，连风来火和日伪的地盘也时有光顾，但对抗日根据地危害最大。东北风人多抢多，八路主力还在太行山休整，子刚只好采用借刀杀人之计谋除掉这个害群之马。他提供情报，让风来火出面向日军告状，说东北风暗通八路。日军听信了风来火的话，调兵围剿东北风，东北风率残部突围，去投奔盘据在冠县的另一支土匪武装。子刚还把他的战友拉进来当助教，竟然成立了一个秘密党支部。红枪会会众大都是淳朴而又贫穷的农民子弟，子刚他们发挥既是武工队又是宣传队的优势，很快团结了一批骨干。这些骨干回村后，把红枪会改造成民兵自卫队，还组织会水的队员成立起一支摆渡船和架浮桥的小队，明面上为过往百姓提供方便，暗地里从事接送抗战人员的工作。
夏南谦和芳姣在五里铺开了个杂货店，以此做掩护开展敌工和搜集情报工作。夏南谦表姐的公公在伪县政府当秘书，他的一位同学任伪军大队队副，经过工作，二人都同意为抗日政府做事。夫妻二人利用亲戚、同学和熟人朋友等关系，也就是后来一位学者说的农村文化网络，对敌伪人员开展亲情攻势。边区政府向敌伪人员发放了一种《抗日同情证》，封面印有红脸绿袍的关羽画像和“身在曹营心在汉”字样，里面写的是抗日形势和劝导书。O城本地人在日伪军政部门做事的不少，但真正的铁杆汉奸为数不多。这些人在家属、亲友劝导下，都珍藏着一份“同情证”，尽量少做坏事儿，有机会就给抗日政府帮点忙，给自己留条后路。伪政府治安军都是外地人，反动而顽固，在本地很难找到关系做他们的工作。夏南谦了解到，治安军里有位姓车的排副，出身贫苦，当兵多年还是光棍一个。芳姣把五里铺的一位名叫宝欣的姑娘介绍给他，在城里结婚安家。车排副感激不尽，成了可靠的内线人员。在大扫荡开始前，抗日政府得到情报，机关人员秘密离开根据地，转移到风来火红枪会控制的地盘，隐蔽在一个叫芦湾的地方。芦湾濒临卫河，单等扫荡开始，便迅速渡河冲出包围，转到外线。渡河的时机要准确，早了会被发现，晚了就逃不出去了。
夏南谦两口像热锅上的蚂蚁，日夜焦急地等待城里的消息。这天，家家户户都熄灯睡觉了，宝欣挺着大肚子踉踉跄跄地跑来报信，说治安军接到命令，天亮前要出发参加“铁壁合围”，任务是封锁卫河一线。O城全城戒严，城门关闭，车排副无法脱身，只好冒险用绳子把怀孕的妻子坠下城墙报信。情况紧急，夏南谦让芳姣照顾宝欣，自已飞马去报告敌情。县长闻报，立即率机关踏上临时架起的浮桥。浮桥是一排用绳索串起来的小船，为确保渡河顺利，架桥队员浸在水里将其固定。田立疆率独立营在对岸警戒接应，而子刚的武工队和两个区小队，则布阵河东，负责掩护过河和断后。因获得情报及时，在大队敌人到来之前，本来有充余的时间转移，但武工队遭遇了日伪军的夜袭队，双方开火激战。刚出城的马队闻声直奔芦湾。这支夜袭队是专门为追踪武工队而成立的，由3名日本兵和9名伪军组成。伪军中有一名特殊人物，叫韩建，曾任八区民团副团长。民团被范将军改变后，韩建进入抗日政府，在田立疆外出培训期间代理过独立营营长，和子刚有过交际。在敌人扫荡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韩建在崔凤虎的劝说下投敌，担任伪军中队长，驻守在马堂铺据点。他听人描述过红枪会教练的长像和身手，断定此人就是武工队队长鲁文光。日军把他调到夜袭队任副队长，专门在夜间活动，追寻武工队的下落。
在夜幕笼罩下，趁敌人还没有发现过河人马，子刚故意暴露武工队的行动，牵引敌人远离浮桥。武功队被三面包围，借助黑暗与敌人对峙。约莫机关人马渡河完毕，浮桥已被拆除，子刚才下令借芦苇丛的掩护分散突围。他和四位水性好的队员跳河逃生，引来敌人沿河追赶，密集射击。当五人登上对岸时，发现人人挂彩，血流不止。有两位伤及筋骨，在队友搀扶下好不容易才爬过河堤。这里是古渡镇的北门外，教堂和教会医院就在面前。亚哥牧师听见枪声不断，开门观察动静，把子刚他们接进教堂，不幸被内奸告密罹难。牵儿没敢把在镇上听到的消息告诉麻三爷家人，只告诉了二官儿。正当他们准备去大名打听子刚下落时，田立疆传来消息：子刚和他的队员已经被接进西山休养去了。
不管是国民政府的乡闾制，还是日本人推行的保甲制，桃花堤的闾、甲都是按族群划分的。这种古代宗族制形成的乡村组织结构，一直传递到20世纪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队。鲁西的其他村庄也大抵如是。麻二爷的头衔，由庙南拐儿的闾长变为甲长。他的辈份最高，年纪最大，学问和见识也高人一头，是当然的族长。但麻二爷的家业却不尽人意。长子子礼有两个儿子，`一家日子还过得去；次子子信体弱多病，家境渐渐地就落了下风。去年一年没有下过一场透雨，麦、秋两季只有四、五分收成。今年正月十五月明如镜，天空一丝儿云彩也没有，旱象已露端倪。麻二爷推算，他出生前的戊寅年特大旱灾，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六十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很可能就要降临。他早早地打发子信一家下关东，去投奔亲娘舅家的表弟，把土地交给子礼打理，减轻了度灾压力。麻二爷的远见卓识很快就得到了验证。从春到秋，天气持续干旱，河道干涸，大地龟裂，秋季庄稼没有结子就枯萎了，连小麦都没种上，即使播下种子，也没有出苗。这就意味着，至少到明年秋收之前，土地上将颗粒无收。像牵儿这样的中等农户，一般要存上一年的口粮，还能沈住气。但村里一半以上的人家是少地户，平常年景也仅够糊口，遇上灾年，眼看连冬天都挨不过去。村民们慌了，纷纷携家带口下关东，百余户人家的桃花堤，竟有四十几户去逃荒。到了这地步，土地，庄子，孩子，什么都不值钱了，只有粮食值钱，一亩地只能换来两斗高粮。卖地救不了命。即使靠卖庄子卖地活下来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桃花堤人不情愿靠卖地度荒，轻车熟路就是闯关东。
粮食也成了日伪政权、抗日政府和各种顽杂武装争夺的标的物。谁拿到了粮食，谁就能保持和壮大力量，把对方逼上死路。在敌人统治区和半统治区，日伪军主要是依靠伪政权催交税赋和摊派粮款，对抗日根据地则是通过扫荡进行抢劫。作为伪乡长的牵儿，面临的压力主要不是自家度荒问题，而是来自敌我双方的要粮压力。从大清朝到民国，遇到这样的灾荒年都要减免或缓收田赋，但日伪政权没有这一说，为储备军粮和防止粮食流向抗日根据地，他们加紧催缴，竭泽而鱼。抗日政府则针锋相对，大力开展“抗不缴”运动，要求距县城5里以外的村庄不向敌人交一粒米、一文钱，谁敢主动给日伪送粮，定遭制裁。抗日政府因灾荒停止征缴抗日粮，而提出“借粮度荒”主张，要求富余户自愿把存粮拿出来，借给缺粮户度过荒年，秋后归还。按人均地亩算，庙南拐儿存粮多的第一户，应该是良子婆媳俩。良子患病，儿媳陈潘氏当家。她把地都交给娘家兄弟租种，只供婆媳吃穿用度，余粮都被拉走了。第二户是子仁的次子陈振富，小名二扣儿。子仁过世后，二扣儿分得四十多亩地。别看他年纪不大，种地可是把好手，也极会省俭算计，几年间又趁灾荒购地30亩，跃据庙南拐儿首富。只是此子十分吝啬，好占便宜。他的每块耕地，都和大哥振禄的耕地搭界，每隔上两、三年，他都会偷偷移动作为地界的槡棵，蚕食大哥一犁地。族人看不下去。但振禄碍着面子不吱声，别人也不好打抱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