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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末入厂的职工，虽然在隆隆机器声中干了30年，对土地仍然怀有深厚的眷恋之情。陈思汀拉上总图工程师，现场勘察、规划，赶在植树节前，先在120亩没有建筑物的空地上栽上苹果、葡萄和鸭梨。在聘请来的技师指导下，职工们很快进入角色。低洼处注水变成小湖泊，水泮建起鸭棚，白洋淀的鸭苗很快入住，成了厂区别开生面的景点，不少职工下班后喜欢来这里转一圈。职工食堂早就有养猪习惯，有了资金支持，很快建成几十排猪舍，买来两头种猪和数十头母猪，一窩窝猪崽哼哼唧唧地临世了。原来，为了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行政处专门买了十几头怀孕的母猪。
高炉废墟上有几间房子，打扫一下就充当了饲料加工厂和陈思汀的临时办公室，属下各部门都到这里回报、请示工作。有人私下说，厂长报复陈思汀，把他发配到边疆了。陈思汀不这么想。他认为，这一次是他与厂长理念上的深度契合。在当时的环境下，利用有利条件大办农副业生产，既符合市场需求，也是企业自行消化富余人员的途经。在开发果园和修建养殖厂过程中，有不少活是机关职工轮流参加劳动完成的，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陈思汀算了一笔账，全厂8000职工，算上家属两万有余。5人一头200斤的肥猪，每年需出栏4000头。场地怎么办？饲料哪里来？厂长和他不谋而合，决定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集种稙和养殖一体化的农场。
陈思汀去洗澡，遇见退休职工毕思麦。他在材料车间上班多年，得了矽肺病，换岗看澡堂。他有一手剃头的手艺，在澡堂里大显身手，职工中的光头多半都是他的杰作。一次女工澡堂叫喊水不热，他进去说，我来摸摸水凉不凉，大家不要怕，我闭着眼啥也看不到。女人们大哗，尖叫，纷纷蹲在地上。女澡堂没有水池，只有淋浴，她们每人都带着一个脸盆。一位大胆的女工灵机一动，端起一盆水泼到他的头上。
“泼他，把他撵出去！”她喊道。
倾盆大雨接连浇下。
“别泼了！水是凉的，我知道了！”毕思麦被赶出女澡堂，变成了落汤鸡。有人调侃他有眼福，他认真地说：“我是闭着眼进去的，被一盆接一盆的凉水泼在头上，连睁眼偷看的机会都没有。真的啥都没看见。”他由此得了个绰号叫闭眼摸。为平息女职工的愤怒，毕思麦被炒了鱿鱼。因为工伤在身，一时找不到合的岗位，就让他提前离岗回了老家，工资照发。他家的房子破旧，被大雨浇塌，陈思汀让行政科从厂里拉些废旧材料帮他修好。他住在离厂20余里外的农村，隔些日子就来厂洗回澡，给光头们剃头。
陈思汀洗完，澡堂里就剩下他和毕思麦。
“你家分到几亩地？”
“5亩。我又承包了60亩荒地。”
“荒地？”
“村北地处大沙河下游，从前是沼泽地，尽是芦苇。后来天旱，上面又修建了水库和电厂，地里就没水了，村里开垦出来承包给村民，每亩地一年200块钱。”
“你行啊，当上地主了。”
“不叫地主，叫农场主。”毕思麦纠正说，“我后年就该正式退休了。儿子要接班进厂，20多亩地就够种了，我想把40亩地转给别人。”
“先别转让给别人，”陈思汀说，“咱厂想办个农场。我向厂长回报一下，后天给你信。”
“好啊！”毕思麦高兴地说，“大队上还没说向外村人出租，就先办在我的名下吧。”农村已经取消了人民公社以及大队、小队番号，村民仍然自称是社员，把村委会称为大队。
办公会同意用这些地办个农场，有机会还可扩大，投资从职工福利费支出。为保险起见，陈思汀还是拜访了村委会，与其签订了为期12年的协议。地里有一眼井和几间房，一次性交付2. 3万元使用权和每亩每年40元的管理费。5名职工进场常驻，农场很快开张，不误春播。陈思汀还把家里的一只狗送给农场，儿子们恋恋不舍，每到星期天都要拿上吃食去探望。人浮于事的机关和后勤部门又有事干了，每天轮流下农场干活，午歺是食堂送来的大包子、鸡蛋汤，不少职工和陈思汀一样，好像又找到了在生产队劳动的感觉。农场的收获供应职工食堂和幼儿园，並在食堂设置熟食点，方便在家吃饭的职工购买。
厂长曾在《五七干校》当过连长，对办农厂情有独钟。一次他来视察，毕思麦从小池塘里抓了一条鱼、从鸡笼里拣了几个鸡蛋设宴招待。厂长情不自禁地吟咏两句陶渊明的诗，好像品到了田园生活的味道。毕思麦没听懂啥意思，但感觉到了厂长的高兴。
“我去大队部打个电话，让县长前来作陪。”毕思麦说。
“县长那么忙，是你能随叫随到的？”陈思汀问。
“他是北京来的干部，也喜欢写诗什么的。”毕思麦说，“他在我这喝过酒，应该给个面子。”
“不用了，有空时我去拜访县长。”厂长说，“下午有会，我得赶快回去。”
隔天再来的时候，陈思汀给毕思麦拿来两瓶酒，说是厂长感谢他的招待。陈思汀不愿意让厂长落下沾群众便宜的话柄。
周边再无地可租，这点地不值得购置农业机械，用的是最原始的耕作方式，牛犁还是向村民租用的。工业化艰难起步，农业机械化还在襁褓中，分田到户以后，田野上又恢复建国初的景象。这两年菜篮子工程见效，城郊农民种菜积极性大增。因为还不时兴大棚种植和错季种植，每到旺季，蔬菜摆满大街小巷。陈思汀发现，自家农场的作物就是不计人工成本，还是不比菜农的便宜。但此时肉、蛋、奶仍然供不应求。特别是牛奶，还是职工饭桌上的稀罕食品。邻村牛庄有个奶牛厂，一个周末，陈思汀独自一人找上门。主人牛朝盛36岁，精明能干。他告诉陈思汀，他原是本村党支部书记，因超生被罚款、免职。他在职时创办了养牛场，想发展集体经济，但继任支书感到集体经济费力不讨好，难以见效，要把养牛场包出去。没人敢承包，他出手接盘。陈思汀详细询问奶牛飼养、飼料青蓄全过程，直到日暮，意犹未尽，应牛朝盛之邀去他家里小酌。牛家在一个巷子深处，长方形的四合院显得有点拥挤。三个女儿在院里玩耍，媳妇儿端着热气腾腾的馒头筐从厨房出来。
“来客了？你们先喝茶，我去拌个凉菜，炸盘花生豆，就着刚出锅的大包子下酒吧！”她热情地说。牛朝盛当过农村土建工程包工头，又当过村干部，家里不断有客人造访，媳妇儿习以为常。
“又要照顾孩子，还要忙活家务，辛苦你了。”陈思汀说。
“还得下地干活呢，庄稼人就这命。”她不无自嘲地说，“养活仨孩子确实累人，这都是自找的。”
半茶碗酒下肚，陈思汀提出个疑问：
“刚才进村时听大喇叭喊，明天乡里来检查计划生育，让家长把孩子看管好，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家长把超生的孩子藏起来，不要让检查人员查到。”
“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对抗计划生育政策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牛朝盛苦笑说，“这还是我当支书那会儿从外村学来的。要是完全按照上级规定执行，让全村近一半的人家断子绝孙，我就成了全村的公敌、历史的罪人了。”
“企业执行一胎化十分严格。”陈思汀说，“我分管计划生育，可是根本就不用我操心，厂计生委主任直接对接市计生办，铁面无私，超生者一律开除，职工没人敢越雷池一步。我要是过问一下，还有说清之嫌呢。…农村这样做，计划生育政策不就流产了么？”
“我们是有底线的。”牛朝盛说，“国家给农村放宽了政策，让生了女孩的夫妻再生一胎；我们又放了一马，让生了两个女孩儿的夫妻再生第三胎，不管是男是女，到此为止。如果还要生，就不客气了，收地扒房，强制绝育。”
“大喇叭都喊出去了，肯定会被上级发现。”陈思汀担心地问，“超生的孩子户口怎么办？”
“谁家都在十里八村有亲戚朋友，孩子一出生就东躲西藏，老辈子打游击那一套都用上了。”牛朝盛说，“如果第二胎还是个女孩儿，都不会去上户口，等着和第三胎一块报双胞胎。牛庄去年一年就生了18个双胞胎。”
“这项发明可以申请专利了。”陈思汀笑喷了说。
“其实，乡政府的干部大都是本地人，这些事根本瞒不过他们。只要上级不追查，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起来都是亲戚里道的，谁也不会撕破脸皮，不然的话，双胞胎报户口就很难办。”
问起他被免职的情况，牛朝盛说，牛庄有牛、杨、朱三大姓组成，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一致对外，但在本村政权归属上都是各怀二心，明争暗斗。前年因超生严重，县委书记、县长受到警告处分，分管计生工作的副职受到记过处分，全县计生工作刮起一阵风暴，罚款一批，处分一批，结扎一批。他被人举报到县里，当了典型。
媳妇儿打整好孩子上炕睡觉，凑过来斟酒，插话说：“去县城结扎那天，他硬是把我从车上拽下来，跑去把自个儿结扎了，可把我后悔死了。村西头的虎生媳妇儿结扎了，虎生到外地做买卖，和二奶生了个儿子抱回家来，他媳妇儿高兴坏了，抱着孩子满街谝呢。”
“乡里不管吗？”
“人家赚了钱，主动上交罸款，女人都结扎过了，还怕啥呀？”朝盛媳儿的怨气又上来了，数落丈夫说，“论挣钱虎生哪比得了你？就是你从外边抱来俩儿子，我都会当亲生儿子养活，现在啥指望也没了。”
“咱不还是个党员嘛…”朝盛喝口闷酒说。
媳妇说到气头上，斟满一茶碗，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地灌进自己肚里，倒在炕上睡觉去了。两个男人酒兴全消。陈思汀酒量不大，喝多了只想睡觉，和衣倒在厢房的竹床上，一觉睡到日上三竿。
陈思汀从农场叫上两名职工到养牛厂学习，牛朝盛不厌其烦地介绍他的养牛经，还说，要是农场养奶牛，他可以当顾问，不要报酬。第二天，大家正在丈量场地，准备写个报告申请费用，通信员乘吉普车赶来接陈思汀，说是厅长来了，问他哪里去了。陈思汀只和厅长近距离接触过一次。厅长主持企业职工队伍建设和教育会，听取各企业回报。人家都有经验，事先准备好了发言稿，从容地上台做报告似的照本宣科。陈思汀不知道会是这样开法，事先没有准备，当点到自己时只好硬着头皮上台，把企业面临的问题和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做了回报，惴惴不安地回到座位上。
“小陈厂长沒拿稿讲了40分钟，没有空话、套话，我和大家听的都很认真。还是要提拔年轻干部，才能给领导层带来一股新风。”厅长说，“工作人员给他的发言录了音，会后整理出来发给大家。”厅长做报告时只拿了一纸提纲，会后整理出一份提要让大家带回去传达。
“你直接到二楼会议室去吧，”来到办公楼下，通信员说，“刚才我往家里打电话找你，听说这两天你不在厂里，也没有出差，嫂子很着急。我去给她说一声。”
从到办公室当秘书时起，因家里住处紧张，陈思汀就经常在值班室睡觉，有时周日也加班写东西。鲁茜华习以为常，家里除了买粮、储菜、打蜂窩煤等重活，自己能做的都不值望他，连老人、孩子头疼脑热也是她请假领着去看医生。陈思汀出差都会告诉她，这次既没在厂里也没出差，让她担心起来。
“陈厂长，你不是分管人事吗，怎么忙活起鸡鸭来了？”陈思汀一进门，厅长劈头问道，“上次你说的职工办班轮训搞的怎样了？”
“分批办班已经搞了三期。”迟余厂长回答说，“富余人员太多，光靠办班没法解决，小陈想搞副业实现人员分流，我支持他。”
“有几个企业比你们搞的早，也有成效，但都没有解决企业臃肿的问题。”厅长说，“国有企业办社会是从胎里带来的，在当前环境下，不管是背着也好，抱着也好，都得把这些服务部门和富余人员养起来。国家给了企业按利税增长提取工资的政策，但企业内部人多粥少，都得分一杯糕，很难体现以效率为主、照顾公平的原则，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不到充分调动，在市场竞争中，特别是在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竞争中，是很困难的。”厅长接着介绍了几个企业的主辅分离、竞争上岗、停薪留职等做法，“现在的企业像是拱出地面的蝉蛹，还被一身金甲包裹着，如何脱颖而出，还要经过阵痛的折磨。当下我们是在挣扎，也是在创造。”
厅长这次来另有要务，他宣布由副厂长巩田任厂长，迟余另有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