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 划成分二官儿留下隐患 做担保陈老义被骗牛钱

梁队长回来了，跟他一同回村的还有几名去区上参加整党的党员，其中包括村长大利和陈振飞。38年入党的三名党员中，有一位群众揭发他往公粮里掺水，被开除；还有一位当了副区长，因逃避南下自动脱党。看到这种结局，二官儿心里释然了很多。其实，他心里一直渴望着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两个月前，子刚从佳木斯寄来一封信，说是剿匪时遇到一个向导，日本投降时他从河里抢就出一名日本姑娘做妻子，生有一子。向导还说，小时候他是从关里逃荒来的，与家人走散，被一户人家收养。他还记得老家有大堤、沙河和果树行。子刚来信最后写道：“这位向导有可能就是走失的侄子。我还没有来得及细问，就遭遇了中央胡子，追剿中在大草甸子里和他走散。侄子还活着，请爷爷放心，以后我会找到他的。”麻三爷一下子高兴胡涂了，满街跑着逢人就说，俺的孙子找着了，俺孙子也有儿子啦！二官儿按来信地址专门寄信给子刚，请他给村支部写个证明，以实现自己的找党梦。他不知道子刚已经改名叫鲁文光，信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自此，子刚从人间消失，再也没有消息。当大利问二官儿是不是入过党时，他漠然一笑说，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心里有就行了。大利和二官儿都明白，现在要让二官儿重新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

梁队长宣布复查运动停止，转问划分阶级成分和参军运动。村党支部恢复活动，大利官复原职，发展黄喜儿入党，补选振飞为支委。党员都参加了贫农委员会，党支部实际上成了贫农会的核心。梁队长带回了上级的新精神，要纠正复查运动中“左”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中不中，问贫农”不再提起，侵犯中农财产被禁止。他没有指责运动中的过火行为，而是因势利导，进入划分阶级阶段。划分阶级首先是家庭自报，小组公议，然后报贫农会批准，出第一榜公示。第一榜公布后，宣布撤消贫农会，成立农民委员会，村民称其为新农会。新农会吸收中农参加，保证其代表人数不少于三分之一。牵儿沾了军属的光，有幸当选为代表。经新农会全体代表评议后，阶级成份划分公布第二榜。陈老义的地主成份和牵儿的中农成份没有争议，但有人对二官儿的中农成份提出疑义，说麻二爷的儿子种着他的8亩地，应属于出租。为此，麻二爷出具书面材料，证明二官儿从未收过租金，早就把8亩地还给儿子，连赎金都没要。农民会给二官儿按中农成分报到区上，同时附上了检举意见和麻二爷的证明。区上批回了桃花堤的成分花名册，作为第三榜公布。这就是划定成分的三榜定案。但是，二官儿的名字从中农榜单中划掉了，却也没有在其他成分榜上出现。也就是说，他只通过了两榜。大利找到区上，把二官儿抗战以来的表现做了详细汇报。领导说，8亩地的归属一时也不好判定，不过二官儿的情况符合开明士绅条件，就按中农对待吧。在以后的岁月里，二官儿一直以中农的身分活跃在桃花堤村的政治舞台上。直到60年代的“四清”运动时，有人揭发他是地主，所谓开明士绅也没有找到文件依据。本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五十年代初出台过文件，其中有一条关于开明士绅的规定。但四清队没看到，在重新划定成分时，把二官儿定为地主。历史这一不经意的疏忽，让他的儿子道生的命运遭遇致命的打击，也给了他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这是后话。

阶级划分完毕后，牵儿参加了土地、人口调查登记小组，算出土地总数、每人的平均数，在各户间进行抽多补少、好赖调换。他双手并用的珠算技能派上了用场，噼里啪啦的响声彻夜不绝。他暗自庆幸。如果当初不听儿子的话留着那几亩地，家庭成份就搭上富农的边了，至少也是个富余中农。自己不光多出的耕地要被抽走，连参加农会的资格也没有了。兴元投笔从戎，也让他获得不少的尊重。“人要脸，树要皮”，经过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在乡间保住这样的地位，牵儿满足了。“后生可畏”，他忽然明白，以后要听儿子的了。他甚至觉得，当初父亲给自己少分几亩地，也是天意。现在看来，父亲是把包袱留给了自己，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条体面的活路。他对父亲不再有怨恨，而是增添了几分怜悯。

土改出台了要给地主出路的政策，陈老义和村里的逃亡地主都回来了，也分到了人均近3亩的耕地。昔日占地最多的地主，变成了占地最少、最赖的农户。至此，土改完成了耕者有其田、贫农大翻身的历史使命。二扣儿回来时像个叫化子，看来在逃亡路上吃尽了苦头，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埋头耕种几亩薄地维持生计。陈老义却不然。他的庄子分给了满仓，搬进了满仓家的破旧宅院。但时隔不久，满仓他爹却执意要搬回去，理由是陈老义家的“老庄子不静”，夜深人静时经常听见咳嗽和叹气声，吓得他睡不着觉。此时满仓已经参军，他爹做主把东屋和北屋的砖瓦木料拆走，翻新了自家的老房子，又回到后街居往。西屋是堂屋，没有拆走一砖一瓦。满仓爹的说法是，堂屋有个神主间，惊动先人怕不吉利，遗祸子孙。春秋时期曾有灭其社稷，不灭其宗庙的古风，牵儿和二官儿，包括陈老义，都对满仓爹的义举感激不尽，个人怨恨抵消大半。没人敢入住陈家大院的老房子，陈老义又搬了回来，令他喜出望外。聚族而居，抱团取暖，自古如此，此风一直在延续。

农村的孩子随着体能的增长，一桩桩谋生的担子便相继压向肩头。母亲负责喂牛，鲜草是牛的最爱。她交给四丁儿一把镰刀和一只筐：“跟你道生哥割草去吧，别割破了手。割多少算多少，放屁还能添点风呢。”她相信，家业是一点一滴干出来的，一分一厘省出来的，家庭里所有的潜能都应该挖出来，加以利用。

那把镰刀从割麦战场上退役后，又不知冲杀了多少个年头，磨损的只剩一寸多长，完全没有了锋利的刀刃。四丁儿接过先辈们蹉跎岁月的工具，开始沿着他们的脚步踏上人生之途。桃花堤的孩子按照族门的归属形成派别，严然是个江湖。因割草有资源之争，独步江湖弄不好会受到欺负。因此，往往是一群一伙抱团出征。土改后家家户户十分珍惜自家耕地，地里的草越来越少，若是找到一块有草的地，一人割上一把就光了。四丁儿首次下地，就遇到伙伴过多，不得不分组行动。分组的办法是，每人扔出手中的镰，在空中旋转几圈落地，按镰刀镰把指示的方向分成两组，分别由两个头头带领各奔西东。因为四丁儿第一次出征，就豁免了扔镰刀的表演，加入了孩子王二刀儿哥的团队，道生就在他的手下。二刀儿是民兵队长陈振飞的儿子、麻三爷的重孙子。他的哥哥叫大刀儿，哥俩都跟着麻三爷习武，在桃花堤没人敢惹。二刀儿把队伍带到一块有草的空白地上，像放羊一样让伙伴逐草而行。别人都是随身带着罗头，割一把草就放在里面；四丁儿嫌不方便，割上一把就地存放，打算回头一并收取装筐，还自以为是项创新。谁知横扫一块地之后，二刀儿带领队伍马不停蹄开始转场，并不走回头路。四丁儿也傻乎乎地追随着大队人马，边走边割，离离拉拉羊拉屎似的一路抛撒。临近跑马堤，忽听锣鼓喧天，还夹杂着“呜哇呜哇”的响器声，从沙姑集方向开来一支队伍。四丁儿早把筐和草丢到脑后，追随大伙一窝蜂地跑去看热闹。游行队伍很长，扭秧歌、打花棍、踩高跷等热闹玩艺儿都出来了。后面是一队学生，举着一条横幅，上写“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丁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看这阵仗，感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游行队伍穿村而过，没有在桃花堤停下来摆场子。伙伴都走散了，他右手拿着镰刀，左手握着一把草，似乎想起了什么，站在村口发癔症。

“这不是四丁儿吗？…四丁儿，你奶奶喊你哩，快去吧！”说话的大名叫陈耀斋，家住北街，四丁儿该叫他爷。四丁儿一路跑到爷爷家，见柴门紧闭，趴到地上透过空隙发现，里面还顶着杠子。

“奶奶！奶奶！我来啦！”四丁儿可着嗓子大声呼喊。

“四丁儿，奶奶给你开门。”

柴门刚开启一道缝，后面忽然涌来好几个大人，把四丁儿抱开，推门冲进院子。

“不是给恁说过啦，掌柜的三天没回家了。俺一个娘们儿家，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呀？”是五杏儿的声音。看来是四丁儿把债主放进去了。

“俺不为难恁，只是让恁给老义兄弟捎个话：不管他想啥法，欠债不能过年关！”耀斋老汉说完，一帮人气哼哼地离开了。

精明的陈老义怎么欠下了巨债呢？是因为他自视过高，没有随形势变化而改变自己。他土改时逃跑，侥幸躲过了挨斗和游街。他的田地虽然被分了，但还有一份财产，完好地留在自己名下，支撑着他的底气。这份财产就是当初在翟庄置下的那20多亩耕地。土改前夕，他把这块耕地全部卖掉，用所得款项参股崔凤文的实业，年终分红可维持一家生计。和其他地主比起来，这已经很体面了。他重操旧业，骑着新买的毛驴，在周边集市上走动，逢人便说，女婿在南方当县长了，孙子来信说部队打过长江了，等等，尽是给自己长脸面的话题，严然是个革命亲属、开明士绅。其实，女婿和孙子早就宣布和他划清界线，家里人不说，谁知道呢？当时市场交易还时兴赊账，陈老义面子在，信誉也就还在。他仍然延续以往的风格，凭义气给熟识的买家担保欠款，经手的买卖也就依然红火。陈老义，还是牛市上那个响当当的经纪人。一次，邻县的牛贩子郎大嘴，一口气挑出六头牛，其中就有本村陈耀斋的那头牤牛。陈老义通过摸手和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最后全部成交。郎大嘴答应在半个月后的集市上交账，其间按二分利付息。卖主们认为合算，陈老义出面担保，让郎大嘴给每人写下欠条，牵牛走人。到了那天集市上，郎大嘴并没有如约送钱来，连照面都没打。卖主没有拿到钱，大感失望。陈老义安慰大伙说，没事，下个集上他准会带钱来。五天过后，卖主们早早到齐，望眼欲穿，等到日落也不见郎大嘴露面。大伙慌了。陈老义故作镇静，让卖主回家等着，他负责找郎大嘴要钱。当年他走红时，若是遇到这等事，只须给郎大嘴所在乡镇的大户朋友捎个信，多半都能搞定。现在不行了。他的朋友大都被斗倒失势，再也帮不上忙。还有个别像崔凤文这样的开明士绅，也是自顾不暇，哪里还敢帮地主说话？天真的变了。抗日政府县长郝景翰已调往外地，他的父亲郝老明主动献出了土地，没戴地富帽子，被划为下降户，此时也无能为力。郝老明劝陈老义到刚刚成立的县公安局报案。陈老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邀六户债主一同去告状。当时为恢复农业生产，各地都在禁杀耕牛，此案立即引起公安重视。为怕耕牛被宰，第二天公安人员就赶到邻县，要求同行协助办案。牛没有被宰杀，都卖到临清去了，公安松了口气。至于赃款，郎大嘴一口咬定，都被他归还了欠下的赌债，分文未剩，答应愿以全部家产抵偿牛债。陈老义跑到郎家，发现只有三间破败的土房子，不值几个钱。他认为郎大嘴把财产转移了，设下一个骗局，要求查证。眼下清查、镇压反革命和会道门的任务紧急，警力不足，公安就把这事给撂下了。但卖主们不甘心半个身家打了水漂，天天堵住大门找陈老义讨债。陈耀斋罹患痨病经年，预测只有半年的活头，如今把土改分到的耕牛卖掉，是准备购买棺材和办丧事的，此刻尤其着急，放话说，年前不给钱就吊死在陈老义家门口。他动了真格的，每次催债都拿着一条麻绳，反正小鬼也来敲门了，早死晚死反正都是死。陈老义又有半个月没回家，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债主天天堵着家门，看来这个年关真的过不去了。

孩子们盼过年，盼的就是吃饺子。吃饺子不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打牙祭，而是成了一种习俗，一项过节的仪式。一年下来，不管遇到何种节日，都要包饺子以示祝贺。过年期间更是包饺子的密集期，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到正月二十五打囤祭天结束，要吃上七顿饺子。只要吃饺子就要拉鞭炮，只要吃饺子和拉鞭炮，就要祭拜神灵。大神老天爷和灶王爷，由母亲枣花操心上香火。她必恭必敬，从不懈怠；其他诸神就委托四丁儿去打整了。届时饺子出锅、放完鞭炮，他便点燃一炷香，端上一小碗刚出锅的水饺，开始拜神之旅。第一站是家里大大小小六个门，每个门框缝隙里都事先插上了松枝。四丁儿放下饺子碗，把一支香插在松枝上，然后跪地叩个头，便大功告成。母亲教他叩头时要说些请愿求福的话，他始终没有遵嘱，总觉得没人听，说了也白说。敬完门神，一律如法炮制，挨个敬牛王爷、马王爷、磨神、井神、碾神，等等，最后是那棵被认作干娘的枣树。诸神都很客气，敬了一圈饺子一个没少。四丁儿已经迫不及待，靠在干娘身上狼吞虎咽把一碗冰凉的饺子吞进肚里。母亲把如此神圣的任务交给四丁儿而不交给二姐，他认为自己得到了母亲的特别青睐和信任，甚感得意。年龄大一些四丁儿才意识到，姐姐是要出嫁的，而他则要在这块地盘上一直生活下去，娶妻生子，传宗接代，需要及早礼拜守护这地儿的各路神祉，得到它们的护佑。先辈们为后代的生存，可谓用心良苦。

陈老义父子分家时闹的不愉快，乡邻普遍对牵儿抱有同情感，认为他是被撵出家门的。两家无任何经济来往，形若陌路。新年初一一大早，牵儿都要领着儿子上门给陈老义磕头；每逢过节，都会让孩子去送碗饺子，谨以此举表示承认不可改变的父子关系。在四丁儿承揽了诸神祭拜权的同时，也接过了给爷爷送饺子的任务。他喜欢这个差事。因为他家的饺子馅肉太少，有时还是黑皮的，吃不出香来；而爷爷家包的饺子是白皮的，一兜肉丸，咬一口满嘴流油。每次送饺子，他都是连吃带拿，享一顿口福。今年家里杀了一头猪，除夕那天中午炖肉，啃过一顿骨头，让四丁儿解了一年的嘴馋。晚上，母亲还破天荒地下了一锅净葱净肉的白皮饺子，四丁儿双手捧着满满一碗，兴冲冲地给爷爷送去。

柴门洞开。堂屋门口堵着讨债的人。耀斋老汉坐在门槛上，门框上挂着麻绳。

“他二大爷，你非要死在俺家，就吊死在院里的槐树上吧！”黑乎乎的房间里传来奶奶五杏儿的声音，“总得给俺孩子留个出门的路哇！ ”

耀斋老汉以为屋里的两个孩子要出去，站起来闪开屋门，还把麻绳往边上拉了拉。四丁儿大着胆子钻进屋，把饺子碗往桌上一放，扭头跑到院子里，和爷爷撞了个满怀。

“快回家去吧！”爷爷对四丁儿说，又招呼众人道，“我来晚了，耽搁大伙过年了，都进屋拿钱吧！”

堂屋里灯亮了。四丁儿透过门缝往里看，发现桌子上摆放着一叠叠钞票。“我能凑的钱都在这儿了，刚够各位的牛钱。至于利息，就只能等着拆房子卖梁檩了。”

“子义兄弟也尽了力，拿回牛钱就行了。咱不要利息了，中不？”耀斋老汉数完钱问大伙。

“中，中！”债主们齐声说。

四丁儿扭头往回跑，发现父亲和二官儿叔站在柴门外听动静，急忙拉着他回家问情况。

据后来二官儿说，陈老义赔偿担保债的钱有三方面来源：一是卖地。土改后期，除那块埋葬麻爷的坟地，又给他调剂了三块，全家每人平均合到3亩。他把能卖掉的10亩地都卖了。桃花沟顶上那块地，下雨存不住水，贵贱没人要，只好留下自种。二是出让了崔凤文公司的股权。本来卖地钱加上股权套现就足够偿还债务了，但崔凤文的实业遇到了麻烦。他交出了土地，有人又盯上了他的店铺和船队。因战争期间崔凤文给根据地帮过大忙，如今又有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已调任上级领导岗位的郝景翰，专程来到O城县，替老朋友说了句公道话，才使他的实业免遭冲击。但市值已大打折扣。郝景翰此举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在文革中被打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遭到残酷批斗，主要罪状就是这么一条。为凑够债款，陈老义不得不把最后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跑到邻省去货卖。这是一套他的第一任妻子遗留的金银手饰。这些遗物能够逃过土改风暴，应该归功于五杏儿。陈老义的长工叫常留柱，是老亲五舅闯关东留下的后代。当初，常留柱本来要携家小投奔关东的族亲，但那里的家族因参加抗日活动遭到破坏，只好留下来靠几亩地和扛活度日。常留柱的母亲是五杏儿娘家的堂姑，时常得到五杏儿的接济，两家关系密切。关键时刻，五杏儿把这些贵重物件转移到了常家。这事儿也只有五杏儿和她的堂姑知道，连陈老义和常留柱都蒙在鼓里。但人算不如天算，最后还是鸡飞蛋打。陈老义的大运走到了尽头，最终变得一无所有，包括被他视作生命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