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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的党组织暂时瘫痪了，一部分党员、农会骨干逃到了武汉，还有一部分仍然隐匿在当地。在张华的建议下，董必武将钟祥藉的党员、农会骨干统筹起来，有计划的集中、派遣回钟祥开展恢复工作。
谢香亭被董必武从叶挺独立团调了出来，安排他和在省“农会农民武装培训学习班”学习的武志靖一起，返回钟祥，开展恢复工作。此时，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汪精卫主持的国民政府还抱有希望，面对反动分子的血腥屠杀，仍顽固坚持共产党人不能采用以暴制暴的过激行为，所以，在谢香亭、武志靖即将返回钟祥的时候，董必武对他们明确指示道：一、要明确党的任务，是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要深入农村，依靠农民，实行土地革命；二、要保持清醒头脑，善于思考，准备应付突发事件；三、政策和策略特别重要，原则要坚持，方法要灵活，秘密与合法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要运用适宜。最后特别强调：做恢复发动工作，以秘密活动为主，在环境许可时，可以用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会特派员的身份出现，重建钟祥县党部、县农会、县总工会等。
1927年7月12日，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形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进行改组，总书记陈独秀因其极端的右倾主义思想，致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亡党的危险，被共产国际免去了总书记一职。
严斌接到省委通知，要他立即到武汉有新的工作安排。严子汉为他送行，甚是恋恋不舍。严斌：“子汉叔，实不相瞒，据可靠消息，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可能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国共分家，已成必然。鄂西特委班子本来就没有配齐，我再一走，千均重担就落到你一个人的身上了。”
“五·二八”惨案后，钟祥县委瘫痪，北山这个角落却因为乡亲们众志成城，又有严子汉刚刚组建的自卫总队为后盾，所以，反动分子们没敢轻举妄动。虽然截止目前，北山看起来还算平静，但反动分子们虎视眈眈，这种平静绝对不会维持很久。严子汉忧心忡忡请求严斌：“你到了武汉，一定要及时向省委反映，北山的形势很危险，请省委早点派干练的领导到这里来主持大局。否则，我怕北山也会出大事。”
严斌：“你放心，北山的情况，其实我比你的心里还着急。”
严斌就这样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离开了他为之奋斗魂牵梦萦的北山。他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化装成一个蓬头垢面的农民，在严子汉的目送下，在七月的太阳的映照下，他迈着坚定的步伐，一步步向前，向前！
严斌走后没几天，即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众叛亲离，最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引诱下，他卑躬屈膝，同意将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让给蒋介石，自己甘坐第二把，实行了“宁汉合流”。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宣布失败了。
王恕堂“暂理”了两月县政，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并大搞株连，敲诈勒索，随意杀人，真是威风到了极点。
这天，李泽敷和梁鑫田来找他，说：“王会长，你答应给兄弟们的赏钱，已经两个月了，该兑现了吧？”
王恕堂说：“你们不是不知道，从县城里捞的这点钱，仅够我们日常开支，从下面区乡征收，一时又收不上来，所以，你让兄弟们还是耐心等等吧。”
李泽敷脸色很难看：“王会长，你给兄弟们表态时，可没说这笔赏钱由县府负责呀！”
王恕堂一怔：“那你什么意思？要我个人出？”
梁鑫田早就不耐烦了：“王恕堂，明明你对大家说，只要跟着你起事，兄弟们每人二十块大洋，头目们每人五十块大洋。阵亡一位兄弟，抚恤一百块大洋，阵亡一位头目，抚恤三百块大洋。这笔钱不该你出，你说该谁出？”
王恕堂急了：“我们说好是共谋前程，你们怎么硬要我一个人出这笔钱呢？”
李泽敷大怒：“王恕堂，你个狗娘养的！如今兄弟们都伸长了脖子等着领这笔赏金，你却想赖账，拿老子当猴耍，找死呀！”
梁鑫田掏出手枪，顶着王恕堂：“想玩老子，还轮不到你！”
王恕堂没想到李泽敷和梁鑫田说翻脸就翻脸，只好说：“行，这笔钱我个人出了，这总行了吧？说吧，需要多少钱？”
梁鑫田：“我们粗算了一下，总共需要二十万块大洋。”
王恕堂惊得跳了起来：“二十万块大洋，你们是怎么算的账呀？”
梁鑫田和李泽敷便说参加暴乱有多少会徒，多少头目，阵亡了多少会徒，阵亡了多少头目等等，最后讽刺王恕堂：“扳起你的指头算一算，二十万块大洋我们说多了吗！”
王恕堂又气又急，头上青筋暴凸：“诈骗，你们这是诈骗！二十万块大洋，没门，我一分也没有。”
李泽敷嘿嘿地干笑：“王恕堂，不给钱，兄弟们谁会给你卖命？不给钱，我们凭什么要推你为首？不给钱，我们凭什么要把你从县党部魏坤山那里捞出来？你也不拉脬稀屎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省省吧，你要是不给钱，我们就抄你的家，剥你的皮，然后把你是怎么对付那些泥腿子的办法再用来对付你的老婆孩子。”
王恕堂当初为了激励那些会徒，信口开河也没想想后果，现在该来兑现自己说的话，却无论如何也拿不出二十万块现大洋。最后，李泽敷、梁鑫田抄了他的家，没收了他的一切财产，并将他们全家赶到了大街上。王恕堂羞愧难当，绝望之下用一根强子将自己吊死在了一棵歪脖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