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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占领钟祥县城后，被中国军队以襄河为屏障挡在襄河东岸，两军形成了对峙，师团级的军事冲突，一月要发生几次。6月初，驻钟祥日军第十三师团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钟祥城北丰乐、长寿、样梓等区发动猛烈攻击。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在张自忠将军的指挥下，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毙敌三千余人，使日军元气大伤，被迫退回了钟祥。鬼子官一看，要想突破襄河绝非一日之功，便转而巩固自己已经占领的地方，作长期对峙的打算。
首先，他们在占领区内反反复复的拉网式“清剿”，在游击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其次，日军在钟祥有一万多人，为了屯兵，除了县城，他们还在钟祥主要集镇如林家集、旧口、郭家庙、黄家集等等修筑大型屯兵炮楼，大则驻一个大队四百余人，小则驻一个中队一百多人。他们也知道自己欠下了钟祥人民的血债，更清楚钟祥人民视死如归的亮剑精神，所以，他们轻易不敢外出，出则最少是一个班结伴而行。
1939年1月，李先念奉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命令，率领一支七十多人的八路军中队，从河南竹沟出发，南下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历时近半年，辗转十数县，发现各地的党组织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和健全，更别说有什么像样的武装部队了。6月中旬，李先念一行七十余人来到钟祥客店区赵泉河鄂中特委机关驻地，听说应抗四支队八百余人，从班长到支队长清一色的共产党员，非常震惊，说：“一支八百多人的队伍，基本上是一个满员的团了，这也是我历时半年，辗转十数县遇到的第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有实力的队伍。队伍成份纯洁，清一色的钟祥子弟，从班长到支队长，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仅凭这一点，我就能将其改造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队伍。”
然而，李先念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从边区到鄂中特委，相当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领导都不同意将四支队改编成新四军，还是那个理由：中原地区国共达成的合作协议是共产党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只承担抗日宣传的任务。如果四支队扯起新四军的旗帜，一是会引起国共纠纷，二是大洪山有数万国民党正规军，而中原地区却没有共产党的任何武装，国民党军如果找到了借口要消灭四支队，不费吹灰之力。
李先念很郁闷，便来看望四支队的同志们，征求中队长以上干部的意见，听听他们有什么想法。
从边区党委到鄂中特委，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心里都弥漫着一种紧张甚至害怕的心理。让李先念没有想到的是四支队的干部们知道了李先念的身份和南下的任务，既兴奋也激忿，坚决要求亮出共产党的旗帜，不再穿国民党军的外衣。
沈文卿说：“去年，我们要成立自己的抗日游击队，上级硬要把我们编成国民党三中队，要不是卢队长智勇双全，我们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今天，我们要成立自己的游击大队，上级又要把我们编成国民党四支队。我们既要打日本鬼子，又要防身后的黑枪，这样下去能打胜仗吗？还怎么抗日？”
王岭村的李炳南在卢祥瑞的扩军中率两个游击小组参加了游击队，现在是四支队的一名中队长，他说：“最让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是老百姓们讨厌国民党，我们也从心里厌恶国民党，但却硬要我们穿着国民党军的这身皮，自己心里别扭，出门还挨老百姓的骂。”
田金山：“当年，我们那里三个湾子被烧成废墟，八户人家被杀绝，家家都有人被杀、被捕、被罚款。就是那样恶劣的情况，我还是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光明磊落的为国家而战，难道还怕他们强加给我们莫须有的罪名！”
罗云说话更直接：“李司令，你是奉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命令南下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有权独自决定，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我们请求你，带着我们举着红旗上战场吧，我们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李先念被感动了，自己是带着拯救民族的使命来了，有这样的同志与自己同行，自己还有必要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吗！
1939年6月，八百多钟祥子弟兵被改编为应城抗日总队第四支队仅仅一个多月后又改编为新四军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第一团队。团队长张文津，副团队长谢威。李先念从延安带来的红军骨干周志坚、夏世厚等分别任团队政委和下属的大队教导员、中队指导员。
按照李先念的想法，是准备将这八百多人编成三个团队，先搭好架子，然后往里面补充兵员就容易了。但大家来自无数个秘密战线，长期战斗在特殊的环境中，已经养成了防范意识很强对任何人都不相信的习惯，尤其是上阵杀敌，更是不相信外人。所以，大家纷纷表示，自己的这个战斗集体，不要外人加入。李先念高度尊重大家的意见，便按三三制的原则，先将这八百余人编为两个满员的大队。尚缺一个大队，以后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