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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26日夜，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钟祥县最早的共产党人张华，在汉口小董家巷八号三楼召开地下党负责人会议，因叛徒告密，27日拂晓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张华经受了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并愤怒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无耻行径，表现了共产党人刚毅顽强、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于1929年3月2日将张华枪杀，时年三十四岁。
张华青年时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革命者。1917年，十九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革命党人，接受革命道理，早两年在日本攻读法律的二十三岁的张华就是对周恩来造成了深远影响的革命者之一。1947年1月17日，在延安交际处为庆祝徐特立七十寿辰举办的鸡尾酒会上，周恩来听说了张华牺牲的情况后，沉痛地说：“张华同志我了解他，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把张华同志的革命事迹整理出来，要对党、对人民、对他的后代有一个交待。”
张华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对钟祥人民来说，其精神摧残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大家把他当着榜样，当着明灯，当着靠山。张华牺牲后，钟祥的共产党人化悲痛为力量，加剧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抗行动，斗争形势更加激烈了。
1929年冬，钟祥县委书记魏恒久和县委委员、县团委书记谢威奉命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前往湖北石首县参加共产党鄂西特委第二次党代会。会休时，特委书记周逸群单独跟他俩交换了意见。
周逸群：“魏恒久同志，谈谈你们钟祥的情况吧。”
魏恒久：“从社会局势上讲，为防工农红军进攻荆门、钟祥两县，国民党第五十一师驻钟祥，第七十四师驻荆门。同时，他们还大力扶持各种反动势力，在地方上制造恐怖气氛。从工作上讲，同志们在三个方面的争议激烈，难以统一。”
周逸群兴致勃勃：“哦，哪三个方面？”
魏恒久：“一、对上级‘有一算一，有二算二，不惜牺牲，全面暴动’的指示精神争议激烈；二、对‘有土即为豪，是豪皆是劣，是劣必打倒’的认识难以统一；三、对到底是全面开花打游击，还是集中力量建立几个稳固的支撑点，大家的看法截然不同。”
周逸群：“你是什么态度？”
魏恒久：“作为钟祥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我是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
周逸群转而问谢威：“谢威同志，你呢？”
谢威：“周书记，当着魏书记的面我也不敢说假话，尽管执行上级的指示我是不折不扣的，但在这三个问题上，我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意见。”
周逸群表扬谢威：“好，能保留自己的意见，高度服从组织，这很好。不过，我现在想听听你的不同意见是什么？”
谢威：“一、我不赞成上级‘有一算一，有二算二，不惜牺牲，全面暴动’的指示精神，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求每一个党员努力隐蔽保护好自己，在有的放矢的情况下，才去同敌人作斗争，不能要求他们去以卵击石，否则就正中敌人下怀，办了敌人想办而又办不到的事情。比如，我们钟祥县委在不具备武装斗争的情况下，机械的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完成散发多少传单，刷写多少标语的任务，导致部分党员白白的丢掉了生命。再比如，北山是群众基础很好的地方，‘五·二八’惨案时，全县的反动派都向共产党人和农会干部举起了屠刀，只有北山的反动分子没敢兴风作浪。但几个月前他们搞了一次武装暴动，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北山人民的心里造成了极为不良的负面影响。”
周逸群默默地听着，面无表情。
谢威：“周书记，我这么想问题，是不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周逸群微微一笑：“不要给自己乱扣帽子，你接着往下说。”
谢威：“二，对‘有土即为豪，是豪皆是劣，是劣必打倒’的提法我也不敢苟同。以我们村为例，有些农户是有几十甚至上百亩土地，但那是他们因为家庭人口多，劳力强，勤扒苦做攒下的一点家当。他们也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偶尔请几个短工，大多数农活还是自己在干，谈不上剥削穷人，在乡里的口碑也不算很坏。像这样的人，也把他们列入土豪之列要打倒，在情理上我们不但说不过去，还把原本中立的他们推到了敌人那边，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上。同样，在城里居民们有一家作坊或店铺就算是资本家，也要打倒，认真的讲，也有点违背人之常情。”谢威说到这儿停住了，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逸群的反应。
周逸群一直凝神听着，忽然发现谢威停住了，便催道：“还有呢？往下说呀，你放心，我们共产党人允许有不同意见嘛。”
谢威：“三、我个人认为，只有建立几个牢固的支撑点，才有利于我们坚持长期的斗争，这一点是我从北山的事情上领悟到的。试想啊，‘五·二八’惨案全县的情况那么惨烈，为什么单单北山的反动派们没敢轻举妄动？有人认为那是北山的群众基础好，我则认为那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在那里扎下了根，人民群众把共产党当成了靠山，他们才敢于起来跟反动派作斗争。如果钟祥能够多几个北山，相互呼应壮大，渐渐连成一片，那么还怕钟祥不是我们的天下吗！周书记，我的思想汇报完了，有不对之处，请您多多批评。”
周逸群：“谢威同志，你说得好。我会把你们的意见拿到特委会上去讨论，然后给你们作一个明确的答复，然后回去统一思想，增强核心凝聚力。”
党代会结束时，特委给钟祥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暂不组织武装暴动，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群众，恢复党组织的元气；对革命对象要区别对待，争取多数，打开局面，造成一个小区域的武装割据；斗争形势不拘一格。具体是：把钟南和钟北公开造成赤区；钟西北山、盐池、双河等地暂时维持“灰色”局面；文大庙集、陈王集、塘港、石牌等襄西沿河地带保持“外白内红”的两面政权；在军事上，把钟祥赤卫大队、北山游击大队、荆钟游击大队，统一合编后，一部分编入工农红军，一部分留在地方，更名为钟祥县游击大队。
1927年1月，北山被当着鄂西特委机关所在地，升级为正县级行政区，钟祥“五·二八”惨案后，为了方便联系，北山由荆门中心县委代管。说是代管，实际上荆门中心县委只在北山与鄂西特委之间起个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这次党代会，特委做了一个调整：北山（荆钟特区委），改由钟祥县委代管。同样，说是由钟祥代管，实际上北山的行政级别仍是正县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