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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祥瑞不想再沉默下去，至少新魏家集那一个中队的鬼子兵还在逍遥，他们毋庸置疑都是屠杀老堤村乡亲们的刽子手，都应该被送进地狱。于是，卢祥瑞毅然决定扩军，誓要与日寇进行硬碰硬的大规模战争。
1939年4月中旬，卢祥瑞的扩军命令一出，那些打入国民党内部在基层担任保长、乡保安队长、班长之类的小官多达二十余人，他们少则二三人，多则二十余人，加上南山各地的民兵基干小组，一夜之间就集中了八百余人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这些人，很多都是卢祥瑞当时及时纠正了马伯功、周书玉犯下的错误，通知大家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有些人过去相互认识，但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现在公开身份齐聚一堂，那份亲热劲无法言喻，同时，卢祥瑞对革命斗争的先见之明，也让大家敬佩不已。
有了队伍就要有后勤保障，没有地方党组织强有力的支持是不行的。但卢祥瑞不知道该去找谁解决这个问题，在经过认真的考虑后，卢祥瑞主动与钟祥县委联系，表示愿意接受钟祥县委的领导，将游击队改编为中共钟祥县大队，请他们在后勤上给予支持。
此时，钟祥县委书记刘慈恺调任京（山）应（城）县委书记，原县委组织部长黄德钦升任县委书记，县委机关也由客店区赵泉河转移到九里冲。黄德钦虽然还是涉世未深的学生，但对当前的大形势却看得十分清楚。中原地区，国民党不准共产党拥有独立的武装，自己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岂敢擅自成立县大队！何况八百人枪不是小数，卢祥瑞是革命前辈，自己更没资格领导他。
黄德钦对卢祥瑞说：“钟祥县委隶属鄂中特委，而且鄂中特委机关现在就驻我们钟祥客店区赵泉河，离我们这里半天的路程。关于游击队的事情，我向特委汇报一下，看他们有什么指示。”
卢祥瑞：“好吧，这事拜托你了，不能往后再拖。”
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军事部长陶铸听了黄德钦的汇报，很是意外。陶铸说：“我在汤池训练班主持工作的时候，曾听董必武同志说过卢祥瑞的事情，游击队不是改编为国民党县大队三中队了吗，他什么时候脱离了国民党县大队？”
黄德钦把情况介绍了一遍，然后说：“卢队长把三中队拉进南山，一是不得已的事情，二也及时向上作过汇报。因为一直没有得到上级的明确指示，致使到现在，他也没敢公开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队伍，完全靠自己的判断力在领导着游击队。目前队伍扩大了，没有党组织的支持不行，他才主动与我们县委联系。”
陶铸：“坦率的说，这件事我们特委也当不了家，须向边区党委请示。这样，你回去告诉卢祥瑞同志，对外仍然要保持沉默，不能说是共产党建立的游击队，最迟一个星期，我们一定给他一个明确的回复。”
第六天，鄂中特委派了一位姓罗的主任，专门到九里冲找卢祥瑞谈话。罗主任首先高度肯定了卢祥瑞对党的无限忠诚，解释了一些上级党组织对他的请示没能及时回复的原因，最后说：“关于你想回归组织，成立游击大队的事情，特委陶部长亲自到边区党委作了汇报，边区党委也高度重视，为此召开了专题会议，大家争论的非常激烈，最后还是决定，这个县大队不能成立。”
卢祥瑞非常意外：“为什么？”
罗主任：“老原因，国民党方面不会同意。为了维护统一战线，顾全大局，我们只能委曲求全。”
卢祥瑞的心情非常沉重：“你说，队伍都集中起来了，再让大家解散回去……”
罗主任：“让大家解散回去肯定不太现实，这样会给我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边区党委决定，还是采取老办法，变通。将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应城县抗日游击总队第四支队。”
卢祥瑞十分不理解：“钟祥县跟应城县八竿子打不上一撇，为什么要把我们编进国民党应城县抗日游击总队？”
罗主任：“日本鬼子占领应城县后，国民党应城县政府就流亡在我们钟祥，其县辖武装‘应城县抗日游击总队’是经过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核准了的，把我们改编为该部四支队，就像去年改编为国民党钟祥县大队三中队一样，目的只是为了帮我们取得一个存在的合法身份。”接着，罗主任就向卢祥瑞介绍了一些应城县抗日游击总队的情况：
应城是坐落在武汉西边的一座县城，武汉沦陷一成定局，应城县就乱得不可收拾了。年轻的共产党员、汤池训练班学员蔡松云在随大流向西撤退的过程中，组织了六七个同伴于混乱中弄到了几支枪，就扯起了“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的旗帜，那些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矿工、农民等纷纷投靠，短短的三天内，队伍就发展到一百多人。
国民党应城县县长孙耀华，钟祥县人，毕业于中强中学。年轻时受进步人士孙海霞的影响，向往革命，经常登台演讲，宣传改革强国的革命道理，是当时影响很大的爱国学生之一。其后一直倾向共产党，是国民党内难得的开明人士。此时，孙耀华率应城县保安队一百多人也在向西撤退的途中。他听说撤退的路上有一支“应城县抗日游击队”，便带着保安队寻踪而至，要求与蔡松云兵合一家，并许诺给蔡松云一个大队长的职务。
蔡松云是共产党员，他拉起的队伍理所当然只能听命于共产党组织，岂能归附于国民党？所以，双方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像乱世中的旅伴，相互照应，同驻同行，一直向钟祥县退来。
陶铸曾在汤池训练班主持工作，蔡松云就是由他发展的党员。他听说了这件事后，立即找到蔡松云，说：“国民党一直防共限共，根本不给共产党建立武装的权力。你想建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目前还只能是幻想。孙耀华是国民党中难得的进步人士，我党一直视其为朋友，如果由他出面扯起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的大旗，不但顺理成章能被国民党承认，还能成为一支为我党实际控制的队伍，何乐而不为！”
蔡松云欣然从命，遂将自己拉起的队伍与孙耀华的县保安队合二为一，报国民党湖北省府核准，正式成立了“应城县抗日游击总队”，下辖三个支队，孙耀华任司令，各支队长、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不少系陶铸带来的共产党员担任。孙耀华虽然挂了个司令之职，因为他知道共产党的抗日立场，坚决抗日也是自己的意愿，他愿意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所以，这支队伍实际上掌握在鄂中特委的手里，目前就驻在钟祥县客店区的赵泉河。
罗主任介绍完了应城县抗日游击总队的情况，最后说：“孙耀华是个坚定的抗日分子，也是我党的忠实朋友，他不会对我们背后下刀子。另外，孙耀华就是钟祥客店区人，家乡观念较强，这是他把流亡县政府安在钟祥的主要原因，对我们这支钟祥子弟队伍，他会多一分关照。”
卢祥瑞听了，神色黯然，他是多么不愿意还和国民党搅在一起呀！但残酷的事实就是这样，为了抗战大局，自己就是再不愿意，也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他说：“既然这样，我就无话可说，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罗主任非常友善，也非常委婉：“卢祥瑞同志，我这次来既是代表鄂中特委，也可以说是代表边区党委，因为这次改编，你可能不能跟着队伍一起走。”
卢祥瑞非常冲动：“这是为什么，我个人有什么问题吗？”
罗主任：“卢祥瑞同志，你听我慢慢说。当年，你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游击队改编为应抗四支队后，军官任命是要报国民党湖北省府核批的，你的名字在军官名单中一出现，肯定就会引起国民党方面的警觉，其结果这支部队不是被强令解散，就是被就地消灭。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如果你能忍辱负重，换个名字或许就能遮掩过去。问题是部队改编后就不会只在钟祥境内打转转。转战豫鄂，长途急行军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你的这条伤腿，可能会有些不方便。另外，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你是国民党钟祥县大队的在编军官，钟祥的党组织，还需要你继续用这个身份来掩护，就像当年襄西的赵月楼一样。”
卢祥瑞凝望着远方，一只拳轻轻地捶打着瘸腿，泪流满面。
罗主任轻轻地说：“卢祥瑞同志，边区党委对游击队的事情，有两个问题争议的很激烈，一是部队的出路问题，二是你的去留问题。你出身黄埔军校，金戈铁马，驰骋疆场肯定是你的人生理想，这些年你也一直是个带兵的人，现在要你把自己一手拉起来的队伍交出去，不管是谁，心里都会难以接受……”
卢祥瑞揩了一把眼泪，打断罗主任：“不，领导考虑得很周到，我服从组织的安排，留下来不跟部队走。”
罗主任：“你心胸开阔，大局观很强，能服从组织的安排，这在领导的意料之中。问题是这支刚刚拉起的队伍，部分人是因为你的个人影响才来加入的，他们要是知道你不跟着队伍走，很可能会产生情绪，甚至产生混乱。所以，除了你要多做一些安抚工作外，边区领导还让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为了稳定这支队伍，增强大家的凝聚力，不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卢祥瑞：“你能不能告诉我，边区领导有什么设想？”
罗主任：“边区领导有这样一个考虑：一支队伍如果没有向心力，无疑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向心力实际上就是要大家相互信任。队伍刚刚拉起来，有些人还完全凭江湖义气在行事，要改变这些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有一个大家绝对能够信赖的领导班子，这样才能避免大家相互猜疑。所以，边区领导决定，领导班子人选必须全是钟祥人。”
卢祥瑞：“有意向人选吗？”
罗主任：“有。支队长候选人是从延安抗大学习归来的张文津。张文津，钟祥县洋梓区人，土地革命时期……”
卢祥瑞打断罗主任：“张文津我知道，他是坚定的革命党人。为了革命事业，不惜背叛地主家庭，在城北拉起了第一支红军游击队。”
罗主任：“副支队长人选是谢威。谢威，钟祥县南区人，土地革命时期是钟祥的县委书记。听说你们关系很好，可以用生死之交来形容，对吧？”
卢祥瑞轻轻点了点头。
罗主任：“政治部主任是彭刚，彭刚的情况就不用我介绍了吧？至于其他人事安排，听说你把游击队已整编为六个中队，所有军官，均以你现已任命的为准。你看怎么样？”
卢祥瑞点了点头：“领导的考虑已经面面俱到了，我没有意见。”
1939年4月底，由卢祥瑞建立的一支八百余人的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国民党“应城县抗日游击总队第四支队”。当时，很多人不愿意走，要求留下来继续跟着卢祥瑞，卢祥瑞强按着内心的痛苦，做了大量的安抚工作。告别的时候，很多人哭了，卢祥瑞也是悲不自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