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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中共钟祥县委正式恢复，刘慈恺任书记，黄德钦、谭扶平、王德宣、马伯功，周书玉、彭刚、马中凡、安静（女）、袁立（女）等十人任委员。当时，钟祥的情况比较复杂，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钟祥的地理因素以及周边的实际情况，钟祥的党组织被割裂成几块：城北下胡家集、双河区部分地区隶属鄂北特委；北山地区是独立的县级单位；城东客店、东桥区因为与京山县相邻，区委书记杨筱震听说京山县党组织的负责人是钟祥原县委书记谢威，便主动找上门，率客店、东桥两地的党组织归属到京山县的麾下。刘慈恺将钟祥的情况如实上报，在省委的协调下，城北下胡家集、双河区的党组织由鄂北特委回归钟祥县委；取消北山地区县级单位的编制，隶属钟祥县委；城东客店、东桥区的党组织由京水县委回归钟祥县委。至此，钟祥县委拥有七个区委，两个直属支部，三百余名党员。
自5月徐州失陷以来，武汉便山雨欲来风满楼，所有学校或停办，或提前放假，加上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纷纷向后方奔逃，致使钟祥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青年学生的身影。这些青年学生大多爱国热情很高，要求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县委会上，刘慈恺说：“这些或回到钟祥，或流亡到钟祥的学生们，我们不能放任自流，一定要充分调动他们的激情，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成为抗日战场上的有生力量。”
王德宣是县委军事部长，听了刘慈恺的话，便忿忿地说：“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情，可是国民党却限制我们组建自己的武装。否则，这些学生由我们组织起来，必将能成为我党无坚不摧的抗日力量。”
彭刚是县委青运部长，说：“我倒有个建议，虽然国民党限制我们建立自己的武装，但这些学生的抗日热情我们却不可抑制，或可通过正当途径，让他们成为我党的另一种力量。比如我们可以跟国民党合作，用办训练班的形式，把他们吸收进我们的组织，然后让他们渗透到国民党的各个领域里去。”
马伯功是县委工运部长，长期的革命斗争，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地下工作的重要性，听了彭刚的话，便说：“我支持彭刚同志的意见，这也是我们钟祥党的组织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却仍然能够坚持革命斗争并发展壮大的法宝。同时，即使有些人不愿参加我党组织，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让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身到抗日的运动中去，同样也是我们的任务。”
大家计议一定，又讨论了一些具体事宜，刘慈恺便以中共钟祥县委书记的身份来找国民党钟祥县县长段远谋，建议县政府开办“钟祥县青年战时工作训练班”，将那些青年学生培养成对国家抗战的有用之人。段远谋听了，不仅没有反对，还给予了高度肯定。但他的态度却很明确：这个训练班的主任一定要自己亲自担任，教员也由自己选定，共产党的职责只负责组织学生进训练班。也就是只负责招生的意思。
刘慈恺心想：这个段远谋真是太狡猾了，教员都由他选派，自己这方只负责招生，这不就是要自己为他做嫁衣吗！但为了抗战大局，刘慈恺没作半点犹豫，当即满口答应了。
然而，国民党站在官僚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既不维护平民的利益，也不理解平民的意愿，甚至觉得自己跟那些平民们搅在一起是耻辱，他们怎么可能用正确的思想和心态去教育、引导那些流亡学生们呢！结果，段远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选到几个教员愿意到训练班来任教，勉强到任的几人，他们高高在上的态度也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并遭到驱赶。不得已，段远谋只好派了两个监督人员，具体工作还是由共产党人来主持。
共产党钟祥县委得到段远谋的认可，立即派县委委员彭刚、袁立、安静三人到训练班主持工作，除了外地的流亡学生外，训练班还着力招收兰台中学的学生和钟祥本地的社会青年，因为这些人中有许多已是共产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训练班就培训了近三百名学员，结业后，他们拿着国民党县政府颁发的结业证书，以合法的身份被分配到国民党的党、政、军、学、商等各个领域，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了共产党安插在国民党中的地下人员，为钟祥的革命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段远谋在钟祥当了两个月的县长，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在他看来非常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民众团体，绝大多数都由共产党人在操纵，甚至像“钟祥县抗日救亡宣传慰问工作队”这个打着县政府旗帜的组织，也由共产党人在操纵。各种街头宣讲、板报媒体、文艺演出、口号标语等无一不闪耀着共产党的色彩。人们谈论的是共产党，歌颂的是共产党，好像国民政府根本不存在一样。
于是，段远谋召开国民党区长以上的工作会议，斥责众人：“你们不像我段远谋，绝大部分都是本乡本土的乡绅，长期在钟祥为官。你们看看眼下的钟祥，她还像是党国的天下吗？分明成了共党的天下。目前虽然是全民一致，共同抗日，但蒋委员长的态度很明确，要防共限共，绝不允许他们借抗日之名趁机坐大。现在我命令，我段远谋从县政府做起，你们从各区乡做起，要遏制他们的各种活动，坚决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坐大。”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慑于社会压力，被迫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为了在明面上敷衍民众，1937年冬天，钟祥县国民政府奉命成立了“钟祥县抗战委员会”，下设三个组：总务、组训、宣慰。尤其是宣慰（传）这一块，需要大笔银子，令县政府有些捉襟见肘。当时中共驻钟祥代表彭刚便主动与县长熊道琛洽谈，表示只要县政府同意成立“钟祥县抗日救亡宣传慰问工作队”，给个合法名义，具体工作由自己去做，不要政府一两银子。熊道琛一听，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事，便当即答应了。于是，“钟祥县抗日救亡宣传慰问工作队”应运而生（简称宣慰队），直属县政府“钟祥县抗战委员会”宣慰组。队长由彭刚担任，由于非常时期人事变动频繁，到段远谋来接任县长时，这个宣慰队的队长已变成了中共县委委员袁立。
段远谋首先把袁立拘押起来，理由是“混进国民政府的异党分子”，并强令解散宣慰队。
袁立被国民党县政府无故拘押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钟祥五千四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了狂澜。县政府以及下面部分区公所，均受到民众的围堵、请愿，大家强烈要求释放袁立，恢复宣慰队。
马伯功代表中共钟祥县委，当众质问段远谋：“段远谋，我党袁立同志犯了什么罪，你要将她拘押？”
段远谋：“袁立是共党分子，而宣慰队是国民政府的宣传队伍。她混入宣慰队，涉嫌间谍罪，我拘押她有什么不妥吗？”
马伯功高举着一份协议书在头顶上晃动，大声反驳：“你胡说！这是当时我党驻钟祥代表彭刚同志与县长熊道琛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规定，宣慰队虽然隶属宣慰组，但具体组织实施，则由我党负责，队长也由彭刚同志担任。段远谋，众目睽睽之下，你想耍赖不成？”
段远谋：“不错，协议书是这样规定的。但你自己刚才也说得清清楚楚，组长是彭刚，而不是袁立。我要提醒你一下，你们这样做实际上已构成了一种偷梁换柱的间谍行为。”
马伯功气得脸色发紫：“段远谋，你这是强词夺理，无理取闹。协议书上既然明明白白的规定，具体组织实施，由我党负责，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一切人事安排了。”
段远谋：“我没反对你们对宣慰队的人事安排，但你们按程序上报宣慰组备案了吗？听说彭刚已调离了钟祥，如果他还在钟祥，不仅是袁立，就是彭刚我也要拘押。因为他是国民政府认可的工作人员，擅自脱岗，该当何罪！”
请愿的民众们被段远谋的丑恶嘴脸激怒的忍无可忍了，有人高呼：“破坏抗战就是汉奸行为”。霎时“打倒汉奸”“打倒段远谋”的口号便此起彼伏起来。
段远谋凶相毕露，想要镇压请愿民众。马伯功愤怒地说：“段远谋，你今天要是敢开枪，我马伯功对天发誓，一定要提着你的人头去见蒋介石，当面质问他，你是不是他派到钟祥来破坏抗战的特务分子，他是不是打定了主意要当汉奸！”
段远谋气得双眼翻白，最后同僚们跟他唱双簧，终于当众释放了袁立。
袁立虽然被当众释放了，但钟祥县委认为，如果不慎重处理好这件事，给段远谋及其后来者一个严正的警告，他们势必还会不断制造麻烦，破坏抗战大局。时湖北省国民政府已从武汉迁移到恩施，钟祥县委便决定由袁立带两名宣慰队员，前往恩施，找国民省政府，状告段远谋逆历史潮流而动，破坏抗战的汉奸行为。
时中日武汉会战正酣，后方民众抗日情绪高涨，一点火星就能引起民众大爆炸。所以，湖北省国民政府接了袁立的诉状，特别爽快，他们不仅安慰了袁立，高度赞扬了她宣传抗日的正义行为，还行文钟祥县政府恢复宣慰队，并破例拨了一千块大洋作为宣慰队的活动经费。当然，也装模作样的斥责了段远谋一通。
段远谋哀叹：“共产党真是了不得了，一个小小的弱女子，就能将一个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黄埔生告到省政府，并大获全胜，真是前所未闻！”
几个月后，段远谋升任国民党国防部高级参谋，并晋升陆军少将军衔。后又相继出任国民党中央军第一一二师师长、国民政府步兵教导总队副参谋长、国民党师管区副司令兼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晋升陆军中将军衔。段远谋一生追随蒋介石，十年内战期间，他在剿共战场上“屡立奇功”，抗战期间，他是制造摩擦的反共专家，解放战争期间，他更是蒋介石的反共急先锋。1949年11月23日在重庆合川，迫于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尽管他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最后还是宣布了战场起义，为他的人生画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