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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周逸群等共产党人领导创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展迅猛，北面已经打到了与钟祥接邻的沙洋。为了阻止红军继续向北发展，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进驻钟祥，并大力扶持地方反动势力。钟祥的地主恶霸们陡然有了靠山，气焰再度嚣张起来，他们不但趁机扩大队伍，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他们杀人更加随便，凡是看不顺眼的，或与自己有过节的，均以“共匪”之名论处，不受任何约束。
初，陈独秀思想右倾，在国共合作时期，为避免国民党的猜忌，共产党不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导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就只能任其宰割了。到了1929年，左倾主义思想又在党内开展蔓延，要求党员军事化，一个党员就是一支队伍，全面组织暴动，公开与敌人作斗争，等等。
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经历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谢威生长在南区，“五·二八”惨案的情景历历在目，对于全面组织暴动的事情，他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县委会议上，谢威坦陈自己的看法：“目前，全县说起来有八十多个党支部，但党员人数实际上不足三百。三百人分布在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果隐蔽好自己，暗中发展组织壮大自己，那将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但如果仓促之间要大家组织十几人甚至是三五人的武装暴动，就无疑是伸着脑袋让敌人去砍。”
沈明纪生活在北山，因为乡亲们万众一心，“五·二八”惨案中，北山的反动分子们没敢轻举妄动，所以，他反对谢威的意见：“我觉得上级的决定是英明的，干革命就不怕流血牺牲，否则，你越怕，他就越要杀你。”
谢威：“我不怕流血牺牲，但我不愿意作无谓的牺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蓄势待发，而不是发展一个党员就去牺牲一个党员。”
沈明纪：“可革命的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再迟疑了。现在，贺龙的红军都打到沙洋了，而我们钟祥的党组织却波澜不惊，这不就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吗！”
谢威：“沈明纪同志，我怎样说你才能理解我的意思呢！钟祥的情况特殊，用一个炸弹来比喻暴动，炸弹皮是共产党员，包在里面的炸药是广大的人民群众。1926年9月，钟祥的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其能量是十万民众。但因为当时不能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故而这颗炸弹虽然能量大，却没能发挥到应有的作用。‘五·二八’惨案后，仅党员和农会干部就被杀害了一千多人，换句话说，我们这层炸弹皮被摧残的千疮百孔，现在需要修补才能再积蓄能量。所以，我说我们应该蓄势待发怎么就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呢？”
沈明纪：“谢威同志，我们就不要争论这个问题了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既然上级党组织有了明确指示，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应该义无反顾的去执行。”
谢威无话可说了，既然大家意见不能统一，那就只能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了。于是，县委作了具体的任务安排，对不能完成任务的同志，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晚上，按照县委的统一安排，全体县委委员出动，到划定的区域里去刷写标语，散发传单。沈明纪带领两个同志，半夜开始，从陈家集跨河贴到郑家集，行程几十里，天亮时被郑家集区铲共团发现，终因寡不敌众，一行四人不幸被捕。
郑家集区铲共团团总汤天山本是一名土匪，先受雇于一个恶霸地主当护院家丁，因与该恶霸地主的小妾勾搭成奸而反目，不得已，只好纠集了十几个地痞流氓重回江湖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大革命失败后，汤天山看准时机，也扯出了“铲共团”的旗帜，到处捕杀共产党人，随后就以筹措“反共经费”为名，在社会上肆意敲诈勒索。国民党县政府拿他无奈，干脆收编他，正式封他为铲共团团总。再后来，汤天山得到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的大力扶持，队伍发展到三百余人，配备了两百多各种枪支，成了钟祥城南地区最大的一支私人反共武装。
当下，汤天山听说抓住了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共党“巨匪”沈明纪，大喜过望，立即亲自审问：“沈明纪，大家都是明白人，也就不废话了，说吧，你的同党现在都在哪里？”
沈明纪冷笑：“既然大家都是明白人，你又废什么话！要杀要剐，我早就准备好了。”
汤天山：“那好吧，我们就不废话了。来人，给我扒了他的衣服，狠狠地打。”
沈明纪被反动分子打得皮开肉绽，成了一个血冬瓜，但他不哼不叫。刽子手们一个个手都打软了，沈明纪却只是一个劲地微微冷笑，那神情完全是一副对反动分子的无限嘲笑和蔑视。
汤天山气急败坏：“他不是不会说话吗！来人，把他的舌头给我割掉！”
沈明纪坦然地伸出了舌头。汤天山发疯了，下令乱刀砍死了沈明纪。
沈明纪，北山冷水杨岭村人，1924年5月成立沈家坡农会，系钟祥县第一个农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支部书记、荆钟特区委委员、钟祥县委委员。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
与沈明纪在同一天晚上，于不同地方被捕的还有县委委员张继襄，魏恒久的胞弟、县委干事魏东平，东桥区负责人杨开志。除张继襄侥幸逃脱外，其余两人均牺牲。
四十七、一枪泯恩仇
1928年冬，卢祥瑞一身疲惫地回到了九里冲。两年前，他被选派到由国共联合在武昌举办的“农会农民武装培训学习班”学习，旋即又送到黄埔军校第六期南京分校学习军事。然而，因为国共分裂，加上地方势力从中破坏，致使大部分学生难以在校就读，被迫离散，卢祥瑞就是离散学生中的一员。他回到武汉，经党组织安排，加入贺龙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几经周折，重新回到武汉。但省委已经转移，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万般无奈，只得回到了九里冲。
几天后，卢祥瑞在钟祥县城开了个小小的杂货店，欲安顿下来，再慢慢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他相信，只要党组织知道了自己还活着，就一定会派人来联系自己的。却万万没想到，高西堂父子知道他回来的消息后，立即带人抓捕了他。
高泽成嘲讽地说：“卢祥瑞，你这个共党分子，没想到你狗胆包天还敢回来，佩服。”
卢祥瑞怒骂：“高泽成，你想公报私仇，直接杀了老子就行。想往老子身上泼脏水，污蔑老子是共产党，做梦！”
高泽成嘿嘿地奸笑：“卢委员长真是贵人多忘事呀，当年几次绑我父子游街，竟然说自己不是共党分子，又何必自欺欺人！”
卢祥瑞：“当年，我是农会委员长不假，但我不是共产党。你不是也成立了农会吗，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共产党？”
高泽成得意忘形：“卢祥瑞，你承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我组织农会不假，但被共产党强行解散了，这也是铁的事实，你想反咬我一口，没门。”
高氏父子将卢祥瑞送进了县大牢，并买通关节要报昔日之仇，将卢祥瑞倒吊起来，严刑拷打，一直打断了卢祥瑞的一条腿，卢祥瑞仍坚贞不屈，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并对高氏父子大骂不止，直到奄奄一息。
卢祥瑞在狱中的表现，引起了共产党钟祥县委的注意，他们联想到卢祥瑞过去的情况，怀疑他是秘密战线上的同志，便及时将情况报告了上级党组织，不久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回复：据查，卢祥瑞是中共地下党员，应设法营救。
时共产党渗透到国民党中的秘密党员很多，如旧口区区长蒋振民，文大庙集团防局团总赵月楼，等等。秘密战线的党员们在接到钟祥县委的指示后，全力以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卢祥瑞救了出来。
马伯功是共产党皇庄庙区的区委书记，陆克明是区委委员，卢祥瑞出狱后，他们接待了卢祥瑞。陆克明：“祥瑞，了不起。几年前我和伯功同志发展你加入党组织遭你拒绝，我心里就很疑惑，原来你在我们之前就入了党。”
卢祥瑞被打断了一条腿，伤好后成了瘸子，很严重，走路相当艰难。这时好朋友相见，无限感慨：“当年你就说过，这是党的纪律，没有组织的允许，就是自己的亲娘老子也不能说。当年你要我理解你，现在你能理解我么？”
陆克明：“理解，理解，太能理解了。”
卢祥瑞叹了口气：“唉，我对不起黄委员，对不起党组织对我的极大信任呀！莫说我没能很好的隐蔽自己，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潜伏任务，若不是党组织营救，恐怕这一次连命都保不住。”
马伯功：“这也不能怪你，都是高氏父子罪不容诛。另外，你的组织关系已正式转到了钟祥县委，县委考虑到你虽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再潜伏下去的可能性也很小，让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你有什么打算？”
卢祥瑞：“我要求公开我的党员身份，公开同敌人战斗。”
几天后，钟祥县委同意了卢祥瑞的要求，并任命他为皇庄庙区中队中队长，跟马伯功、陆克明是一个战斗集体。卢祥瑞回来时，带了一支驳壳枪还有二十发子弹。他养了几天伤，感觉自己能够行动自如了，便迫不及待地带了几名区中队的队员，到山中取出了自己藏起来的驳壳枪，然后到兴灵观区公所附近蹲守高泽成。
没过几天，高泽成带着四名保镖，出了区公所，耀武扬威的要到什么地方去。刚刚走出镇子，卢祥瑞率领几名队员迎头拦住了他，二话没说，甩手一枪将高泽成打倒在地，四名保镖一看不对，立即撒开脚丫子，像兔子一样逃走了。
卢祥瑞：“高泽成，没想到吧，你会死在我的手里。”
高泽成被卢祥瑞打断了一条腿，倒在地上疼的呲牙咧嘴：“卢祥瑞，你果然是共产党！”
卢祥瑞特别霸气：“不错，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不是因为你们父子，我可能会继续潜伏下去。你揭穿了我的身份，致使我没能完成共产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让我有负罪感。所以，于公于私，你今天都必须死。”
高泽成怂了：“卢祥瑞，你饶了我吧。只要你饶了我，我家的万贯家财都给你，并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你作对了。”
卢祥瑞：“晚了，当初你被共产党锄奸队杀而不死，就应该知道收敛。你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的残害革命群众，自作孽不可活，你死有余辜！”说完，从队员手里接过大刀，一刀砍死了高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