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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鄂中特委撤销，应城、京山、钟祥等县委，直属豫鄂边区党委领导。同时，由于李先念公开扯起了新四军的大旗，并且越战越勇，队伍扩大很快，也标志着共产党已排除一切阻力，敢于在中原地区建立自己的武装了。
卢祥瑞觉得自己不需要再穿国民党军的这身皮当保护伞了，便强烈要求回到组织的怀抱，公开的站在红旗下从事抗日工作，得到了边区党委的同意。恰好钟祥县委书记黄德钦又调他任，边区党委便派人征求卢祥瑞的意见：一、调边区党委机关工作。二、就地任钟祥县委书记。
卢祥瑞明白，调边区党委机关工作，那是上级领导为了照顾自己是瘸子。任县委书记，那是自己的资历够老。虽说到边区机关任一名处长和就地任钟祥县委书记，自己都游刃有余，但因为自己是瘸子，不管任哪一职务，实际工作中都有麻烦。毕竟是战争年代，条件有限，自己还是在最基层，尽自己的能力，有一分光就为党发一分热吧。考虑到自己长期在城南工作，对城南的人地物事都熟悉，便表示就在钟祥县委的领导下，继续在城南担任一名区委书记就行了。
边区党委高度尊重卢祥瑞的意愿，但一是不能再委屈他，二来他是个人才，应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便将钟祥县委下属的城南区升级为水湖中心区，直属边区党委领导，正县级别，由卢祥瑞任中心区委书记。
钟祥县委书记由年仅十九岁的谭扶平担任。谭扶平，湖南湘乡人，生于北平，1935年十六岁在学校投身抗日运动，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刘慈恺一起从汤池训练班到钟祥历练，1938年7月钟祥县委恢复时，任县委宣传委员，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接任了县委书记。
原来的游击队改编为应抗四支队后，为了应付国民党方面，卢祥瑞又拉起了一支打着国民党军旗帜的游击队，同时，并以游击队招兵为借口，为第一团队不断输送着兵员。由于形势混乱，九里冲与国统区之间又隔着日战区，国民党对这里望尘莫及。可以想象，这支游击队实际上由钟祥县委掌握，干着共产党的事情。
为了拥有一支强大的新四军正规部队，边区党委号召各地的党组织踊跃向新四军输送兵员。谭扶平十九岁就当了县委书记，难免头脑发热，一心想做出点成绩让上级看看。水湖成立了中心区，卢祥瑞便把精力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那里。一次，卢祥瑞到水湖去了，谭扶平便决定把这支二十多人的游击队以及卢祥瑞保存的枪支全部送进大洪山，集体参加新四军。
钟祥县委委员茹传品是个老党员，他提醒谭扶平：“谭扶平同志，卢祥瑞和这支游击队不隶属钟祥县委，你现在要将游击队送去集体参加新四军，是不是要跟他打声招呼？”
谭扶平说：“不用，我们县委一直在用游击队的名义向新四军输送兵员，这个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县委书记，有权做这个决定。”于是，不经集体讨论，谭扶平便自作主张将游击队以及卢祥瑞保存的二十条枪，全部送到大洪山，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几天后，卢祥瑞从水湖回来，见自己的游击队居然被谭扶平送去参加了新四军，怒发冲冠，他痛斥谭扶平，毫不留情：“你乳臭未干，不知天高地厚。目光短浅，好大喜功。今天看起来你是为新四军输送了几十个兵员，实际上你破坏了我的全盘计划，斩断了我们本可以源源不断向新四军输送兵员的基础，你罪不可赦！”痛斥得谭扶平像孩子一样当众“呜呜”哭了起来。
边区党委得知了谭扶平与卢祥瑞的矛盾，高度重视，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首先解除了谭扶平县委书记的职务，将他调离钟祥。又考虑到谭扶平这回严重伤害到了卢祥瑞，为了做好安抚工作，便派了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来做卢祥瑞的工作，以示对卢祥瑞的重视：“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干部奇缺，出现谭扶平这种过于年轻，工作经验不成熟的现象再所难免。事情过去了，你就放下吧。钟祥地处敌我对峙地带，容不得我们有半点疏忽，为了工作起来配合默契，边区党委已调彭刚同志担任钟祥县委书记，并顺便带回来一个班交给你，由你安排。同时，边区党委还命令谢威同志率领第一团队两个营进驻南山，随时策应你开辟水湖。县委这边，你与彭刚同志的关系不错，第一团队那里，谢威跟你曾经是老同事，第一团队的许多战士也都是你曾经的老部下。对于这样的一个组合，你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二十几名游击队员送进大洪山参加了新四军，退回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边区党委却让彭刚带回来一个班交给自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通的做法。卢祥瑞感动了，边区党委这样重视他，重视他开辟水湖的意见，不仅他自己没想到，恐怕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卢祥瑞说：“过去，我个人一直认为站在钟祥的大局上看，水湖是连结襄河两岸的跳板，是我党的必争之地，但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现在边区党委这么一部署，证明了我的观点没错。今天，我向边区党委保证，我一定要拿下水湖，让其成为我党的一块重要根据地。”
那位老红军紧紧握着卢祥瑞的手：“好，卢祥瑞同志，你不仅是一位我党无比忠诚的战士，还是一位黄埔生，满腹韬略，边区党委对你的期望很大，希望你再接再厉，为抗日斗争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