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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要上早朝。大臣们四更即起，穿戴整齐，手持牙笏，来到朝房内外等待。
若说朱由检是个昏君，那是天大的冤枉。相反，在大明皇帝中，他是最勤政的，甚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最勤的皇帝。他每天上朝，晚上在灯下批阅奏章，与迷恋道术长期不上朝的嘉靖皇帝相比，真乃天壤之别。这还不算，朱由检相当节俭，带头穿洗过的旧衣服，连磨破袖口的线头都露出来了。历代皇帝都迷恋女色，不惜乱服春药而致短命，惟独崇祯例外，他将自己的妃嫔限制在最少的数量，这和历代帝王奢侈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按理，有这样的明君，完全能将大明江山力挽狂澜于既倒，走向中兴。他登基后，也一直有此抱负，总想有番作为，铁腕洙灭魏忠贤党和客氏逆党就是明证。有人说，若不是他生性多疑，误杀忠臣袁崇焕自毁“长城”，大明中兴不是没有希望。我看未必，即使袁崇焕不死，面对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和女真族的入侵，朱由检的勤政只能延缓灭亡，而不能从根本上挽回败局。因为，大明朝廷已病入膏盲，无药可救。朱由检十七岁登基，三十四岁去世，在十七年的帝王生涯中，少有欢乐，无论身体还是心灵上，都遭受到非同一般的煎熬。
崇祯皇帝上早朝，文武百官等候至殿上太监吆喝上朝时辰到，方才按品级领序班向乾清宫鱼贯而入。乾清宫殿外，百官分文武两班站定，黑压压一片，静寂无声。一身金黄龙袍的朱由检在皇帝宝座坐定，扫视下面百官，问，众位爱卿，有事快奏，无事散朝。
杨嗣昌出列跪地奏道，皇上，昨日接到湖广总兵府飞马快信，称十天前，张贼献忠在罗猴山设伏，我军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失败，三万多官军，伤亡一万多人，俘虏一万多人，只剩下不到一千将士，还把印信兵府以及数万军械、几万担粮食、十几万两银子，统统送给了反贼。
崇祯皇帝闻听，惊得跳起来，怒问此战谁在指挥？
杨嗣昌回答，是湖广总兵左良玉。
皇上又问左良玉现在何处。杨嗣昌说，在武昌。微臣那次没说错吧，张献忠狡猾得很，招安是假，迟早要反。
崇祯皇帝打断他的话，不悦道，过去的事情还提啥，左良玉为何不来请罪？
杨嗣昌磕头，壮胆说,此战惨败，责任不全在左良玉。
皇上冷冷道，不在他，在谁？
杨嗣昌不回话，起身，递上左良玉写来的一封奏章。皇上要太监拿上来。
又羞又恼的左良玉，在奏章里，把罗猴山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熊文灿身上。他对皇上告状，说谷城知县阮之钿早两月就侦悉张献忠反水的图谋，并派亲信密告了熊文灿，请求派兵到谷城防范。熊文灿因受了张献忠贿赂，执意不准调兵，听任张暗地招兵买马。直到谷城兵变，才下令让左良玉带军进山讨伐。明军由于准备不足，长途奔袭，鞍马劳顿，才致全军覆没。
崇祯皇帝看完，脸色铁青。他本以为内患已定，高枕无忧，没料到出了这种事，不由拍案大叫，熊文灿，误朕，该杀！吓得熊文灿脸色惨白，扑通跪地求饶。他极力声辩，推卸责任。崇祯皇帝哪里还听得进去，喝令御林军，把熊文灿革职下狱，秋后开刀问斩。同时，河南总兵张任学因发兵迟缓也被革职。
崇祯皇帝又道，左良玉也罪责难逃，立即快信传他进京！
杨嗣昌明白，皇上早就看不惯左良玉的骄横跋扈，正好借机一起治罪。他赶紧跪地求情，皇上，当前大明正值用人之际，左良玉不可下狱啊。其余文武百官，也有好几个求情的。
崇祯皇帝想了想，也对，大战当前，斩杀大将是大忌。于是，他做了个顺水人情，将左良玉的湖广总兵一职撤了，降为大将，令其全力追剿义军，戴罪立功，并限期当年十二月前成功。否则，革职问罪。同时，由陈洪范代理总兵职务。
由于熊文灿是杨嗣昌推荐的，如今出事了，他十分自责，两次上疏请罪。崇祯皇帝并不怪他，反而授予其礼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就任督师，简称阁部督师。他密示杨嗣昌集中兵力对付张献忠，理由是张献忠曾惊他的祖陵，不可原谅，对其他义军则可采取剿抚并用的办法。
杨嗣昌很清楚，什么“曾惊祖陵”，不过是崇祯皇帝的一种饰词罢了，不然如何解释他当初同意张献忠招安的事情。
罗猴山大捷传遍全国，极大鼓舞了各地的义军。各营义军纷纷出山攻城掠地，建立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罗猴山大捷，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场有名的战例，沉重打击了反动的明王朝。此后一年多，明王朝为剿灭张献忠与罗汝才两部义军，先后发兵四十余万，被拖困在四川、湖广一带，这就为李自成义军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步伐。
不久，熊文灿以抚设误国罪斩首于北京西市，卒年六十七岁。崇祯皇帝把责任全部推到他头上。纵观熊文灿一生，始以招抚郑芝龙发迹，终以招抚张献忠毁身，真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啊。
熊文灿的失败，使朱由检更加倚重杨嗣昌。他不甘心，不相信大明江山真的会毁灭在他手上，钦定杨嗣昌为督师，前往湖广襄阳，全力剿灭张献忠“流贼”。杨嗣昌离开北京时，朱由检亲笔题诗赐给杨督师：“盐梅今暂作千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杨嗣昌真是感激涕零。
十月一日，杨嗣昌与太监刘元斌一起到达襄阳，大将左良玉和巡抚方孔绍、总兵陈洪范，到城外十里处相迎。进城后，杨嗣昌首先宣布，左良玉尽管已降三级，但出于战事需要，仍然挂平贼将军印，赋予指挥其他参与镇压反贼的各路明军的权利。这样一来，左良玉明降暗升，反而兵权更大了。
杨嗣昌精明过人。他深知，自己虽说位高权重，但毕竟是文官，需要笼络一名实力派的武将充当助手。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左良玉。在明军俱将中，声望很高又很能打仗的，除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就是左良玉了。杨嗣昌要通过重用左良玉，达到挟制其他将领的目的。
左良玉也不是蠢子，他看出了杨嗣昌笼络自己的目的。他岂会听从一介文官的摆布？他装作顺从杨嗣昌，心底却在打自己的小九九。
杨嗣昌自以为笼络了左良玉，便召集左良玉、方孔绍、陈洪范会商军务。别看杨表面上气派很大，实际上没啥良策，他按照朱由检“剿抚兼用”的训谕，首先展开一场政治攻势。他派人刻榜悬赏通缉张献忠，榜文上画着张献忠的头像，旁边写道：“此是谷城叛贼，而今狗命垂亡。兴安平利走四方，四下天兵赶上。逃去改名换姓，单身黑衣躲藏。军民人等绑来降，玉带锦衣升赏。”榜尾大书赏格：“能擒张献忠者赏万金，爵通候”。此榜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到处张贴。
在军事部署会上，杨嗣昌秉承崇祯皇帝关于集中优势兵力首打张献忠的指示，提出调陕西总兵郑崇俭部从汉中西乡入川，命左良玉部移驻陕西兴安、平利，命洪希贵部置于岳阳，防止张献忠北入陕西、南下洞庭。
左良玉反对这种军事部署。他认为，主力部队必须抢先进入四川南部。因为围剿战役打响后，张献忠未必会北入陕西，南下湖南，而极可能是西进四川成都平原。于是，他拒绝杨嗣昌移防陕西的命令，率部从渔渡进入四川驻扎去了。
杨嗣昌见左良玉不听话，十分恼火，特地呈文上报崇祯皇帝，意思很明摆，假如“剿匪”失败，责任不在他，而在左良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