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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荣老师接着读文章。
“这种将办学权直接下放到大队或生产队一级，而且经费大多自筹，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支出反而减少，这是很荒诞的。教育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1966年为6.36%，1970年最低，为4.24%。从1972年起，国家财政预算中将教育事业费支出单列，加强管理，这一比例有所回升，1976年达到6.29%，与1965年的6.24%相当。”
老师们又开始议论着：“原来教育经费这么点啊，我说咱们怎么每月挣生产队的工分，上级只补贴六元钱呢。”
有人却反驳：“你就知足吧，每月有六块补贴就不错了，你看看那些老农民，谁会给他一分钱！”
梁荣老师点了点头，承认老师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然后，他打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又开始读了起来。
“如同“大跃进”时期，“文革”期间的中小学教育数量的发展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小学实行五年制，初中、高中各两年，取消了考试和留级，教学内容十分简单，因而实际的教育程度并不能真正达到初中、高中的水平。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而是以实际的功用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普及基本的学习需求，如同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无疑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际，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今天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于70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使我们深入认识基础教育的功能。我们通常说，由于“文革”时期的教育荒废，耽误了一代人。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尤其是对那些在“文革”前接受教育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但对于在“文革”时期上四年制中学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许多末通过77年这次高考进入大学的青年，正是“文革”教育荒废时期的中学生。”
魏连听完梁老师的学习材料后，立刻接着说：“这篇内容写得很好，的确在这次高考中失败的大多数就是像白杨这样的文革时期毕业的高中生，大家都有目共睹。”
听到魏连校长这段发言，白杨犹如伤口上撒盐一样，痛上加痛。实际上，不只是白杨有如此沉痛，像田勇，王新等，大约十几个年轻老师都是如此。他们都从梁老师读的文章及魏连的发言中意识到，他们就是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教育荒废时期，以提高教育数量而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的的高中毕业生。
白杨想这次恐怕谁也救不了他了，他后悔他来当这个老师，根本就不应该参加高考，更不应该进行教学探讨。人家冰化海，田敏，壮儿，秀儿，还有四癞子，多么有自知之明呀，人家根本就不受这个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