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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八点全校教职员工被召集在第三套四合院的会议室开会，全校教师有一百二十余人，前后勤工作人员有五十余名。校长兼党委书记吉甫作了重要讲话。
吉校长年近半百，中等身材，偏瘦型，素称智谋诸葛，面容温和可亲，性格不急不躁，心地善良宽容，做事干净利索，群众威信极高。他是刚刚被平反昭雪，回到学校重操旧业的。真可谓，如宋代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所述:“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当有吉甫辈，颂君之德。”
吉校长独自坐在会议室的讲台上开始讲话了：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这次会议我重点谈两个问题。一是邓小平的复出，二是科学的春天。下面先介绍第一个问题。
1977年5月12日，方毅正在中科院一场会议上讲话，被秘书递来的一张纸条打断——小平同志请方毅和李昌到玉泉山去一趟，谈谈科学与教育工作。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复出。上午10点，两人到达邓小平住处。
这次谈话的内容概括而言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工业上，交通能源要先行，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技术是先行官。邓小平还指出，科学研究是劳动，科技人员是脑力劳动者。
已经73岁的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任务”，从哪里入手呢？邓小平希望“从科研、教育入手，不从科研、教育入手，实现赶超是空话。
吉甫校长停了下来，打开茶杯盖子喝了一口水。通过上面邓小平的谈话不难看出，我们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得抓科技，科技怎么抓，就得靠教育，教育怎搞，就得靠人才，人怎么来呢?
这时，吉甫校长又喝了一口水，翻了翻他那厚厚的笔记本。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话题：科学的春天。
1978年1月，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第一期。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个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报纸与广播的传播，文章主人公陈景润——一个在辱骂和混乱中躲进书本、勇攀数学高峰的清瘦学者，一夜之间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人民文学》的编辑周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陈景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当作主角和英雄描写的知识分子。
1977年10月底的一天，19岁的南京小伙儿武夷山和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就爬起来，在干农活前抢出两小时来读书。《灵歌风》《法兰西内战》都被他翻旧了，一个月前的《参考消息》也揣在兜里随时掏出来翻看。高中毕业后下乡的武夷山，还不知道自己将是最后一批知青，命运在这一天发生改变。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武夷山从徐迟的文章中读出了味道：“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对陈景润的叙述，与“文革”中宣传“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
陈景润的工作，是迄今为止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最好成果，这确实是世界公认的。但这个人在‘文革’期间被批为白专典型，‘文革’结束后，他是‘又红又专’，这就是政策上的突破，宣传他有很多政治意义。
对陈景润事迹大张旗鼓的报道，是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计划中的一部分。接着，大会筹备工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要点》。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科学大会前的典型人物宣传，多集中在数学领域。中科院数学所除了陈景润、还有两位数学家杨乐、张广厚。陈景润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由研究实习员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