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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大炮的大理石矿也没个正经名字，也没个正经厂房。半山腰上，搭了几间草棚子，这就是民工们吃饭和住宿的地方。民工都是本村的村民，工作就是先用炸药把山石炸开，再拿着十字镐、钢钎什么的，往外刨一种叫做大理石的白色石头；石头刨出来之后再弄下山去，放到公路旁边，等着外面的人开着卡车来拉。干这些工作没有什么技术要求，只要有气力就行。
说实话，肖仁贵打心眼里没看上这份工作。这能叫工作？不就是出卖自己的气力嘛！他从心底里也看不起他的老板二叔——什么老板，充其量也就是个爆发户。肖仁贵之所以答应二叔来他矿上干活，只是因为他是村支书，尽管官儿不大，可也算个官啊，二哥田生福，三哥孙百胜他们要不是有当官的爹娘，能有那么好的工作等着他们？靠近干部，跟着干部；巴结干部，讨好干部，进而自己当上干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吧？
同样，二叔肖大炮也根本没看上这个侄子，虽然长得壮壮实实的，但毕竟刚刚从学校毕业回来，要能力没能力，要力气没力气，根本就不是干活儿的料。肖大炮之所以让他来矿上干活，一方面是看中了他高中生这个名称，能提高自己企业的名声。在石板河乡，开大理石矿的村支书不止他一个，你们谁手下有个高中生？正像庙堂里供奉菩萨一样，且不论菩萨有没有用，但要是没有这个菩萨，那庙堂就不成其为庙堂了。更重要的是，肖仁贵在县城高中上过学，听他说过，县里那些大官的孩子都在他们学校上学，很多跟他是同学。再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他的这些同学中，肯定有不少人要当某些部门的领导，要掌权，有一个肖仁贵在，到时候找他们办事儿就方便多了——这也算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吧！
第一天到大理石矿上班，肖仁贵还是很高兴的，他跟着民工们一起来到矿坑里，拿着十字镐，一会儿在这儿刨几下，一会儿又在那儿挖几下，一天下来，除了手上打了几个血泡外，也没有什么感到不适的。第二天可就不行了，一大早，民工们都开始吃饭，他躺在床上不动，送饭师傅来草棚子里叫他，他说身上疼，脚手也疼，胳膊腿都疼，早饭就不吃了。等到大伙都吃过饭，扛着十字镐，钢钎什么的去了矿坑，他一个人从床上起来下山了。
山下不远处的小村庄里有一家小小的店铺，肖仁贵来到店铺里，买了一包饼干，两瓶啤酒，又让老板给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慢慢地吃着饼干，喝着啤酒，看着远山近岭的风景，一直到吃中午饭时，他才回到山上。
从第三天开始他就不干活了。他也跟着民工们一起去矿坑，但他只是看着人家干，他躺在树荫下看闲书或者睡觉；送到工地上的饭，他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下山到小卖铺里吃饼干，喝啤酒。二叔支给他第一个月的一百二十元工资他早早给花光了，无奈之下，他借了一辆自行车跑回了家。
家里，父亲去石板河街的厂里上班去了，妹妹在邻居家织丝毯，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场院里晾晒刚刚收获的花生和玉米。看见儿子回来了，母亲放下手中的活儿，赶紧过来问他：“吃饭没有？这个时候回来有啥关紧事儿？”
肖仁贵直言不讳：“身上没钱了，给我点钱。”
母亲赶紧走进屋里，拿出两张面值五十元的纸币给他：“这是你妹妹织丝毯的工钱，昨天人家才给的。”
肖仁贵有点不满意：“就这么一点儿？”
母亲说：“人家总共给了二百块，你妹妹说，我跟你爹的袄子都穿十几年了，不暖和，她让我给她留一百块钱，等有空了，上街买点布给我俩做件新袄子。”
肖仁贵犹豫了一会儿，把一百元钱装到上衣兜里。看见场院里晾晒的花生，就吩咐母亲：“你把花生给我装一些，我要带走。”
母亲不敢怠慢，赶紧进屋里拿出一个编织袋，给他装花生，一边装，一边对他说：“工地上活重，你可要吃好，该歇着就歇着，别把自己累坏了；还有，工地上的伙食差，想吃什么，回来跟妈说，妈给你做。”
肖仁贵心不在焉地听着，忽然，他问母亲：“家里还有没有干腊肉？”
母亲说：“腊肉早就吃完了，只留有一条，准备到冬月你爹过生日时吃，你想要就拿去。生日嘛，年年都要过，让你爹明年再吃也不晚。”
母亲装了满满一袋子花生，又回屋里拿出一条干硬干硬的腊肉，肖仁贵先把花生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然后把腊肉绑在上面，骑上车，走了。
肖仁贵用自行车带着花生和干腊肉没有去别的地方，他直奔距离他家不远的村支书肖大炮家。肖大炮家是一座红砖平房，院子很大。高大宽阔的红漆大门上面镶嵌着一块儿大理石匾额，上面刻着“紫气东来”几个红漆大字。宽敞的院子里种着几棵果树，果树下面放着一张乳白色大理石桌，石桌周围放着四个鼓形大理石坐凳。整个院子给人的感觉是干净整齐，宁静优雅，一点也不像一个庄稼人的宅院。
肖仁贵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可他又来的也真是时候。还没进大门，就听到一个妇女正在院子里破口大骂：“……整天说你在外面挣钱，挣钱，挣你妈那个X！这么多年，你挣的钱都去哪儿了？是不是都塞到你那野婆娘的枕头里了？你长年在外面吃喝嫖赌，一家老少在家里吃个油盐还要靠卖鸡蛋、卖粮食；地里的庄稼熟了，烂到地里你也不管——你啊，最好死到外面别回来，这一家人只当没有你……”
肖仁贵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看到二叔肖大炮正蔫头耷脸地坐在树下的石凳上，一个人高马大，满脸横肉的妇女站在堂屋门口一手叉腰，一手指点着他，正喋喋不休地骂个不停。他把自行车放好，赶紧走到女人面前，亲切地叫了一声“二婶”，就扶着她的胳膊，轻轻地推进屋里，又扶着她坐到沙发上坐下。
肖仁贵弯着腰，十分谦卑、十分恭敬地对她说：“二婶，你可别错怪了我二叔，他在外面开矿确实不容易。你想啊，本来就赚不到几个钱，还要上上下下打点，还要给工人发工资，还要买炸药，置办工具，还要跑到外面找买主——不容易啊，二婶！你就别再怪我二叔了。”
二婶稍微消了点气，声音也没有刚才那么大：“你说你没赚到钱也行，可你得回来干点活儿啊！眼看人家的粮食都收到屋里了，我们家的庄稼还在地里长着。我一个女人家，家里家外都快忙死了，你整天跑得帽子不见天。还有，现在村里村外谁不说他跟野鸡洼的丁寡妇在混着？你说，你那脸不是脸，老娘的脸也让人家当成屁股了……”
还没等二婶把话说完，肖仁贵急忙接着说：“好说，好说，这一切都好说。二婶，你就别生气了，明天我带几个壮劳力来，一天就把咱家的粮食收完了。这么小的事儿犯得着让你生气？至于我二叔和那个丁寡妇的事儿，你别听别人瞎说，他整天那么忙，哪儿有时间去干那个？再说了，我听说那个丁寡妇长得又矮又黑，我都够矮了，她还比我矮半截，跟你比那简直是天上错地下，我二叔堂堂一个村支书、村长，能看得上她？”
二婶的气几乎全消了，但仍然黑着脸，她打量了一下肖仁贵，不冷不热地问他：“你今儿来啥事儿？”
肖仁贵直起了腰，笑着说：“这不快过中秋节了吗，我来看看你和二叔。”
二婶说：“我看你自行车上捆着一袋花生，我们家有的是花生，可都还在地里长着。”
肖仁贵抱歉地说：“我知道二婶家种的花生比我家多。可你也知道我们那个家，啥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想来想去，就只能孝敬你点花生和干腊肉。不过二婶你放心，明天一天，我保证把你家的花生全部从地里收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