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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的田局长真是天生一副当官的面相：方面大耳，鼻宽口阔；将军肚，小短腿；大背头油光锃亮；小眼睛深藏不露。此时的局长正仰靠在沙发上专心致志地看着彩色电视机里播放的舞蹈节目，虽说孙百胜他们忙里忙外地搬东西，但那弄出来的响声一点也没影响到局长，人家好像根本就没看到他们一样，头不抬，眼不斜，身不动，膀不摇，要不是那不停晃动的双腿，简直就是一尊雍容富态的泥菩萨——那架势，那威严，那仪态，那风范一下子让肖仁贵佩服得大气不敢出。
眼看卡车上的东西快要搬完了，局长连斜眼看他们一眼都没有，肖仁贵心里焦急，就在他扛着最后一袋羊肉进门之后，故意撞倒了放在门口的挂衣架，挂衣架倒在地上，上面挂着的一顶火车头帽子滚出老远，孙百胜也顺势倒在了地上。
这下可惊动了田局长，他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肖仁贵身旁一边扶他起来一边关切的问道：“小心点，小心点，摔着没有？”
肖仁贵站起来抱歉地摇了摇头，就赶紧捡起地上的帽子递给田局长，田局长弯腰扶起挂衣架，从肖仁贵手中接过帽子又挂在上面。
肖仁贵把羊肉扛到田生福家的贮藏间里放好，正要往外走，田局长问他：“你是我们生福的同学？”
肖仁贵腼腆地点了点头：“叔叔，山里人，让你见笑了。”
“以后常来玩儿啊。”田局长又把头扭向了电视机。
肖仁贵打开门正要往外走，一股冷风破门而入，他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拉紧衣襟就要出去，这个时候，田局长又叫住了他：“小伙子，等等。”
肖仁贵急忙站住，转过身来，只见田局长从挂衣架上取下那顶火车头帽子，往他头上一扣，说：“外面天太冷，这顶帽子你戴回去吧。”肖仁贵也不拒绝，说了声“谢谢叔叔。”就下楼去了。
肖仁贵要急着回家，田生福问他：“你不是要来见大哥的吗，咋又不见了？”
肖仁贵好像猛然醒悟了，他急忙说道：“你看我这记性，咱们现在就去吧。”
田生福说：“听我妈说，大哥昨天来找过我了，既然你来了，咱们还是一起找他好了。”
俩人一起来到陈亮家，不巧的是，陈亮家没一个人在家。田生福摸了摸他家那只灰色的铁锁，对肖仁贵说：“要不让司机师傅先把车开回去，咱们晚上再来？”
肖仁贵说：“不行，我今晚必须赶回去，你看这天，马上就要下雪了。真要是下一场大雪，我跟司机师傅可都回不去了。这年终月底的，矿上有好多事儿需要处理，看望大哥的事儿，还是改天吧。”
这个腊月，肖仁贵确实很忙。毕竟接替二叔当矿长不长时间，好多事儿都要他亲自去做。有些事儿通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而有些事儿即使他再努力也根本做不到，比如说有几个老客户，根本不认他这个新矿长，好多陈年老账要不回来。
但他还是尽最大努力去做他能做到的事儿。到这年底了，他知道年前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督促民工们如何多挖石头，而是要尽快把客户们欠的钱给要回来，过小年前，必须把该安置的单位安置好，比如财政所、派出所、税务所、工商所、土地所……一家都不能少——当然，这些都是二叔在家的时候教给他的。
费了好大的周折，外面的欠账要回来的不多。时近年关，给乡政府的七站八所送礼又刻不容缓，无奈之下，还没到腊月二十，他就催促父亲找人来把家里养了一年的、用来过年的一头大猪给杀了。这头猪不小，净肉就有二百多斤，他把两个猪后臀分别送给了财政所的李所长和田生福，两个前胛分别送给了派出所所长和税务所所长。开矿需要炸药，而炸药的购买和使用完全由派出所掌管；在咱这贫困村里，按国家政策开矿是免税的，可到底免不免，免多少，都是税务所长说了算，所以，他手中的那支笔很重要，稍微饶他一点，那就是几万块。
两个猪后臀和两个前胛都找到了去处，剩下的猪肉，按照各单位对自己重要程度的不同，把它分成轻重不同的几条，分别都送出去了。
从县城回到泥鳅沟已经是下午了，今天能见到田生福他父亲——田局长，尤其能得到田局长的一顶火车头帽子，他感到特别的荣幸和激动。他从卡车上下来之后，一路莺歌小唱地往家走。
还没到家门口，就看到自家的场院里坐了很多人，走近了一看，才认出这些都是自己矿上的民工。他知道，他们这个时间来家里，没有别的事儿，都是来讨要工钱来了。如果早知道他们要来，自己就不急着回来了，但已经走到家门口了，不能不回去啊。
他硬着头皮走进场院，民工们一看见他回来了，纷纷站了起来，闹哄哄地问起工钱的事儿，他让大家继续坐下，然后对他们说：“叔伯兄弟们，仁贵真是对不起大家了！自从我从二叔手里接手这个大理石矿到现在，好多客户都不认我这个新老板，好多欠账都没要回来，我知道大家在矿上忙了一年，都指望这点钱过年，可仁贵实在是没办法……”
有个民工站起来问他：“老账要不回来，那这几个月刚刚卖出去的石头总该给钱了吧？”
他想了想说：“给是给了，可大家都知道，这点钱光用来打点上面还不够，更不用说咱们的工钱了。”
这个民工又说：“你给他们少打点一点，也给我们留一点，让大家都能过个年。你这样连一分钱都不给，让我们咋过年？谁家不是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
这个民工语气虽然有些生硬，可说着说着竟然哭出声来。肖仁贵父亲急忙对儿子说：“仁贵啊，你想想办法给大家都安置俩，好让大家都能过个年，你没看，家家都不容易啊！”
看来不答应给钱是不行了，不答应给他们一点，他们今晚都不会走，而且都会在这里哭起来，那还像个什么样子？肖仁贵没办法，只好对大家说：“叔伯兄弟们，我体谅大家的困难，这样吧，大家都先回家去，等我想想办法，要么借账、要么贷款，我肖仁贵宁肯不过这个年，也要给大家安置一点钱，让大家能过去这个年。”
得到了保证之后，民工们陆陆续续站起来回家去了，肖仁贵一个人坐在场院里，望着对面渐渐隐入夜色的山峰发呆。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母亲已经把晚饭端到了堂屋的桌子上，父亲叫他进屋吃饭，他懒腰使胯地站起来往屋里走，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打着手电筒朝他家这边走来。
不用多想，肯定又是一个来要工钱的。他只当没看见，只顾转身往屋里走，还没走到门口，只听来人问道：“肖矿长在家吗？”
来人的声音很陌生，他不禁警觉地扭回头问：“谁啊？”
说话之间，那人已经进了场院，站在那里。他站在门口定睛一看，更是吃了一惊：这不是乡里的郭小柱副乡长吗？这么晚了，他来找我干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