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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肖仁贵又准时把一万块钱用信封装好送到了谭书记的办公室。从谭书记的办公室里出来，他心里难受得想掉眼泪，要知道，这一万块钱来的实在是太艰难了。
昨天下午，为了这一万块钱，他在想尽了各种办法之后，只好去了副乡长郭小柱的办公室里。说实话，在往郭副乡长办公室的路上，他直想掉眼泪。敲开了郭副乡长的办公室，他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站在郭副乡长的办公桌前，低着头，好长时间说不出话。
郭副乡长连问他了几次“有什么事儿吗？”他就是不回答，他知道，一开口说话，眼泪肯定忍不住要掉下来。
在郭副乡长的面前站了一会儿，他最终还是把心一横，抬头对他说道：“我想把大理石矿卖掉。”
郭副乡长一惊：“为啥？”
他说：“开过年到现在一直赔着，老矿坑没石头了；新开的几个矿坑，有两个根本没有矿石，现在连民工们的工资都发不下来。”
郭小柱很生气地说：“你真是个成事不足的草包。刚刚接手一年，这么好的企业你就把它弄得一团糟。你知道不知道，你二叔在家时，矿上每年的净利润至少是二十万。”
肖仁贵说：“我实在是能力有限。我也不想这样。”
郭小柱想了半天，问他：“你打算卖多少？”
肖仁贵说：“想至少卖十万。把去年欠你的还清，再把民工们的工资兑现了，基本就没有了。”
郭副乡长听了，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用手在额头上摸了半天，最后站了起来，对他说：“算了，欠我那三万我也不让你还了，欠民工们的工钱也不用你付了，我给你两万块钱，矿算我买下了，等你二叔回来，我还交给他经营。”
“才两万？”肖仁贵抬头看着郭小柱副乡长，心想，“你也太心黑了吧，那么大几个矿，你就给两万？”
想是这样想，但肖仁贵没敢开口说出来，他只是呆呆地看着郭小柱。
郭小柱说：“咋了，还嫌少啊？想想你接手这个矿的时候花了多少钱？把个好好的矿山搞成这个样子，还落两万块钱，你吃亏了？”
肖仁贵不敢吭声。郭小柱又问他：“愿意不愿意？愿意了，咱们现在就写一个协议，不愿意就算了。跟你说实话，那矿有我的投资，虽说你二叔不在家，也不是说你想卖就可以卖的。”
思前想后，肖仁贵只好答应了郭小柱。俩人写好了协议，各自按上了指头印，郭小柱拉开办公室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万块钱扔给他说：“先给你一万，等矿上的情况好转了，再给你一万。”
肖仁贵拿起那一万块钱就转身要走，郭小柱急忙说道：“就这样走了？”
肖仁贵问他：“还有啥事儿？”
郭小柱一脸不满地问他：“你在哪儿见过拿人家钱不写收据的？”
肖仁贵无奈地拿起笔，在郭小柱递给他的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收据。
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把那一万块钱从裤兜里掏出来往办公桌上使劲一扔，然后“扑通”一声躺到床上，用被子捂住脸，大哭起来。
哭了一阵子之后，他又从床上起来，把桌子上的一万块钱装进信封，老老实实送到了谭书记办公室。回来后，独自坐在沙发上伤心。
过了一会儿，他拿起电话想给田生福打个电话，憋了一肚子的心里话，不找个人说说是不行的。
电话打到县财政局，人家说田生福不在，实在没办法了，他又往田生福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是保姆杨晓兰接的，她说田生福上班去了。肖仁贵知道这人不知道又去哪儿钓鱼、打兔子了，就托杨晓兰，等生福回来后给他回个电话。
幸运的是在晚上十一点多钟，田生福回电话了。接到电话肖仁贵就埋怨他：“二哥，你也太不把兄弟放在心上了，临时工转正和农转非的事儿，你只是给我报个信儿，也不帮我操操心找找关系。现在我都急得火烧眉毛了，你还是该咋玩咋玩，你是不是想让我也给你送份礼？”
田生福说：“你可冤枉我了，为你这件事我可真的没少操心。就在我给你打电话透露这个消息之后，我就给我大舅打了电话，说你是我同学，让他无论如何要替你想想办法；后来我又让我爸给负责这件事儿人打了电话，专门为你的事儿跟人家打招呼。电话是当着我的面打的，我一点都没有骗你。上星期三我又让我爸去人事局看看你俩的情况咋样了，他回来说临时工转正和农转非的名单上都有你。农转非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叫单玉桂，说是你媳妇的名字。——四弟你也不想想，要是没有我大舅给你运作，没有我爸跟人家打招呼，你就到乡政府工作了那几天，哪有资格参加这次临时工转正？还抱怨我呢，你说在你这件事儿上，二哥我做的到底够数不够数？”
肖仁贵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间，高兴和愤怒两种水火不容的情绪就像一股浑水和一股清水一样，相互碰撞着，冲击着，混搅着，像汹涌的浪涛在心中翻滚。明明自己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姑父今天又向自己要了一万？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欺负人吗？但这些话现在不能对田生福说，他还是生气地问田生福：“二哥，既然你早就知道了，为啥不及时告诉我？”
田生福说：“我总想着事情已经办好了，早晚你都会知道的，早一天、晚一天知道还不都是一回事儿？你是了解我的，天天都忙得两头不见天。”
肖仁贵真是欲哭无泪，他在电话上向田生福说了声“谢谢！”就把电话给挂了。
放下电话，肖仁贵一下子瘫坐在床上，又一次流下了眼泪：表姑父啊、表姑父，你为啥要骗我一万块？这可是一个正式工几年的工资啊！你知道吗？为了这一万块钱，我都把大理石矿低价卖掉了，那是我的摇钱树啊，没有了大理石矿，你让我今后可指望啥啊……
从肖大炮手里接收的大理石矿与其说是肖仁贵的摇钱树，还不如说是他的命根子。一年多来，肖仁贵的开支全靠这个大理石矿。工资能有多少啊，一个月百多块钱，除去吃喝几乎不剩什么了。虽说工资不高，但花钱的地方可不少，单位所有人家里有了红白喜事每个人都要随份子。要是赶上哪位领导要是死了爷奶、爹娘什么的，每次至少要送五百块，一年的工资光花在这方面就远远不够。若不是这个大理石矿，肖仁贵自己的吃穿就很成问题。现在为了这一万块钱，他被逼无奈把它给低价卖了，肖仁贵心里在流血——这真比拿刀子剜他心还要难受。
尽管在日常生活中，肖仁贵看见同事就面带微笑，遇到领导就打躬作揖，可至今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在乡政府这样的行政单位，人们本来就是表面一团和气，有礼有节，暗地里勾心斗角，互相攻击。肖仁贵现在还是个临时工，单位里谁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更不用说跟他交心做朋友了。这个时候，他确实想找田生福说说话，因为其他弟兄都在外地，可这位二哥整天跑得帽子不见天，根本见不着人；想找吕茵茵说说，在目前这个关键时期，他又生怕惹出什么麻烦；想跟玉桂说说心里话，可是自从订婚后，那玉桂从来不和他单独相处……
满腔的失望、愤怒、焦虑、仇恨连个宣泄的地方都没有，实在没办法，每天下班之后，他只好一个人去石板河边转悠，对那一河清水吼上两嗓子；对河里的游鱼骂上两句；对那不停地飞起又落下的野鸭子唱上两声；向那河边的小石子使劲踢上两脚……无论刮风下雨，他天天晚上都在石板河畔一直转悠到深夜才回到住室。
转悠的次数多了，无意之间，他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每星期的星期四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谭书记总是一个人朝着殷大嫂家的方向走去。
为了印证自己对谭书记的怀疑，有一次肖仁贵悄悄地跟在了他后面，结果是，谭书记真的去了殷大嫂家，他在外面等了半夜也没见他出来。这一下，肖仁贵心里乐了，心里暗想：表姑父哟，你等着吧，不怕你不犯，单怕你不干。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暗夜里，他双眼露出了让人难以捉摸的光。
几个星期都没有回家，心情极为低沉的肖仁贵确实有点想家了，星期六早上一大早，他骑上自行车往家里赶去。走进自家的院子，一家人都没有在家，父亲还在社办厂上班，母亲肯定下地干活去了，妹妹也可能在忙着织丝毯，院子里冷冷清清的。肖仁贵放好自行车，坐在院子里发呆。
冬天的阳光本来就不是多么明亮，照在院子里，一片灰白；偶尔刮过一阵西北风，树梢上仅剩的几片枯叶也沙沙沙地落了下来，整个院子里显得十分冷清甚至凄凉。这个时候，院子里唯一耀眼的是那挂在上房前墙上的一串串鲜红鲜红的辣椒，每串都有四五尺长。辣椒虽已干透，但那颜色却更加鲜艳，红得热烈，红得阳刚，红得让人心潮澎湃。
星期日下午走的时候，肖仁贵从墙上取下一长串辣椒装在编织袋里，准备带走。母亲一边帮他装辣椒一边说：“娃儿啊，你从小一吃辣椒就上火，还是少吃一点吧。在乡里要是没有菜吃，我给你准备点儿别的吧！”
肖仁贵没好气地说：“自己不吃、不会送人情啊？”
母亲又说：“这也能送人情啊？谁家缺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肖仁贵竟然生气了，他不耐烦地对母亲说：“你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看着他走了，母亲嘴里咕哝着：“日你妈，跟吃了枪药一样，一张嘴就往外冒火，谁欠你黑馍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