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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沙田暴动和高州兵变失败后，
国民党军警进一步破坏中共南路各级领导机关和交通情报系统。
是年仲夏，混入党组织的特务梁超群利用中共广东省委派遣之机，以协助南路特委开展兵运工作为名，为国民党搜集情报。
此外，在南路特委机关工作的陈兴，被国民党特务和广州湾公局局长陈学谈用金钱收买，沦为叛徒。
在国民党特务不断渗透和叛徒出卖下，中共南路特委机关及各县区的党组织已经在敌人掌控之中。
八月的一天，南路特委领导成员杨枝水、陈周鉴、薛经辉和兵运负责人龚荣昌、余乐平等八人，在赤坎海边街高茂旅店研究高州兵变后所面临着的军事斗争问题，由于叛徒告密，他们被广州湾法殖民当局红带兵逮捕。
中共地下党员，法属村议员陈庆桃奉南路特委和淡水沟党支部李癸泉之命，利用法属南二公局长黄耀南的关系，收买了负责此案的法国官员，杨枝水等八人有惊无险，得以获释。
出狱后，龚昌荣因身份暴露，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到香港任“打狗队”队长。同年，他被调到上海任中央特科红队队长，是红队历史上最后一任队长。
他枪法如神，武艺超群，亲手铲除了一批叛徒、特务，为保护广东省委、上海党组织以及党中央立下赫赫战功。
1934年秋，由于叛徒、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宗亮出卖，龚昌荣、赵轩、孟华等红队队员不幸被捕，翌年4月13日下午4时，他们被绞杀于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
自此，曾经令国民党闻风丧胆的中共特科红队，以一种传奇而悲壮的方式结束了历史使命。
1928年12月8日，是中共南路特委的落难日。陈铭枢之弟、梅菉市警察局长陈蓼楚率部和法国营官凌威播、赤坎区公局局长陈学谈在坡头圩会合，对活动于法租界内的共产党人进行大搜捕，重点破坏中共南路特委的领导机关。
首先，他们包围正街“河记”苏杭铺左邻的衣车铺，将隐蔽该处的梅菉市党组织负责人陈时逮捕。然后兵分三路，突袭设在赤坎新街头的南路特委招待所，新街尾“元记”商店和“大中”酒店，逮捕了南路特委领导人朱也赤、陈周鉴、聂都山、陈妹、胡亚安、王进芬、林伯全、易永言、张秀莲、龙少涛。
16日，陈蓼楚在广州湾获悉南路特委书记黄平民的行踪，立即会同法国局兵，在西营码头逮捕了黄平民和符智痴等人。
以上被捕人员，除了王进芬由国民党军第八路总指挥部特派员梁武山押往广州另案办理外，黄平民等人均由梅菉市警察局审讯，后移交驻梅录的第24师第71团（团长邱兆琛）执行枪杀。
中共南路特委被破坏后，敌人的大屠杀开始了，国民党军警根据搜获的“南路特委今后工作纲领、各县市委组织月报表、高州党组织交通路线图、茂名临时县委报告书”等重要文件资料，在南路各县市区进行大搜捕，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致使南路革命遭到严重摧残，长达十年瘫痪。
白色恐怖，血雨腥风，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余乐平，在国民党军警缉捕下，隐名埋姓，东躲西藏，最后磨转到硇洲岛，在一家小饭馆里当了一名厨子，后遇上彭中英和陈信材，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中英与陈信材去武汉找周恩来，要求去延安。适逢周恩来去了重庆，只由秘书接见，说白区需要干部，让他们留在南路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暮春，中共广东省委派韩福初到南路视察工作，谈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有关“脱党”者的党籍恢复问题，因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党员，若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党员证明其每一段历史的清白，即可恢复党籍，若是不具备证明条件的，要通过三年考验，方准重新入党。
历史与时间是幸存老党员的硬伤，大革命失败后，南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国民党血腥大屠杀中，一批又一批地倒下，就义前的口号响彻云霄，震撼着阴霾密布的天空。
中共南路特委机关和各县区党组织几乎都被敌人摧毁，幸存者和组织失联十年，又有谁能够证明自己每一段历史的清白？所以，他们只好接受组织考验，重新入党。
彭中英、易经、彭廷贵等中共早期党员因不主动争取恢复组织关系，故没有恢复党籍，抗战胜利后，彭中英这个中共南路特委第一任书记，服从党的安排，加入了民主同盟。
余乐平比彭中英幸运，恢复了党藉，但职务比彭中英尴尬得多，一个曾经骋驰沙场的优秀军事人才，居然在特委机关当厨子。类此逆差，倘若是心高意傲之人，倚老卖老，早就闹情绪或尥蹶子了，可他对待自己的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来没有半点怨言。
事实上，为余乐平的工作安排之事，周楠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因为余乐平刚恢复党籍不久，从组织程序上讲，进入特委核心圈似乎不可能。若是下放到基层党组织，又显得大材小用，感到有点惋惜。
南路特委重建，新的领导班子不够成熟，成员大多是年轻人，本土化、书生型，理论娴熟，执行党的政策方针那没得说，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和军事技能。
考虑到这一点，周楠别出心裁，把食堂当课堂，厨子当教官，茶余饭后，让余乐平为特委成员授政治与军事课。
虽然斗争环境比较恶劣，可军事课堂并没有因为特委机关的经常迁移而改变，风雨无阻。四年后，这个被特委人称为“袖珍式的流动军校”，培养出了周楠、唐才猷、支仁山等一批知名的南路战将。
老马村起义后，中共南路特委倾力打造自己的武装力量体系，军事课堂宣告结束，余乐平不再当厨子教官，被周楠任命为特委军事作战科科长，后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作战参谋。
在照镜岭的军事会议上，面对着敌人的重兵围剿，他提出了“兵分两路，一带一拉”的作战方案。“
一带”即是一部西进白石水，带动那里的起义部队，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一拉”即是一部拉回敌占区，开展抗日游击战。
这样，敌人顾此失彼，兵力得不到集中，必是被我方寻机各个击破。
存亡在于一念之间，周楠采纳了这一正确的作战方案，使部队得以跳出国民党顽军的包围圈，避免了重蹈高州人民抗日军的覆辙。
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楠想任命余乐平为第一支队政委，但在这个时候，南方局一份加急电报，改变了周楠的想法。
此时，唐才猷、支仁山等人都带兵打仗去了，特委无人适合执行这个潜伏任务，周楠只好打出了手里最后的一张王牌，因而余乐平又一次地当了厨子，所不同的是他不再是温和的教官，而是插入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寒剑。
年纪大了，只能在部队里烧火背锅，而且这一差事还是叶征尘脑筋入转弯为余乐平安排的。
应招这一天，余乐平来到后步岭招兵处，按事先约定的暗号，连说三次“豹狸烩三蛇”，可没想到遭到陶旭凶神恶煞般的驱赶。
“什么豹狸蛇？到别的地方卖你娘的膏药去，我这里只收两腿的，不收四腿和无腿的。”陶旭听不懂，见余乐平还在纠缠个不休，骂道。
“豹狸烩三蛇”是粤菜之魂，别名也称“龙虎斗”，凡是当厨子的一般都会烧这道名菜。
豹狸即是豹猫，主要栖息于山地林区、郊野灌丛和林缘村寨附近。若没有豹狸，也可以用野猫或果子狸代替。三蛇，即是饭铲头（眼镜蛇）、金脚带（金环蛇）、过树榕（灰鼠蛇)。
这个暗号挺有趣，它的寓意是豹狸代表共产党，饭铲头、金脚带、过树榕三蛇分别指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军。
听到这一暗号，叶征尘知道南路特委的特派员到了，往窗外一望，见是一个糟老头子，感到有点意外。不过，考虑到组织派他来当卧底，肯定有着组织的理由，人不貌相，这点不由得他丝毫怀疑。
所以，他唤陶旭入帐，问明情况，说营部的厨子在草潭埠突围时被日军打死了，正想寻找一个厨子，这个人既然称他能烧“豹狸烩三蛇”这样的名菜，可见厨艺不同凡响。
在国民党部队里，官兵不是同在一个大锅里抡马勺，军官有开小灶的特权。陶旭一听就乐了，态度来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收下了余乐平。
至此，叶征尘在先遣营招募之事上所作的文章告下了一个段落，整个计划设计得天衣无缝，实施后又不留任何纰漏。
确实是这样，一方面，他将先遣营招兵买马的情报秘密地上报南方局，而他和地方党组织却不发生横向关系，以至潜伏在先遣营里的共产党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即使日后有人叛变，对他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另一方面，他让陶旭负责招募之事，自己当甩手掌柜，整日和谭非喝酒饮茶，无所事事般。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避嫌，日后共产党人发动兵变什么的，上面追究下来，就抓不到他的辫子。
果然，两年后，解甲归田的张瑞贵被蒋介石复任为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张君蒿为副总指挥，率广东第七区、第八区和广西第三区、第四区的保安部队及其地方武装近万人，围剿挺进十万大山打游击的南路抗日人民解放军第一团和抗日游击队。
在围剿过程中，余乐平见时机成熟，率领先遣营里的共产党人起义，回归到自己部队的怀抱里，参加反围剿战斗。
张君蒿得知先遣营兵变的消息，大为震惊，在军统当要员的他，料定这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事件。不然，一个厨子不可能带走半个营的人马。
应该确切地说，先遣营高层有共党嫌疑。张君蒿第一反应就是锁定营部，并命令执法队逮捕了谭非、叶征尘、陶旭。
如果是一般的营官，在审讯未果的情形下，他就会不皱眉头地将他们毙了，以绝后患。
然而，这三个人不同寻常，不是他想处决就能处决的。叶征尘曾经是陈济棠身边的红人，抗战胜利后，陈济棠被蒋介石任命为两广宣慰使，由重庆回广州，和旧部频频互动，复出的可能性很大。杀了他，等于绝了自己的后路。
若要杀人，只能在谭非和陶旭之间选其一。谭非在十九路军时是自己的爱将，杀之不忍心。何况，三人之中，陶旭嫌疑最大，因为他当年负责招募之事，即使他不是共产党，也有失察之罪，杀之并不为过。
虽然他知道陶旭是张瑞贵的人，但法不容情，最后他吃了秤砣铁了心，枪毙了陶旭，以正军法。
张瑞贵闻讯，怀疑张君蒿是蒋介石派来监视他的，有杀鸡儆猴的意思，遂将湛江指挥所留给张君蒿，自己带着部分人马回老家另立指挥所。
由于敌人勾心斗角，兵力分散，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而且得以迅速地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