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郑关耳感到绝望之时,老天爷似是不忍心折磨这个年轻人,给他开了一条缝儿。
吴仕伶这回似乎是中了邪般,乱了心智,居然任命他为琼西北挺进大队副大队长,名为协助,实则上让他暗里监视着史简,若其有异常,他可以先斩后奏,取而代之。
当然,他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的身边,不止有一个幽灵在晃悠。也许,一个背大锅的伙夫就是你的顶头上司,或者一个刷马桶的杂工就是置你于死地的杀手。
这就是军统,一个世界上庞大的情报机构之一,其的监控系统强大到连日本特高课都感到难以应付。
作为一名普通特工,明知逃出军统魔爪的几率很小,但郑关耳仍是不放弃最后的一线希望,不管怎样说,随部队挺进琼西北,就是一个摆脱吴仕伶控制的绝好机会。
表面上,他不动声色,对史简唯命是从,可心里却是如何算计史简?如何掌控部队?如何和独立总队联系?等等,满脑子都是高智商谋划。
解决史简及其随行的那几个兄弟并不难,问题是他的警卫小队大都是军统在编特工,他们能听从自己的调遣吗?答案是不一定。
还有随他而来的李凝霜是吴仕伶的姘头,此人看似笑靥如花,吐气若兰,其实是一个心机女主,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死在她手下的就有数十人,除了汉奸、逃兵,还有数名中共地下党员或交通员。
她原是广东军统站督查处派到琼崖的督查特派员,负责琼崖军统站督查室工作,防止站里组员在思想或行动上脱离军统的掌控。
军统站撤至琼山甲子镇,乱糟糟一团,管理混乱,职责不清,随着黄守泗出走文昌,李凝霜傍上了吴仕伶,权力得到膨胀,执掌情报和军法两室,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令郑关耳大跌眼镜的是,李凝霜一身戎装,来到新建的挺进大队当监军,难道她被吴仕伶打入了冷宫?看起来并不象,她仍是以往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
如果仅仅是为了监视他,派一个得力心腹即是给他面子了,何况警卫小队里也不乏训练有素的特务,不至于让自己的姘头过来涉险呵。要知道,孤军深入敌区作战,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与挑战,稍一不慎,还有可能全军覆灭。
吴仕伶不按常规出牌,里面的水究竟有多深?他真的是琢磨不透,这个老狐狸,绝对不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
出于这样的顾虑,他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待摸准吴仕伶的脉门和看清史简的真面目后再作另外的打算。
吴仕伶是他的上司,相处几年,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了解,不管有多诡异,或多或少能研判出其的套路,而史简就不同了,初来乍到,是哪一路大仙?他根本不知道。
凭直觉,他私里认为史简不象吴仕伶所介绍的那么简单,作为守备团一个营长,率部活动于毗邻的雷州半岛,一峡之隔,一样是打鬼子,部队好端端的,凭什么理由弃部回琼崖另起炉灶?仅仅是为了报鬼子屠村之血海深仇?假如不是,报仇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
细思极恐,看来自己的想法有点幼稚了,若想带走这支部队,恐怕比牵老牛入狗洞还难三分。时下权宜之计,只能是屏住气息,才有反手绝杀的机会。
他极力怂恿史简扎营于马鞍岭,不完全是为部队考虑,也是想给自己留个退路。倘若起事失利,他就可以从容地躲入儒万山,以图另举。
位于琼山与澄迈交界的儒万山,面积约有四万亩左右,灌木成林,荆棘丛生,径幽壑深,山石狰狞,是一个火山熔岩石块遍布的奇妙世界。
由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是琼文地区和琼西地区的交通枢纽,故历朝历代为悍匪啸聚之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崖红军两次进入儒万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皆因国民党军队疯狂围剿而失守,后被匪首吴以珍占据。
吴以珍是澄迈县安仁乡美城村人,讲话时嘴巴歪向一边,兄弟排行第三,故被人称为“妚歪三”。
他读过私塾,腹里有点文墨,但性格暴躁,好吃懒做,经常纠聚地痞横行于市井,干些偷鸡摸狗勾当。
1927年夏,他伙同族人吴以博、吴以德等人在儒万山那挥塘劫得共产党人手枪一支,到处作威作恶,横行乡里。
不多久,事情败露,他怕遭到红军追杀,卖掉手枪,逃往新加坡当苦力。两年后,他回家投靠当地匪首陈吾芳、黄敬坤,坐上第三把交椅,在琼山、澄迈一带打家劫舍,无恶不作。
1933年4月,冯白驹率领红军游击队转入琼文地区坚持斗争,得知这股土匪劣迹斑斑,决心为民除害。趁
着这股土匪在安仁墟饮酒作乐之时,突然发起袭击,当场击毙陈、黄两匪首。
吴以珍死战得脱,逃至大塘沟,收拾残部,自立为王,并打着“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旗号,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不出一年,聚众百余,拥有长短枪30多支,成为琼北六县最大的土匪。
琼崖沦陷后,吴以珍双面人生凸现,一面是匪性,他手段残忍,祸害百姓;一面是他的血性,他率部抗击日寇,绝不含糊。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为了抵御外侮,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不忍剿之。
吴仕伶派李凝霜过来当监军,除了监视挺进大队的动向,另一秘密使命就是想方设法招安吴以珍,给他封官许愿,欲将其部编为“预备游击队”,并承诺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
此时的吴以珍已经拥有人枪数百,据险盘踞于儒万山,控制羊山地区,扼守琼文与琼西的咽喉之地。
日军侵琼后1940年冬,国民党琼崖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制造“美合事变”。独立纵队针锋相对,粉碎顽军的围剿,主动从美合根据地撤回琼文地区。
日军侦知这一情报,五里一碉,十里一堡,动用飞机、坦克、大炮,对琼文抗日根据地实行拉网式封锁、桑叶式蚕食、网格式“扫荡”,企图将独立总队消灭于这一狭长地带上。
斗争形势十分严竣,面对着日伪顽三面的进攻,为了保存抗日力量,独立总队根据党中央和琼崖特委的指示,化整为零,留下一小部在琼文地区打游击战,浴血坚持,牵制日军。
各支队主力则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撒到外线作战,攻击敌人防守薄弱的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按作战方案,第一支队主力向琼山县西和澄迈挺进,与第四支队配合,巩固与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二支队主力向琼东、定安县挺进,同原在定安县活动的挺进队及原在乐万地区的第三支队汇合,巩固与扩大琼东南抗日根据地。
特委领导机关迁到文昌县有酒乡,领导全琼军民开展反“蚕食”反“扫荡”斗争,总队司令部和后勤、医院等机关转移到琼山县演丰,待机行动。
为了配合部队西进开辟儒万山抗日根据地,中共澄迈县委书记李独清和澄迈办事处主任李定南不顾安危,冒险而入儒万山深处,劝说吴以珍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接受独立总队改编,驱逐日寇,保家卫国。
曾经在红军游击队枪口下侥幸逃生的吴以珍,有如弹弓之鸟,听到“红军”两字他的眼皮就跳,尤其是得知吴克之的部队要过来儒万山,更是心惊肉颤。
吴克之的威名不是吹出来混出来,而是打出来的,他横刀立马,率部多次粉碎日伪军过万人的“扫荡”,还打退国民党顽军数千人的进攻,并击毙国民党琼崖守备副司令兼保安第七团团长李春农。
象这样一个骁勇善战的虎将,即使借给吴以珍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在吴克之虎头上捋须。比起李春农,他在吴克之眼里,恐怕连一只蚂蚁都不如。
对抗是不可能的,接受改编也是不可能的,他当土匪十余年,在儒万山大鱼大肉呼风唤雨惯了,自知和共产党不是同道中人,因为共产党的部队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生活清贫,有上顿没下顿的,喝山泉咽野菜,这种苦日子他能挨得下去吗?何况,他还有三个娇滴滴美貌如花的压寨夫人,独立总队能容忍他这样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吗?
弃寨而逃更是不可能,他在羊山地区苦心经营多年,若是拱手让给别人,怎么说心里就不是滋味。再说,兵荒马乱,群雄环伺,他这点人马能往哪里抢占地盘?一出山就是死路一条。
苦思无计,愁肠百结,几轮谈判下来,他的精神顶不住压力,几近崩溃。在这一关键时刻,他的三姨太蔡辰滢挺身而出,以她的气场,帮他撑住了台面。
吴以珍在家里兄弟排列第三,上山时拜把子又是位于老三,故土匪们都尊称他为“三爹”,称蔡辰滢为“三婶”。
蔡辰滢原是一位富家千金,知书达礼,能歌善舞。可红颜薄命,路过羊山地区时,不幸被土匪抢上山。一开始她死活不从,后在大姨太二姨太无休止的劝说下,也就认命,当上了吴以珍的三姨太。
闲来无事,她喜欢去野外打猎消愁解闷,时间一长,不在意间练就一手好枪法。
因她通晓文字,能说会道,且心思缜密,处事有方,所以,颇受吴以珍宠爱,一般地,寨里寨外一些难决之事,大多听凭她处置。
由于落草为匪,屈辱蒙垢,以至她心理过于抑郁,性格显得有点冷傲孤癖。正是因为这样,不管遇上多大的事儿,她都是不在乎,能冷静地分析,沉着地应对。
她爷爷曾经是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镇压对象,侥幸逃得快而躲过一劫。来自家庭的影响,她对共产党人没有什么好感,可也是不敢得罪。
凭心而论,在改编问题上,她并不是有意阻挠,而是认为吴以珍等人匪性难改,确实是不适合加入抗日独立总队。
每一次吴以珍和总队代表谈判时,她都是隔帘偷听,从对方的语气或内容上,以及自己所得到的相关情报,她判定只要吴以珍不激怒对方,厮杀的概率几乎是近于零,理由是抗日独立总队在琼文地区站不稳脚跟,急于在琼西北打开局面,说是战略转移也好,溃退也罢,在这个节骨眼上,对方断然不会任性,为消灭一支土匪武装而消耗自己的实力。
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这是一条见鬼子就咬的毒蛇。有了共同的敌人,有了共同的利益,凡圣可以同居,龙蛇也可以混杂的。
摸准了对方的底牌,她以“部下意见相左,若逼之或恐生变,俟时机成熟即弃暗投明”为理由,亲自向抗日民主政府二尊乡乡长吴多仕诉说部队暂时不能改编的诸多苦衷,申明她坚决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并承诺其部愿意和抗日独立总队和平相处,一致抗日。
吴多仕将这一情况向吴克之做了汇报,正如李凝霜所判断一样,琼崖特委和总队部并不指望能够在短时间内改造或收编这伙土匪,只要他们真心抗日,不再坑害老百姓,不骚扰抗日根据地,就给他们一条生路,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倘若他们执迷不悟,继续为非作歹,就坚决地消灭之。
在独立总队的思想引导和武力震慑下,从1942年春至1945年日军投降,儒万山土匪一直不敢踩踏共产党给他们划下的红线,遵守“约法三章”,恶行大为收敛。
为了生存,他们不断地偷袭日伪军据点或截击敌人的运输队,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和其他物资。有时,他们还义无反顾地帮助吴克之部抗击入侵的日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