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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之战后，红军统帅部考虑到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及自身的弱势，出于统战的需要，主动从韶关、大瘐和南雄撤兵，并遣返了粤军俘虏，黄金叶也在这批遣返俘虏的行列之中。
那天在麻布垄，黄金叶兵败被俘，偕同粤军其他官兵，由一群戴绿领章的红军解送到红一军团保卫分局设在赣南的临时监狱。
过了几天，他被转送到瑞金叶坪九堡山区，这里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关押着一些在反围剿中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还有十恶不赦的土匪恶霸。
红军对待俘虏，虽然采取了“缴枪不杀、尊重人格、合则留，不合则去”等优待政策，但对待国民党连级军官以上的俘虏，还是从严处理，有着甄别、审讯、安抚、遣返原籍等程序，并且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
1931年5月22日，红军第一位总参谋长、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朱云卿，在医院疗伤中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年仅24岁。
为了应对敌特猖獗的破坏活动，
于1931年夏，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处，由苏区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王稼祥兼任处长。
9月中旬，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书记邓发调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并接任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处长一职。
同年11月，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升级为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任局长兼侦察部部长；执行部部长李克农；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政委海景洲；秘书处处长欧阳毅。
1932年又增设了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白区工作部部长张国俭。
经中央政府授权，国家政治保卫局确定为全国苏维埃政府肃反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主要职能是执行侦查、镇压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革命活动。
其组织机构扩大至地方与军队，省、县两级和红军中的中央军委（或其他苏区军委会）、军团、军（或师）均设立政治保卫分局，作为总局的代表机关，以铲除特务、搜集情报、肃清匪患、清查俘虏、保卫首长等特殊工作为己任。
在业务范围内，各分局必须绝对服从总局的领导，无条件地执行总局的指示与命令；在政治工作上，各分局及特派员必须接受当地同级政府或红军中军事政治负责人指导。
各分局长必须列席同级政府主席团会议；各级政府或红军中军政首长一律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分局执行国家局的命令，如有意见，只能申诉，提交到中央人民委员会解决。
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各省、县分局，设有常备的政治保卫大队，实际上是苏区的武装警察部队，是苏区革命武装的组成部分，仅接受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各分局的直接指挥，而不受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军事机关领导。其职责是担负着对各类案犯的拘捕、看押及一些重要机关、重要人物的安全保卫工作。
保卫局系统的工作人员、保卫大队官兵以及所有杂务人员，除便衣人员外，均穿红军制服，所不同的是领章绿底红边，别着一枚“KBU”三个俄文字母的胸章，随身携带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统一制发的特别证章。
这就是苏区一支特殊的绿领章部队，由于缺乏经验和教条主义影响，红军各军团保卫局组织形式上基本照搬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一套，以至让后人对它褒贬不一，充满着神秘感。
黄金叶仅是粤军的一个小连长，按常规，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有生杀予夺之权，那为何要押他往国家总局呢？
原来，新城之战后，红32团将士出于悲痛与愤怒，将被俘的几个粤军军官押解到张赤男的坟墓前，欲砍下他们的首级祭奠，以祷告政委和其他烈士在天之灵。
眼看黄金叶等人将命丧于执法队的刀下，红一军团新任参谋长陈奇涵赶到了。
他是代表军团首长参加在新城之战中英勇牺牲的将士们的葬礼，见此情景，忙喝住执法队刀下留人，一再强调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执行纪律的重要性。
将士们本来是在气头上才产生了这种过激的行为，经参谋长上了一课，也就想通了，将黄金叶等人移交到军团保卫局。
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刚创建两个多月，人手少，故仅在军团级设立分局，而且组织机构尚未健全，由政治部主仼兼任这方面的工作，直至1933年1月，罗瑞卿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后，分局工作才得以细化、扩展，开始走入正轨。
回军团指挥部第二天中午，陈奇涵遇见来军团指导政治保卫工作的李克农，遂将自己的重大发现对李克农说了，李克农一听，立即和陈奇涵赶往临时监狱。
陈奇涵的重大发现就是在刑场上认出了黄金叶，他俩的相识还得从头说起……
在中国近代军史上，有三所军校鼎足而立，即是云南讲武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乃是国父孙中山一手创办，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舞台，可谓将星闪耀，勋章灿烂。
无论是保定军校，还是云南讲武堂，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3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几乎就是黄埔师生联手上演的一出风云激荡的大戏。
不过，另两所军校也是令人瞩目，走出了不少有名的将帅，如蒋介石、白崇禧、叶挺、张治中、傅作义等出身于保定军校。朱德、叶剑英、龙云、卢汉、周保中、唐淮源等，则出身于云南讲武堂。
陈奇涵也是从云南讲武堂出来的，于1919年考入的云南讲武堂，比朱德整整晚了10年，算是朱德的小师弟。但他却有一个朱老总没有的经历，那就是他曾经任教于黄埔军校。
他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加入了赣军，官至营长，后来因为追求革命真理，投奔了孙中山的粤军。
1925年1月，陈奇涵被派去黄埔军校，担任教官，直至他离开黄埔时，共培养了三期黄埔学生，其中包括林彪、黄公略、刘志丹、王耀武、张灵甫、谢晋元、胡琏、戴安澜、方先觉等一大批名将。
他在广州期间，和陈济棠有着一定的交情，因黄埔军校创建之时，教官大多是来源于陈济棠的粤军第一师，而且陈济棠的上司李济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副校长。
从某种程度上讲，陈济棠借着其在广东早期军队中的影响力，对黄埔军校的创立颇有支持，直至黄埔军校广州本校结束，他还在广州燕塘续办了两期黄埔分校，为黄埔军校在广东的延续及对于现代军事教育多有策划与奉献。
所以，那时候黄埔军校的教官及校长和陈济棠相处得很融洽，周恩来、陈奇涵等共产党员也不例外。
说起来，陈济棠对陈奇涵还有救命之恩，那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的时候，陈奇涵率黄埔第三期八百学生军随蒋介石大军出征。
10月26日，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三师被陈炯明手下猛将林虎大败于罗经坝，一路溃退，敌军追至，离总指挥部仅有一二里地。情势万分危急，连蒋介石都有了自杀的念头。
这时，陈济棠率部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赶来增援，在双头地区将林虎部拦腰截下，救了蒋介石和学生军。
东征结束后，出于感恩的心理，陈奇涵等人时不时地去广州梅园村，陈济棠夫妇为人热情好客，每次都留下他们吃饭。走时，还派黄金叶等人护送。
这样一来，陈奇涵等人和黄金叶混得很熟，亲昵地叫黄金叶为“小鬼”。
时隔五年，异地相见，陈奇涵还是认出了黄金叶，但他不明白，黄金叶跟着陈济棠吃香喝辣的，为何下部队当什么破连长？难道是，他受陈济棠暗中指派，有意当俘虏而混入苏区搞破坏？或者有其他原因？
一头雾水，陈奇涵本来想暗中观察，待黄金叶或去或留再作定夺，但一遇到李克农，出于对苏区安全考虑，他就说出自己内心的疑惑。
李克农也觉得奇怪，立即提审黄金叶。
其实，黄金叶在刑场上也认出了陈奇涵，他为人精灵，怕引起红军将士们误解而没有当场相认。
现面对着自己的救命恩人，也是自己的熟人，黄金叶知道瞒不住，便一五一十地将实情说了。
我的天呵，原来是刺蒋英雄，李克农和陈奇涵惊得面面相觑。随后，他们又审讯了其他俘虏，并无人知道他是陈济棠的副官。
据俘虏们称，仅当几天连长的黄金叶，根本就不会领兵打仗，面对着红军强大的攻势，为了保住兄弟们的性命，他居然下令投降，致使红军很快地结束了这场战斗。
第二天，李克农亲自去新城进行调查，红32团将士们也证实了俘虏们的说法是真实的，如此推断，黄金叶的口供所言不虚。
能够把自己不为人知的秘密和盘托出，证明他对红军颇有好感，也说明他对陈奇涵深为信赖。富有特工经验的李克农为了争取黄金叶过来，遂将粤军俘虏隔开来，然后让陈奇涵出面劝降。
陈奇涵于1926年6月曾以国民党的名义，暗中率一批中共党员到赣南等地发动群众，建立中共组织，开办工农运动训练班，并创办曙光印刷公司和《贯彻日报》，宣传革命思想。为赣南起义与兴国暴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创建赣南苏区后，在陈奇涵的努力下，仅有23万人口的兴国县，参加红军的就有8万多人，基本上全县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加入了革命队伍。
所以说，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教官，也是一个有思想魅力的共产党人，他以丰富的知识、精神内涵以及崇高的人格、信仰，为黄金叶指出了一条向往光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