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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咱干咱的，怎样干？日军驻在客路圩的有一个中队，城月圩有一个小队，岭北圩有一个中队，麻章圩有一个小队，西营赤坎各有一个中队，遂城一个中队，还有周飞的自警团、保安队，计有两千多人，你说怎么打？”金蛟几近歇里斯底。
“邓定远好大喜功，不顾实情，如果咱们不打，就会给他落得个不抗日的口实。他是钦差，舆论一边倒，届时，独立营必是借此时机寻仇，师出有名，若此，咱们就难以对付了。
依我的判断，除了雷鸣这个疯子，陈一林、邓锦伦、谢秋实肯定是不会真心出击的，大不了装腔作势，应付了事。
俗话说，法不责众，这里又是在敌占区，有谁核实真假呢？所以，咱们命一个营佯攻岭北圩，另两个营扒掉庄家渡至茅亭那段古官道，让人拍下照片发在《大光报》上，这样，既有破坏日军运输线之实据，又能掩盖自己保存实力之目的。
即使邓光远明知咱们使诈，上书诘责，谅上峰也不会采信，再说，咱们刚受到日军重挫，力量薄弱，打不下岭北圩乃是事实，有郭寿华和陈一林作证，追责之事，不足为虑。”
在金蛟面前，黄兆昌似乎习惯了逆来顺受，仍是慢条斯理，说出自己的想法。
“高，这招实在是高。不过，庄家渡至茅亭的官道有三十里远，且都是大青石铺在砂土上，历经千年，沉稳坚固，很难撬开。即使咱们扒走道上的青石，也是一条大路，糊弄上面还算可以，可并不影响日军的运输。”金蛟一听，火气顿消。
“挖不了的地方就用炸药毁掉，只要扒走青石，夏秋两季暴雨多台风多，一场狂风暴雨，断木泥流，就能将官道淹没得面目全非。这样，土质松软，日军辎重寸步难行，势必会影响到运输进度。何况，剽劫是咱们的拿手好戏，搔扰之下，日军还敢走这条路吗？”
“妙呵，谋无遗策，只是此事不宜声张，让雷鸣等人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待其元气大伤，咱们再收拾他，除去心头大患。”
黄兆昌一席话，扫去了金蛟脸上的乌云，他喜上眉梢，决定按计行事。
而在此时，雷鸣在攻打南渡渡口之敌的问题上，也受到了来自中共南路特委极大的阻力。
保安四团被编入粤军159师，开往粤北受训，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免去雷天麒在南路特委的特派员之职，作长期潜伏的准备。
说到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就不得不提到“南委事件”。
这段历史，是党史专家们不愿提起却又无法绕开的一页篇章，但他们知道，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能把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与历史丰碑系统性地展现出来。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会议召开，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治方针，并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法》等一系列方案，掀起了“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共高潮，企图限制、打击、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
这次会议，助长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嚣张气焰。自此，特务机关侦骑四出，镇压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解散抗日进步团体，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捕杀共产党员、爱国青年及进步人士。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南方局领导一再强调所属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在思想、工作、方法上来一次大转变，从过去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转化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方式。
1940年，国民党特务对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加紧监视和跟踪，对南方革命斗争与抗日力量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倘若南方局领导机关一旦遭到敌人破坏，所属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就无法正常运转。
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西南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下属的两大派出机构，分别领导华南和西南各省党组织，使地下党的工作和南方局领导的公开工作分开。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于1941年春成立（简称“南委”），代表南方局领导广东、江西、广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的党组织工作。
南委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西河，后迁往大麻，再转高陂，最后至枫朗大埔角。
书记方方，广东省普宁市人，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福建苏区，带领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委书记。
副书记张文彬，湖南省平江县人，参加了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组织部部长郭潜，广东梅县人，曾是张国焘部下，长征结束，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兼任抗大政治教员，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战初期担任东南分局秘书长、江西省委秘书长、书记。
委员兼宣传部部长涂振农，江西省奉新县人，曾任中央政治局秘书长。
委员王涛，兼闽西特委书记，秘书长姚铎。
南委在广东省曲江县设立交通站，在福建省平和县设立电台，负责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委下属各地党组织保持联系。
广东省分设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由李大林任书记，粤南省委由梁广任书记。1941年春，粤北省委迁至韶关市五里亭。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广东省党部改组第四战区政治部，丘誉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兼党政军机关特别党部书记长。
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南方大地，开始刮起了反共的妖风。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被解散;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在转移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进攻，损失惨重;还有南路“周、文事件”、合浦 “白石水事件”、琼崖“美和事变”、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新华南》被查封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顽固派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再一次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大屠刀。
由于南方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在国共合作的环境中，存在着一些麻木不仁、盲目乐观的不良现象，没有认识到这个逆流的严重性及长期性，纪律涣散，思想松懈，在对敌工作中警惕性不高，缺少斗争经验等，以至酝酿成继“皖南事变”后又一起让仇者快亲者痛的政治事件。
“南委事件”的发生是从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开始的，而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从赣西南特委开始，而贛西南特委被破坏又是从两名党员干部违反地下工作纪律开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本来就是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日益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1939年3月南昌失陷，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省政府迁到吉安，随即移驻泰和县。
国难当头，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熊式辉的心思不是放在抗日大计上，而是积极执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主持成立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反共特务机构，名称是“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下设“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简称特办处)，拥有七千多名特工，专门从事秘密而猖狂的反共活动。
一天，在江西莲花县和湖南茶陵县交界的化垅汽车运输检查站，一对年轻夫妻因挟带革命书刊被中统特工拘捕，解往江西临时省会泰和县特办处。
经审讯，男的叫张绍祖，曾在中共南昌市委担任过领导职务，女的叫许樾。
中统江西负责人冯琦、庄祖方都是中共的叛徒，老奸巨猾，破坏性极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他们没有为难这对年轻人，仅是以教育的方式训诫他俩一番，即予以释放。
国共合作期间，张绍祖并不怀疑特务们的“诚意”，获释后违反组织原则，不自我隔离，等待组织甄别，反而急于和组织联系，积极奔走。
在中统特工秘密的跟踪和严密的监视下，中共赣西南特委的网络，逐渐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之中。
大灾难来临，有时是没有征兆的。中统特工秘密地逮捕了吉安县妇女支部书记万国英、清江县樟树镇妇女中心支部书记黄某等共产党人。
接下来，奉命前往江西省委汇报工作的组织部长李昭贤和省委交通员老铁拐同时被捕。
敌人的破坏愈演愈烈，事态朝着不可控的方向急速发展着……
李昭贤叛变，按着冯琦和庄祖方的指令，不去省委汇报工作，而是折返赣西南特委，通知特委书记黄路平前往省委参加紧急会议。
黄路平不知有诈，让李昭贤主持特委日常工作，自己急匆匆地下山。
上了遂川县城至吉安的长途汽车，三人长椅中，他的座位号刚好在中间，靠窗已经坐着一人，待他入座，一个汉子马上过来，挨他而坐。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无意之间，他触及到这两个人腰间的硬家伙，倏然明白，自己被李昭贤出卖了。
被捕后经不住敌人的诱惑，他步李昭贤后尘，成为可耻的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