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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采纳了军师杨永泰“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的锦囊之计。
在政治上，他把共产党的存在说成是“洪水猛兽”，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无耻地将妨碍抗日的罪责推给共产党，从而缓解了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及其反蒋的情绪。
另外，推行保甲制度，加强对中央苏区各根据地的封锁，以图切断红军的物质、消息来源。按《封锁匪区补充办法》等条令，凡与红军私下买卖或泄露消息者，一律就地枪毙。
在加强政治攻势的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上也做了重大变革。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大量构筑碉堡与公路网，力图缩小包围圈，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为了灌输战略战术新意图，“增进剿匪效能”，蒋介石于1933年7月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他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意、美军事教官,对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队的中下级军官进行培训。
至9月第五次“围剿”开始前完成三期，培训出军官七千多人，为大举进攻红军和根据地做出了思想、舆论和军事上的准备。
经过半年谋划，1933年9月，蒋介石对苏区发起第五次军事“围剿”，参加这次“围剿”的国民党部队多达100万，并配有200架飞机，其中用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达到50万。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辖第一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兼任，刘兴为副总指挥；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兼任，汤恩伯为副总指；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薛岳为副总指挥，共28个师，两个旅，一个税警总团，担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攻。
其中第三路军是“围剿”部队的主力，任务是在一、二路军的策应下，依托堡垒，积极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辖九个师三个旅，围攻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和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十四个师两个旅，任务是阻止红军向南突围，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辖五个师另四个保安团归北路军指挥,围剿闽浙赣根据地和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东北逃窜。
此外，“进剿”部队还有直属总预备队。总指挥为钱大钧，辖五个师，直属空军五个队。
总兵力计有陆军61个师七个旅一个团，空军五个大队。
对比之下，中央根据地红军主力和地方红军已达八万余人，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
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基础上，如果执行正确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原则，打破国民党第五“围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央的统治地位，排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等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分离红一方军的主力，既丧失了红军反“围剿”的宝贵时间，又造成了兵力分散，无法攥紧拳头而战。
第二年一月，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后，改变战略，任命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
东路军下辖第二路军、第五路军和总预备队，在蒋鼎文指挥下，由沙县、将乐进入泰宁、归化，向建宁进攻，由龙岩进攻代英、连城。同时在漳州、龙岩、上杭、新泉、连城、将乐至永宁一带，构筑东线堡垒封锁线。
2月27日，蒋鼎文等人由厦门赴广州，和陈济棠商定东、南两路“剿共”军事计划。双方决定东路以长汀为目标，南路以会昌为目标，两路军各分十个纵队前进。
随后，蒋鼎文将东路军总部由厦门迁往漳州，指挥所部第九、第十两个纵队向闽北推进，计划第一步进占龙岩。
陈济棠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于3月6日下令，以八个师的兵力进窥于都、兴国、广昌，南攻筠门岭和会昌,西攻瑞金。
3月20日，陈济棠又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 一，施行集团围剿办法“剿共”；二，布置赣南、赣东防务；三，以两纵队攻夺筠门岭、会昌后，以一纵队向于都、兴国推进；四，限期完成各地防御工事；五，令各部速将所在地之公路建成。
粤军这次军事进攻计划，会后被黄金叶窃取，由联络员送到广州交通站负责人连德生手里。
1931年底，李克农考虑到党中央将撤离上海来到苏区，为了做好护送工作，从原中央特科与政治保卫处抽派出一批得力可靠的特工，潜入广东，设立了多个秘密交通站，由连德生驻于广州负责。
连德生是中共早期党员，蒋介石发起反革命政变后，他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任中央特科红队副队长，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保镖，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情报。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交通局遭到敌人破坏，他和吴德峰、刘蜀夫奉命撤离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科长。
在他的精心策划下，中共地下交通员护送党中央大批干部进入了苏区，无一人被捕。他设计的护送线路是：上海在派出干部进苏区之前，通过秘密电台通知香港交通站。干部到了香港如果情况正常，就由交通员带路坐轮船到汕头，乘潮汕铁路 的火车到潮州，再搭韩江轮船到茶阳。
大埔交通站的小船早就在河边隐蔽处等候了，一听到汽笛声，立即靠近轮船，把上海来的干部载往青溪，通过僻静的山地，由当地武装护送到永定。
中共地下交通站不啻于古王朝的驿站，肩负着护送人员、运输物资、传递情报等任务。尤其是这条粤港交通线，更是任重道远，对1941年营救香港文化人士起着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连德生接到黄金叶的情报时，刚好收到中央政治保卫局的通知，任命他为中央军区司令部交通科科长。所以，他急匆匆地赶回苏区。
然而，博古和李德等人对这份情报并不重视，命令红22师务必执行“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的战法，守住苏区的南大门，御敌于国门之外。
红22师由红23军缩编而成，1933年3月25日，江西军区将兴国、于都、万安等县独立团在会昌编为红军第23军。刘雄武任军长，李宗白任政治委员，贺敏学任参谋长，辖特务团等4个团，共2000余人，受江西军区指挥，担负中央苏区南线作战任务。
红23军成立后，转战于闽西和粤赣边的连城、武平、寻乌、安远、重石、筠门、会昌等地，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6月7日，出于作战需要，小军小师合并为大军大师，红23军被改编为第22师，龚楚当师长兼政委，全师直辖三个步兵营共1500余人，规模仅是相当于粤军一个团，之所以称其为“师”，只是为了迷惑当面的粤军。
水口之战后，粤军和红一方面军处于秘密停战状态，红军主力转移到苏区北线作战，在南线与粤军对峙的红军主力部队只有红22师这么一个小师，其他都是一些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
说是停战，双方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还是时断时续，红22师也经常派出小部队深入敌后扰袭。
1934年4月，粤军第一纵队由余汉谋指挥，辖第1师、第44师，分别由重石、清溪从西迂回威胁筠门岭。
第二纵队由李扬敬指挥，辖第7师、第8师和独1师分别从罗塘、澄江、桂坑正面进逼。
粤军重兵压境，中革军委考虑到南线军力薄弱，为了加强红22师实力，将红军总部直属的教导2团和教导3团调拨给红22师。
因师长龚楚犯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对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被党组织送至红军大学，接受培训，故扩编后的红22师师长由程子华担任，全师下辖第64、65、66三个团共8000余人，其中64团长帅荣，65团长魏协安，66团长李国柱。
程子华原任红9军团第14师师长，中央计划派他去鄂豫皖苏区，由于交通一时受阻，军委让他暂代红22师师长一职。
这个时候，红22军的指挥系统比较紊乱，新师长还未到任，原代理师长魏协安兼任红65团团长，暂时无法离开红65团的指挥岗位，因而师部的各项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师政委方强主持。
筠门岭位于江西省会昌南部武夷山脉西麓，赣江贡水上游。原名为“军门岭”，因其山峦重叠，异峰突起，地势险要，扼三省之咽喉，历来都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地，故而得名“军门岭”。
至清代顺治年间，又因此地盛产筠竹而被称为“筠岭”。
这里是重要的水陆交通要道，距苏区首府瑞金100余里，距赣南重镇会昌50余里。
按照李德下发的防御计划，红22师在筠门岭布置了三道防线，每道均以砖土构筑的碉堡为防御中心。第一道防线澄江、汶口，第二道盘古隘，第三道筠门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