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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陈济棠最后向红军妥协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和德国驻华代表签定了一项秘密的协议，德国在粤建兵工厂、造船厂、修铁路等，用德国雄厚的工业技术力量助力广东的发展，总价值2亿马克。而陈济棠的支付方式，则是从苏区购买而来的钨砂为抵押。
顾祝同的北路军、蒋鼎文的东路军、何键的西路军正在一步步地压缩，向瑞金推进，此时，陈济棠已经嗅到危险即将来临的气息，
时间到了9月底，陈济棠把一封密函交给黄金叶，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黄金叶仍是按原来的化名李君，从严应鱼旅的辖区寻乌县进入苏区，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面见周恩来、朱德，呈上陈济棠的密函。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就认识黄金叶，自然不怀疑陈济棠欲和红军暗中修好的诚意。
当他正在为联系陈济棠而绞尽脑汁的时候，想不到对方主动派来了秘密特使，而且这个特使还是自己的特工。
世上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周恩来耐心地说服了博古，由朱德复信陈济棠，然后，双方约定会晤的时间、地址。
红军代表是何长工和潘汉年，何长工是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
因为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负责拟就谈判内容。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在暮霭沉沉的黄昏，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
考虑到这次接触的敏感性及风险性，陈济棠将谈判地点选在自己心腹严应鱼的辖区，并派出自己的警卫连，偕同严应鱼的特务连，由黄金叶为指挥官，担仼护送红军代表和警戒会场的特殊任务，凡是强行阻拦或行迹可疑者，格杀勿论。
在黄金叶和特务连长严直的护卫下，潘汉年、何长工坐上粤军派来的轿子，一路跋涉，通行无阻。 10月8日，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乡。
位于寻乌县东北部的罗塘乡，南高北低，重峦叠嶂，森林茂密，乡内有条长约27公里的罗塘河。在临罗塘河岸的一块狭小平地建有一栋两层小楼，这就是严应鱼的旅部。
严应鱼是陈济棠的独1师2旅少将旅长，长驻防于赣、粤、闽边（即寻乌、平远、武平三县的交界地方），旅部则设在武平。
今年七八月间，奉陈济棠的命令，严应鱼率第4团（团长李恒中）、第5团（团长陈绍武）、第6团（团长伍汉屏）从福建武平移防至江西寻乌，择其要点掘壕、建堡、修路，构筑阵地。
为了保密起见，双方代表同住于旅部，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谈判期间，整个罗塘乡都划入警戒区，非驻防部队不得进入，旅部周围，戒备森严，闲杂人员不准进入禁区，连严应鱼和旅部人员也不能进入这座小楼。
粤方原拟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为代表，后陈济棠考虑到军事主官不适合于谈判，改由参谋长杨幼敏为全权代表。
韩宗盛本是严应鱼旅的参谋长兼军法处长，因朱德在给黄质文师长的信里提到他，陈济棠就让他当杨幼敏的副手，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
这次破冰之旅，虽然双方都是怀着最大的诚意启动了谈判的程序，但具体到实际的操作细节上仍然有着很多的分歧。
因为博古等人以为粤军惧怕红军，不仅要陈济棠让路，而且还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附加条件。诸如让陈济棠释放被捕的共产党人，还要在广东武装人民群众等。
陈济棠是独霸广东的一方诸侯，
如果象博古等人的想象中那么软弱无能，不堪一击，红军早就占领广东了。
确切地说，陈济棠兵强马壮，三军凶悍，就算打不赢红军，守住粤境还是有把握的。若是说惧怕，他是怕在旁待观蚌鹬之争的渔翁，之所以向红军谋求妥协之策，是因为他识破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一石两鸟”之阴谋。
这一点，经常和粤军打交道的何长工非常清楚，但中央和红军的权力掌握在博古和李德的手中，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指令，原则上不能对谈判条件做出让步，否则会受到国家保卫局严厉的问责。
毫无疑问地，博古的附加条件成了分歧管控的拦路虎，使谈判的进度显得十分艰难，历经三天三夜，仍是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何长工和潘汉年有些坐不住了，假如谈判破裂，红军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担当，何长江和潘汉年不顾自己的安危，果断地放弃粤方不可能接受的那些政治条款，和粤方达成了五项在经济与军事上的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20华里。”
前4项根本无关紧要，最主要的是第5项协议。刚签下协议，何长工就接到了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因为电报是通过粤军的电台接收的，杨幼敏极其敏感，试探性地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
其实，他猜对了，这份电报是周恩来和何长工事先约好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已经决定战略大转移，暗示何长工趁着这个机会，要求粤方按协议上的条款，为红军让出一条从粤赣边折入湘南的通道。
何长工心领神会，当场掩饰，应道：“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
协议墨迹未干，红军随后借道，虽然谈判之前，粤方高层对红军突围的时间与方向都做出了精准的判断，但这事毕竟来得有点突然，杨幼敏还是感到吃惊，无从应对，只好请示陈济棠。
此时，陈济棠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一直关注着谈判的事儿。事实上，他比何长工还焦虑，倘若双方谈崩了，自己面对着的将是十万红军雄狮，还有蒋介石的几十万恶狼。
他知道，假如不给红军让道，红军无路可走，只能拼死地杀入广东，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别无选择，不让也得让，对他而言，红军远走高飞，是他日夜祈祷的福音。这样，红军牵着中央军的鼻子走，把战火引向别的地方，让蒋介石焦头烂额，疲于应对。而自己则乘虚而入，以武力占据赣南，掠夺那里的钨矿资源。
真是越想越美，所以，他不但同意给红军让道，还密令黄任寰和严应鱼拨出十万发弹药及一批食盐、药品，由黄金叶带着警卫连押运，连同红军代表，一起护送到苏区。
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距离瑞金仅剩几天的路程了，周恩来捧着何长工的笔记本，双手止不住地颤抖，这份不能官宣的秘密协议，承载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八万红军健儿，踏上了“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悲壮的长征之路。
此前，红军高层并没有打算突围，幻想以血肉之躯，构筑苏区防线，巩固红色政权。后来，形势每况愈下，无法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危急关头，才做出了战略大转移的决定，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导致在方向和规模上产生了较大分歧。
最后意见趋于统一，调整了军事部署，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作为中央纵队左右两翼前卫，负责开路；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在中央纵队两侧护卫；红五军团则断后。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坚持，中央两个纵队携带了大量的办公设备和器材，几乎将瑞金能够带走的物品全部携带上路，致使红军主力部队行军缓慢，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
1934年10月8日起，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从原驻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和瑞金陆续撤离，转移到于都的段屋、车溪、罗坳和县城，集结休整，补充武器弹药、兵员、粮食等。
作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第一渡的于都河，宽600余米，水深流急，共有八个渡口，河面无桥梁，红军要渡河就必须架设浮桥。
经过4个通宵的奋战，军民联手在茫茫的于都河上架起了5座浮桥。
10月16日，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中央政府所属机关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000余人，分别从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三门和渔翁埠等渡口出发。
贡水河畔，秋风瑟瑟，于都百姓闻讯，纷纷赶来江边为红军送别。
最后一碗米送给红军当军粮，最后一尺布送给红军当军装，父送子上阵，妻送夫出征。一声声叮咛，一行行热泪，勾勒出一幅令人动容的画面。
高亢雄壮的唢呐声，似是道出苏区人民对红军一万个不舍，也似是为出征的勇士们助威，缭绕着战旗一路西去。有的歌手还唱起客家山歌送别红军，歌声荡气回肠，曲调委婉，充满着留恋与期盼。
在苏区人民依依惜别中，中央红军跨过于都河，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