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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获了军统电台组，击落了盟军两架战机，尝到甜头的山田沾沾自喜，意欲扩大战果，命令松下加大侦查缉捕力度，以便肃清国共两党潜伏在广州湾的地下组织。
自1936年6月，十九路军残部翁照垣在北海指使部下杀掉日本间谍中野顺三后。日本为了便于指挥华南谍报活动，将原来设立在汕头的华南谍报总机关“特遣指挥部”搬迁到香港，由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派遣的小田中将统一指挥。
特遣指挥部下辖五个谍报组及三个独立组，谍报组分别设在广州、汕头、琼崖、厦门、香港；独立组分别设在海口、梧州、福州。谍报业务大致分为情报、调查、行动三大版块。情报组负责搜集各种公开与秘密资料，调查组负责勘探、调查、刺探等外勤业务，行动组负责扰乱地方治安、刺杀等工作。
日军占领广州、汕头、琼崖、香港等地后，谍报组的潜伏使命结束，和日军宪兵组建为特高课，这个特务机关的任务是，一方面搜捕抗日志士，维持占领区的治安秩序，一方面培训特工，向国统区渗透。
民国以后的广东，各种势力更迭频繁，兵祸匪患不断，军阀政客不和，社会动荡不安，民心无所系属，以至日本人有机可乘，暗中培植了亲日派，有些汉奸本意并非是为钱财而投靠日本人，纯粹是想借日本人的势力干掉自己的仇家。陈济棠就是因为暗中媾和日本人，才激起兵变，坚持不了一个月就下野。
当然，大多数汉奸是为了贪图钱财地位而背叛自己的国家，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他们受训后，化妆成乞丐、妓女、商贩、剃头、货郎、游医、学生等身份，潜入各个区域进行谍报活动。
诸如广州沦陷前，溥仪胞妹钟若兰（随夫家姓）和溥仪小姨景慧贞（川岛芳子训练的女谍），曾组织收罗妓女组成“女子先锋队”在广州沙面长堤一带酒店活动，后被广东省警察厅破获，供出了一批被她们收买或色诱的军政要员。
1939年10月，日军特高课第四谍报组丘全率汉奸江某等人，在第二次粤北会战前潜入三水芦苞粤军156师营地附近，企图引导日军飞机轰炸，摧毁守军阵地。因江某在刺探军情时不慎暴露遂被粤军逮捕，故日特阴谋不得逞。
当时松下属于广州谍报组，不但窃取了粤军大量重要的情报，而且全身而退，可见他的谍报能力比上司吉田强得多。若是论功行赏，他任华南地区特高课机关长是有资格的。
然而，“大亚湾登陆作战”、“偷袭珍珠港”、“雷州方面切断作战”等一系列军事绝密计划先后泄露于敌方，这使日本军方对自己的谍报系统颇有异议，甚至怀疑这些特工有通敌之嫌。
如果说“大亚湾登陆作战”和“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泄露与红色间谍组织“佐尔格小组”有关联，那么，“雷州方面切断作战”计划的泄露又是如何解释呢？因为此前潜伏在日方的红色间谍尾崎秀实、佐尔格、中西功等人已被日方逮捕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的余党还隐藏在某个部门之中。
后来，特高课在香港逮捕了军统一个谍报员，据他供认，“雷州方面切断作战”的计划出炉不够一个月，就被重庆政府侦悉，只不过是蒋介石不重视雷州半岛的战略地理位置，以至日军得以顺利登陆。
这一供词，更加证实了日本派遣军宪兵司令部的判断，通过特高课一番颇费周折的调查，并根据佐尔格小组一个叛变成员的口供，一个代号“谛听”的潜伏者浮出水面。
当时案发之后，日本警视厅逮捕了佐尔格小组39人，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而涉案者达六千多人，连首相近卫内阁临时顾问尾崎秀实也是共党间谍。
在审讯中，佐尔格、尾崎秀实包括后来被捕的中西功都否认了“谛听”的存在。据此，特高课猜测，“谛听”要么是佐尔格小组外围人员，要么是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他们从东京追查到南京，最后锁定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1942年7月29日清晨7时许，一群日本宪兵便衣强行冲入南京颐和路34号，这座豪华宅院是大汉奸、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公馆。
自南京沦陷后，日汪政府的军宪警特日夜抓捕，杀人如麻，但闯入汪公馆抓人的事儿还是头一遭，而且抓的是汪精卫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的汪锦元。
招呼都不打一个就闯入公馆抓人，简直是视汪伪政府形同虚设，日军的野蛮与专横，且不说让官员们瞠目结舌惊恐不安，就连汪精卫夫妇，也是羞愤不已，哀叹儿皇帝难当，比日本人豢养的狗都不如。
汪锦元原名叫大桥俊男，1909年10月出生于日本。第二年，父亲汪忠卿在明治大学法律系学习期满，带着他和他的母亲大桥对子从日本回到老家江苏吴县盘门梅家桥。
汪家在吴县属于名门望族，汪忠卿胞兄汪甘卿是清廷直隶候补道，后任驻奥地利公使，他见大桥俊男生得眉目清秀，喜不自禁，遂给侄子取了个中国名字：汪锦元，意思是秉承家风，日后挣个好前程，光大门楣。
可是，汪锦元的人生并没有按着这个前清遗老的愿望而走上坦途。他9岁那年，父亲英年早逝，撒手人寰。家里主梁柱一折，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从此坍塌。
从东京美术专校毕业的大桥对子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她不想在汪家过着大宅门的生活，只身到上海教书谋生。
四年后，因薪水过低，无法维持母子俩生活，无奈之下，大桥对子托人将汪锦元带回日本东京，交由娘家代为照料。
大桥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加上大桥对子的父母年纪大了，没有什么精力照顾外孙，汪锦元在东京学习一段时间日语后，又被送到神户，交给大桥对子妹妹抚养。
汪锦元小学毕业那一年，姨父生意破产，无法供他读书，就送他到一家工厂当学徒。
自幼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汪锦元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痛苦与辛酸，尤其是日本人受到军国主义的影响，优越感之下，对中国人颇是歧视。汪锦元虽然有着日本人的血统，但在学校、工厂里仍然是一个卑贱的支那人，经常挨打受骂，这使他弱小的心灵，对母亲的国家产生不了丝毫的归属感。
1929年春，大桥对子回日本探亲，将在日本居住了七年的儿子带回上海，这次归国，彻底改变了汪锦元的人生。
因日语娴熟，在母亲的帮助下，汪锦元在日本人创办的“上海通讯社”当抄报员。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中共日籍秘密党员手岛博俊。
“上海通讯站”是日本人的谍报组，仅有日森虎夫妇经营，其任务是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
手岛博俊利用日本记者的身份，在汪锦元的帮助下，从“上海通讯社”掌握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资料等情况分析，揪出了中共叛徒周某。
事后，汪锦元见日森虎夫妇对自己有所怀疑，便辞职到了日本人清水办的“日晔社”当抄写员。不料，清水也是一名间谋，专门为日本驻沪海军搜集中国十九路军的军事情报。
手岛博俊掌握情况后，将此事向组织汇报。然后，介绍汪锦元到“江南日报筹备处”工作，接近能说一口流利北京话的日本人日皋，弄清他的真实身份。
果然不出手岛博俊的怀疑，汪锦元发现日皋和日本海军司令部有联系，手岛博俊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展开调查，得知这个日皋是受日本海军司令部情报机关的派遣，准备到中央苏区长期潜伏。
鉴于汪锦元出色的表现，手岛博俊离开上海前，向接替自己工作的中共日籍党员西里龙夫做了推荐。
1936年12月，汪锦元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上海沦陷，伪上海市政府成立。汪锦元的母亲大桥对子的中日文都不错，又长期在上海当教师，故她成了伪市政府教育局长顾澄的翻译。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让汪锦元通过母亲的关系，打进了伪市政府秘书处工作。这一期间，汪锦元以“汉奸”面目出现在各个活动场合，很快被顾澄看中，把他介绍给汪精卫的得力日语翻译周隆痒。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周隆痒也成为“开国功臣”，当上了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亚洲司司长。任职之前，他向汪精卫推荐了汪锦元。
因汪锦元有着日本人的血统，中文和日语熟练，且温文尔雅，办事能力较强，故深得汪精卫的赏识和信任，让他当自己的随从兼日语秘书。
为了加强情报方面的领导工作，中共上海情报站派遣中共党员李德生、张鸣仙、吕一峰、阮毓琪来到南京，与汪锦元、西里龙夫、陈一峰、方知达组成了一个八人的南京情报组。
李德生任小组负责人，和爱人张鸣仙在南京小火瓦巷租了一所房屋为诊所，以挂牌行医为掩护。西里龙夫和陈一峰则以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的身份，在南京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和汪伪政府上层活动。
1940年，汪伪当局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锦元将这份最核心的机密文件复制后交给南京情报组，由交通员方知达送到上海情报站，再由上海情报站秘密电波传送到延安。
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公开揭露汪伪临时政府与日本勾结的卖国罪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与世界舆论的谴责。
翌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担心日军会配合德军，向苏联远东地区发起进攻。为此，中共中央两次电催上海情报站尽快弄清日军的战略意图。
9月，汪精卫接待了一个日本秘密特使，汪锦元作为日语翻译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谈，在会谈中，日使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大日本军部已经做出判断，今年暂停对苏联作战。”
据此，汪锦元判断日本近期内不会进攻苏联，并将这一情报向延安报告。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收到佐尔格小组从东京发来的情报。两份情报内容相同，因而苏联政府下决心迅速地调整战略部署，从远东地区抽调20个精锐师到西线作战，从而保卫了莫斯科。
1938年至1939年日军连续两次在中国北方边境的张鼓峰、诺门罕发动军事冲突，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日本停止北进，就意味着要南下太平洋和美国宣战。
战争格局就要发生重大变化。汪伪参谋本部每天都会给汪精卫呈上军情汇编，汪锦元利用职务之便，偷看了这些秘密文件，得知驻扎在旅顺、上海等军港的日本舰队，大批驶回日本。
当然，仅凭这点信息，还不足以证实日本要对美国作战。汪锦元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以汪精卫准备坐专列出行为由，让伪交通部把近期铁路调度计划表送来公馆。
从列车调度计划表中，汪锦伦发现由北向南调度的日本军列数量明显上升，大量东北、华北日军通过铁路向南方调动。
综合以上情报，汪锦元作出精准的判断，日本将要在太平洋方向对美国开战。果然，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珍珠港事件，又一次印证了汪锦元的情报可靠性。从1940年至1942年，汪锦元战斗在魔窟之中，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而重要的情报，因而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
1941年10月，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东京警视厅破获。佐尔格被捕，牵出了日本近卫内阁临时顾问尾崎秀实，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随着佐尔格、尾崎秀实、田里龙夫、中西功等日籍共产党人先后被捕，日本宪兵顺藤摸瓜，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也不能幸免。
一开始他们被关押在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遭到日军酷刑逼供，李德生一口牙齿都被打掉了，仍是严守党的机密，只字都不吐，汪锦元和陈一峰也是遍体鳞伤，坚贞不屈。
面对着这三个坚强的中共党员，日军无计可施，于1942年10月1日，将他们押上从上海去日本长崎的轮船，到东京后关押在巢鸭监狱，继续审讯，最后被判处死刑。
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毕竟是一个女人，尊严可以不要，但面子还是要的，她得知此事后，坚持要汪精卫和周隆痒出面干预，引渡汪锦元等人回国受审。
因雷州方面切断作战计划泄密在于汪锦元被捕之后，这证明“谛听”另有其人，加上查不到汪锦元等人与佐尔格案有关联的证据。1943年4月初，日本政府碍于汪精卫的面子，把汪锦元、李德生和陈一峰押回上海。6月下旬，改判为无期徒刑，7月押往南京，关押在珠江路日本陆军监狱服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