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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而沉重的钨石，不但吸引了洋人和军阀贪婪的眼光，同样引起了红军的高度重视。
1930年冬，彭德怀部一个团驻扎在分水坳，见到铁山垅附近百姓采挖露天钨矿，然后卖给收购商，八个铜板一斤，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商机。
于是，他们打跑土匪民团，让苏维埃政府组织会昌县三区七乡的百姓捡露头块钨、挖掘表层矿苗，筹集给养经费，规模逐渐加大。
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革命根据地发起军事围剿，不甘矿区丢失的土匪与民团也进行疯狂反扑，以至矿区几易其手。尤其是七八月间，红二十二纵队被编入红二十二军，奉命开赴前线作战，只留下少量农民赤卫队和矿工纠察队维持矿区治安秩序，当地反动势力乘虚而入，纵火焚烧了矿山和工棚，迫使矿区停工停产。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主力回师赣南，汲取血的教训，严厉镇压土豪劣绅，清剿土匪民团等各种反动势力，盘古山和铁山垅等矿区才得以有一个安全开采的环境。
翌年春，矿区改由红军接管，设立公营铁山垅钨矿，由胡功克带领红军官兵、采矿工人、加上劳改队两百多人共计一千多人，分别驻扎在大窝里、分水坳和杨坑山等矿场，正式拉开了钨砂战的序幕。
为了便于统筹苏区钨矿的开采、收购、加工和销售，1932年2月12日，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复，“中华钨矿公司”在公营铁山垅钨矿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胡克功任总经理，着重经营铁山垅钨矿与白鹅洗砂厂两个公营企业。
仁风山、上坪等钨矿区则派出监管机构，负责收购钨砂，公司的规模，横跨于都、会昌、泰和3个县，包括2个公营矿山、5个生产合作社和1个洗砂厂，共有3500多人。
说到中华钨矿公司，就不得不提到胡克功，他从燕京大学毕业，是红军中属于麟毛凤角的文化干部。这个时能够被邓子恢和毛泽民相中，成为中华钨矿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绝非泛泛之辈。
钨矿工人与红军将士在露天作业的条件下，靠轮手锤打钢钎，凿炮眼，碎矿石，用“挖锥”掘钨矿。
抡大锤的官兵和工人一天劳作下来，腰酸臂痛，几乎站不直身子；扶钢钎的人，手上裹了厚厚的破布，也经常被震得虎口开裂。桶洗的战士和工人们弯身如弓铆足劲儿，不停地摇动着沉重的大竹筛，长时间浸泡在水里，皮肤糜烂。
搬运工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挖出来的钨砂，加工成毛砂后，还要靠人力挑到会昌县白鹅洗砂厂筛选，一次来回要在崇山峻岭间走200多里。
矿区官兵工人，一视同仁，每天吃糙米、红薯、南瓜，七天打一次牙祭；住的是工棚和竹片床，棚顶多用杉树皮或稻草铺盖。
夏天闷热难当，光着膀子，穿着短裤，挂着围裙，烈日戴斗笠，下雨穿蓑衣，天黑了，点桐油灯，燃松脂，熏得工棚内乌烟瘴气。
铁山垅是远近闻名的摆子窝，每年春夏之交，蚊虫肆虐，疟疾横行，由于物资紧缺，缺医少药，患上此病难以治疗。
后来，毛泽民兼任总经理后，知道此事，心里很难过，他租来民房做门诊部，庵堂做住院部，请中医药郎中，办起了红军医院，利用山上富有的中医药资源，为红军战士、工人和群众治病。
医院开张后，凭借现挖现采的中草药治好了许多人，摆子病得到抑制。但是，因为缺少西药及酒精、纱布、麻药等急救药品，轻伤病人只能用破布裹着厚厚的中草药坚持作业，伤风感冒都要带病上阵。
尽管如此，红军官兵和工人们还是克服了创业初期的重重困难，开采出1065吨优质钨砂。然而，由于国民党层层封锁，致使钨砂低迷，甚至卖不出去，达不到中央财政的预期效果。
偏在这个时候，有人检举总经理胡克功、工会委员长华太章等人独断专权，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经调查属实，邓子恢一怒之下，撤了他们的职，任命毛泽民兼任总经理，重新组阁公司新的领导班子。
应该说，胡克功对苏区矿业还是有一番苦劳，除了在一穷二白三无技术四无设备的恶劣环境下，使矿区的钨砂生产走入正轨，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小龙钨矿。
这一年春，中华钨矿公司刚成立不久，泰和县仙源乡的村民唐发林和蓝生球背着两篓钨砂，翻过一座座山，趟过一道道河，花五天时间走了300余里的路程，来到于都铁山垅。
胡克功一见钨砂，眼睛一亮，喜得惊叫起来，“小龙！小龙！一定有一个富矿！”
狂喜之下，他带着勘探小组立即赶往泰和县仙源乡，了解到百姓经常在小龙溪里捞到闪着乌光的钨石，就顺着这条线索，在小龙麻疯岽附近找到了一条成色极佳的浅藏矿脉。
一听到这个消息，中央政府派出200余人前往小龙开采钨矿，旺盛时期，投入劳动力高达3000余人，部分人员同期开采钟埠石膏矿。
小龙钨矿的成色极佳，1186公斤毛砂可产纯钨889.5公斤，纯度高达75%。这么优质的矿产资源，在赣中南都是极为罕见的。
从1932年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钨砂给中央苏区创造了620多万元财富，其中小龙矿区创收三百万，成为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对维持苏区政府正常运作和养活十万红军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红军长征后，曾生率领红军游击队还在小龙矿区开采钨砂，直到1935年1月，在国民党的围剿下，才被迫停止。
黄金叶回粤第五天，受陈济棠秘密派遣，以特使的身份再返苏区，转呈陈济棠收购苏区钨砂的意向，还附上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计划。
虽说这份情报是从陈济棠和李扬敬闲聊中得来的，内容不够详细，可对红军而言，这份情报显得太及时太重要了。
在临时中央政府的指示下，财政部、政治保卫局、中华钨矿公司组成一个精悍的对外贸易小组，由姚名琨当组长，随黄金叶进入韶关。
洽谈钨砂生意的地点设在粤赣边界址墟，水口之战后，这里是红三军团的宿营地与训练场，后红军退出粤境，由粤军巫剑雄部一个营驻守。
巫剑雄是陈济棠的亲信，在保密工作上自然做到极至
陈维周等人早就在那里等候了，来前，陈济棠再三嘱咐他们说：“忍辱负重，只许成功。”
在谈判过程中，由于从黄金叶的情报中摸清了粤军的底牌，姚名琨利用对方急于发财的心理，不紧不慢，一再讨价还价，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8元抬高到52元。
价格谈妥后，接下来就是交货的问题，陈济棠虽然是雄霸一方的大军阀，但归属上还是由国民党南京政府领导，不能公开性地和红军通商往来。为了掩人耳目保密，双方代表想出了一个“剽劫”式的贸易之计，以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进行不同的交易。
诸如，在水路上，一艘载满钨砂的民船开过来，突然遇上粤军的巡逻船，粤军朝天鸣枪示警，迫令民船靠近检查。船上人害怕，跳水畏罪潜逃，连船带货都不要了，随后粤军连船带砂押回码头。
在陆路也是如此，苏区的钨砂运到赣粤边界时，往往被粤军突然截劫，而粤军的盐、药品、甚至军火等物资也经常性地被红军抢走。
就这样，红军和粤军在粤赣边你抢我夺，针锋相对，一场贸易战打得异常激烈，连置身于境的特务都感到惊心动魄，认为粤军在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上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努力。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获得胜利后，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控制了大部分赣南钨矿资源。
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成立，设立了6个直属对外贸易分局和10个采办处，随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打造了300多艘货船，架桥疏浚，验货把关，从水、陆两路开展对外贸易活动。
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红军和粤军唱双簧的大戏，骗得了蒋介石的耳目，却瞒不过了粤军的高层。
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一个办起了双田公司，大量收购钨砂。其手下第一师师长李振球驻防赣州、信丰一线，他是兴宁新陂人，与广裕兴掌柜曾伟仁私交甚好，干脆指派警卫团长赵濂组织贩运苏区输出的物资，副官处长陈国谋、军需股长陈汉祥组织贩运紧俏商品进入苏区。
红军的钨砂由江口分局用货船运到三江口，广裕兴贸易代表就发出信息，粤军以“武装截运”的方式收货，原船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大摇大摆地由民团护送出境，由桃江转运至信丰县城上岸，再用汽车转运至广州、香港出口。
而广裕兴通过李振球部从广东等地采购的食盐、西药等物资，也用汽车运到信丰县城，再以运往赣州为名，船运至三江口，江口分局派出武装部队截劫，验货后，按事先约定的价格结算货款。
驻扎在城外的其他粤军军官见到上司大把捞钱，急红了眼，不甘落后，推波助澜，寻求各种方法和当地商人合伙，用食盐、药品、弹药、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
此缺口一开，将中央苏区的经济贸易推向高潮，赣县江口外贸分局因有和粤军秘密协定，独当一面，为中央苏区解决了钨砂、稻谷、食盐、西药、军火等大宗商品的购销问题，其中食盐占有70%，被誉为“苏区第一海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