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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征尘救出谭非等三十多个幸存者，怕南线的日军赶过来，不敢恋战，边打边撤，顾不得狼狈相了，一路狂奔，至天黑，进入山区深处，才敢宿营。
“只剩下一个排了，叼你老母扑街啦你，真是瞎指挥。这丁点人什么事都干不了，不如退回去。”陶旭清点一下人数，忍不住地骂将起来。
虽然不指名道姓，但谭非知道独臂猴是在骂自己，羞得无地自容，不敢出声。
“这事怪不得谭营长，假如是你或我指挥，恐怕结局会更惨，现在问题是敌人如何知道咱们的行军线路而在这里设伏？难道专署或保安司令部内部有奸细？”叶征尘替谭非辩护，说出心里的疑惑。
“这不奇怪，日本的间谍无孔不入，连委员长行踪都无法保密，被日机轰炸了四次，所幸有惊无险。”谭非搭讪着，掩饰自己的尴尬。
“有没有间谍不敢说，反正这一行军线路是张专员谋定的，咱们若是不经请示而折回合浦，就坐实了临阵脱逃的罪名，张专员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必是拿咱们当替罪羊。再说，咱们这个样子回去，你觉得有光彩吗？继续南下，说不准咱们有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个时候，叶征尘怕陶旭闹情绪撤回合浦，连吓带劝。
倘若先遣营残部撤回去，毫无疑问地，张国元就会派出别的部队挺入敌后，届时，将陷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于极端不利。
关乎到整个南路革命的安危，他必须阻止陶旭的鲁莽行为，只要这支部队还在敌后，张国元不明情况，原拟的围剿计划就不会改变。
“是我指挥无能，害死了这么多兄弟，我愿意为此事承担责任，至于是杀或剐？候等张专员发落。至于部队何去何从？我听凭叶副营长决断。”
谭非向叶征尘投去一个感激的眼光，这个年轻人，不但在战场上救了他一命，还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作为回报，他坚定地站在叶征尘这一边。
叶征尘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事实明摆着，他若果回专署，张国元正在气头上，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准会象叶征尘所说，拿他开刀问斩。
叶征尘一针见血，并不是危言耸耳，而是话中有话，给他一个警醒，他当然听得懂。
诚然，深入敌后，打来打去，打没了一个营一个团，那是正常不过的事儿。时间一长，也许这事一翻就过去了。
“既然你俩坚持南下，那我没得说，不过，区区几十人，叫营长连长的，听起来别扭，也伤心，干脆撤营改称为先遣队。”
陶旭刚才是在气头上，才忍不住地骂娘。这仗打得一塌糊涂，三连也没剩下几个人了，他好意思回合浦吗？
听得叶征尘这样一说，又见谭非愧疚不已，愿意承担责任，就不敢任性，语气软了下来。
“不可，如果撤营建队，那些地方武装就会瞧不起咱们，不听咱们的调遣。所以，咱们务须扯虎皮拉大旗，保留先遣营的建制，到了目的地，虚张声势，林海茫茫，有谁知道咱们的虚实？唉，这年头，有奶便是娘，没有实力，连亲爹都不认你。”
叶征尘不赞同陶旭的说法，他经历了十年有余的特工磨炼，考虑问题比较深邃，保留先遣营的空壳子，为的是给张国元的围剿计划营造一个“豆腐渣”工程。
谭非和陶旭不知是计，听叶征尘说得在理，不再持有异议。第二天，部队继续南下。
山区不同于海岸线，山深林密，沟壑纵横，或间溪流湍急，荒无人烟。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昼行夜伏，风餐露宿。
经过几天艰难的跋涉，先遣营终于抵达雷州腹部，谭非按专署的布置，选择在杨家镇后步岭安营扎寨。
这里靠近唐家，地势险要，向东可以扼守西厅渡，往西即能衔接企水。
西厅渡以东就是日伪的控制区了，以西即是杨家、唐家、企水，一线连三珠。
不得不承认，张国元曾任黄埔军校高级班主仼教官，谋略确实过人。倘若真的是按他所想，一个营驻扎于此，和谢秋实的联防自卫大队联袂作战，就象一把大铡刀，将半岛的交通拦腰而断。
叶征尘一看地图，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幸亏先遣营在途中遭到日军重创。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国民党海康县政府迁到企水后，相对地过着一个安稳的时期，因为下河旅团主力北上，留守部队和伪军无力控制偏僻地区，这就给了流亡基层政府得以生存的空间。
县长李耀寰和联防自卫大队长谢秋实得知先遣营入驻后步岭的消息，非常热情，备上大米、鱼肉等，入营犒劳，仪式很隆重。
叶征尘等人怕他们看出端倪，在山上岭下设置了一层又一层岗哨，隘口架设机枪，戒备森严。
李耀寰和谢秋实见到先遣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日式装备，摆出刀枪林立的阵势，自然不会怀疑到是空壳子。当他俩得知先遣营在草潭埠击溃日军两个中队时，越发敬畏。
因在突围中，电台和报务员被打没了，叶征尘向谢秋实借用了一部电台和密码本，兼当报务员，谭非和陶旭知道他曾在师管区任职，为粤63军走私军火、通讯器材等，经常和电台打交道，懂得使用并不奇怪。
三人斟酌了一番，根据国军好大喜功的特点，给张国元发出了第一份电报，称在草潭埠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击溃日军三个小队，歼敌百余人，缴获武器一批。
这些战绩并没有夸大，是他们根据战斗情况估算出来的，限于最低保守数字。
“突围战”改为“打遭遇战”，是为了给谭非解脱罪责，如果说先遣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敌人包了“饺子”，这可是轻敌之罪，部队受到重创，指挥官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打遭遇战的性质就不同了，属于意外范畴，在无法回避的情形之下，一个武器简陋的非正规营能够击溃日军两个中队，还歼敌百余人，除了将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更重要的是需要指挥官具有敢打硬仗的勇气和能力。
果然，张国元接到电报，喜不自胜，且不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杀敌一百自损八百，他也是情愿的，毕竟先遣营给他露了一把脸，伤亡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他在回电里大大地褒奖了先遣营一番，指示谭非可以通过招募方式，就地补充兵员。考虑到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军饷、枪支弹药及所需物资均由专署拨给。
“两位贤弟为谭某掩过饰非，恩同再造，如不嫌弃，咱们仿效刘关张，结为异姓兄弟，日后有祸同当，有福共享。”
谭非见张国元不但不怪罪，还嘉勉了他，感激得对叶征尘和陶旭抱拳作揖，道。
叶征尘和陶旭不好推却，教士兵去杨家圩买回香烛冥币，祷告神灵，歃血为誓，结为异姓兄弟。谭非年长为兄，叶征尘年幼为弟，陶旭为老二。
接下来就是招兵买马了，叶征尘没想到张国元会来这一招，南路什么都不多，就是当兵的人多，自从科举废除后，穷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扛兵吃粮建功立业。
倘若谭非招募到一个营或一个团，张国元围剿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阴谋就会得逞，但眼下他又无法阻挠专署招募兵员的事儿，唯一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吸收共产党人及其抗日武装，掏空敌人内部，使先遣营转化为一支红心白皮的部队。
叶征尘通过手里的电台，向中共南方局发出密电。刘少文得到这一重要情报，非常重视，指示南路特委迅速派遣人员，打入国民党先遣营。
刚好这个时候，南路起义军遭到国民党顽军的疯狂反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南路特委将部分起义军遣回原籍潜伏，从事地下组织活动。
在这些遣返人员中，有一部分人受到仇家举报或甲长怀疑，不敢回村，在国民党乡兵的缉捕下，随时面临着被杀害的危险。
南路特委书记周楠接到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后，通知海康县委和遂溪县委，组织这些已经暴露的起义人员化名前往后步岭应招，入营后秘密成立党小组、党支部。
任谁都想不到，党支部书记竟是先遣营营部厨子余乐平，他的模样有点邋塌，逢人总是笑出深邃的鱼尾纹。
先遣营招募的对象是18至25岁的青年，他年近50，双鬓霜染，过来投军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陶旭一见，气得鼻子都歪了，教人将他撵走。不料，叶征尘知道他是一个厨子，就劝陶旭将他留下来，安排入营部当厨子。
晚上，余乐平露了一手，烧出几道菜肴，谭非和陶旭吃后，赞不绝口，连夸叶征尘事事想得周全。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厨子来头可不小，北伐时，余乐平曾是叶挺独立团的一个班长，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随红四师在海陆丰一带坚持战斗。
1928年春，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他随龚昌荣(化名邝惠安)秘密地来到广州湾，和邓施公等人从事兵运工作，组织并策划南路革命史上有名的“高州兵变”。
国民党第11军24师，即是在南昌起义中叛逃的蔡廷锴部队，奉蒋介石
和11军军长陈铭枢的命令，开往南路休整，准备渡过琼州海峡，进剿琼崖工农红军。73团驻北海，70团驻高州、71团驻雷州。
司令部设立在高州，由师部特务营担任警卫，后又成立一个学兵营，直属师部领导，驻扎于高州。
特务营严重缺编，仅有两百多人，但武器优良，战斗力很强，大部分士兵是上海暴动的工人和东江农民自卫队员，和共产党人渊源颇深。
在邓施公等人策动和领导下，特务营140人发动兵变，击毙营长，枪杀师参谋长，包围学兵营，缴获步枪400余支，机关枪两挺，驳壳手枪4支，左轮手枪2支，子弹一批。
蔡廷锴当时不在司令部，躲过一劫。闻到兵变，他气急败坏，调来两个营，协助70团，疯狂地镇压了这支兵变的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