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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闻讯，大为恐慌，迫不及待要把这支新生力量扼杀于摇篮之中。
在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国元的督促下，金蛟命令黄兆昌率部纠合界炮乡杨起德、秦荣升的反动武装，直扑老马村而来。
起义大队在江头村附近予以阻击，打退了顽军。
两次进攻无果，金蛟恼羞成怒，亲自率挺进支队1000多人马前来围剿，杨起德部亦倾巢出动，从东、南、北三面围攻老马村，企图逼起义军向西撤退，进而聚歼于北部湾海上。
面对着三路杀气腾腾的顽军，起义军留下一个中队，在各村自卫队的配合下，利用夜色，声东击西，与敌人周旋，男两个中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分头袭击杨起德的老巢下担圩和金蛟设在界炮圩的指挥部，迫使敌军撤兵回援，化解了危局。
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部队主动撤离老马村，从杨柑经乌塘，转移到螺岗岭，在泥地一带活动。
挺进支队哪肯善罢甘休？追杀过来，起义军被迫转向卜巢山。一路上秋雨连绵，山路泥泞崎岖，行军十分艰难。尤其是在夜间，更是苦不堪言，没有蓑衣、雨伞，斗笠草帽也很少，战士们一身泥水，步履踉跄，或露宿于荒野，或住入村民的厨房、牛棚，但他们毫无怨言，没有一人开小差。
起义部队抵达卜巢山，扎下营寨，休整10天左右。因考虑到遂溪南区四面都有敌人据点，如东面的太平圩、南面的沈塘圩、北面的城月圩、西面的客路圩都驻有敌军，领导人支仁山、唐才猷不敢久留，带着部队又磨转到遂溪西南区。
处境相当危险，起义部队随时有被敌人消灭的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发来紧急指示，命令起义部队整编为抗日游击第一大队，主力由支仁山、唐多慧率领，开往徐闻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余下的一百多人由唐才猷、黄其江率领，开往杨柑圩，与独立营二连、五连合编为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的领导工作暂由唐才猷、黄其江负责。
这就是南路革命史上有名的“吾良整编”，它开创了南路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为日后南路的解放进程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从起义到整编，雷鸣起着了关键性的作用。
独立营整编为守备团后，一个营的编制仅有500人，而独立营和邓锦伦的独立大队远不止于这个数，这就意味着双方都要裁减部队人员。
雷鸣和史简、何一荷等人商量后，决定将一连、三连、四连纳入守备团一营，分别为一、二、三连，多余人员则瞒着邓锦伦，混编入朱厚爵的三营；原二连、五连、政工队名义上遣散，但仍为预备队使用。
特委发动老马武装起义，枪支弹药均由独立营暗中供给，当雷鸣得知起义部队的处境岌岌可危时，建议周楠整编起义部队，一部开入徐闻山，与廖培南的政工队合并；另一部开往杨柑，与二连和五连合并。
周楠听后，当即采纳并施以行动，使起义部队转危为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就在老马村武装起义宣告成功的时候，黄金叶奉命回南方局，刘少文面授机宜，让他通过昔日粤军关系，在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或保安司令部谋取一份比较重要的职务，以配合雷鸣独立营寻找琼崖特委和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的任务。
1936年，南区绥靖公署裁撤，设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合浦、钦县、灵山、防城、海康、遂溪、徐闻七县。公署在合浦。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省政府的辅助机关。每区设行政督察专员一人，承省政府之命，推行法令，并监督招导和统筹辖区内各县市行政，除有特殊情况外，专员兼任驻地的县长及该区保安司令，对辖区内各县市的保安部队、警察及各种武装力量，有指挥和监督的权力。
专员张国元，合浦人，陈济棠的亲信，中将军衔，和张瑞贵、巫剑雄并称为“钦廉三虎”，其中张瑞贵的势力最大。
黄金叶出了红岩村，拜访了回重庆政府任职的陈济棠，说不想当“背锅侠”了，想在公署里谋一份差事养家糊口。
“现在将军多如牛毛，八区赋闲的军官就有两百多人，他们为求一职几乎跪破了衙门的青石，你的军衔太低，想谋一份肥差恐怕不容易，张国元虽说曾经是我的手下，但他惧怕余汉谋和李汉魂的权势，或不敢给我一个面子，不如你找张瑞贵，将我的意思转告一下，他的脾气连余汉谋和李汉魂都惧几分，只要他出面，张国元就不敢推辞。若是不行，我另想方法。”
陈济棠眉头皱了一皱，语气有点怆然，道出了一代枭雄的落寞与无奈。
1940年，蒋介石考虑到张发奎和余汉谋貌合神离，难以相处，遂恢复第七战区，由余汉谋当司令长官，主力部队仅有一个12集团军，下辖62、 63、 64 、65军。
1944年6月，62军奉命北上增援衡阳，后退回桂柳，8月64军增援桂柳方面，改隶第四战区指挥直至终战。这样一来，与广州方面日军对峙的只有63和65军。
当余汉谋得到情报“敌企图打通粤汉线，集结主力于湘赣之间，向南推进”，即命令63军开赴新丰待命。
大战在即，对张瑞贵而言，且不说军务繁忙，就是家里的事儿也是乱糟糟的，家大业大，有妻有妾，如何妥善安排？着实让他殚精竭虑。
因为他知道，原配夫人韦秀英是一只母夜叉，万一他在这一战为国捐躯，毫不疑问地，这个婆娘就会把自己的情敌撕个稀巴烂。
张瑞贵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妻妾之间一直玩着宫心计，争风吃醋，一个河东狮吼，一个玉兔呲牙，闹得他心力交瘁，对部下叹苦道:“管三军易，管两个女人难。不知钱大钧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娶了一对姐妹花，恩爱无比，好教人眼红。”
钱大钧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完成了从少校到上将的晋升，创造了一个军中奇迹。
更令人羡慕的是，钱大钧艳福不浅，先后娶了同盟会欧阳耀如的长女欧阳丽藻和三女欧阳生丽。
这段婚姻之传奇，一直成为军界美谈。
在民国，妻妾成群者，比比皆是，但衡量一个成功的男人，不是妻妾的数量，而是讲究儒家幌子下的和谐，若能娶到贤慧端庄通情达理的女人，就是这个男人的福气与骄傲。
张瑞贵出身贫寒，又是斗大字不识一升，能享有齐人之福，本是祖坟冒青烟了，而他并不满足，总是觉得别人的婆娘比自己的好。
不过，他虽然是一个粗人，但还算重情义，并没有因为自己当上高官就抛弃了糟糠之妻。
他和韦秀英相识，可以说是上苍眷顾的缘分。当年，他随父母来到南宁谋生，住在当阳街，在一家酱料店里打杂工，日子过得相当艰辛。
所幸的是，这个时候，七岁的韦秀英也随父亲迁徙到南宁当阳街，和张瑞贵成了邻居。
韦父是一个穷打铁的，雇不起伙计，作为长女的韦秀英就在打铁炉前帮工。
张瑞贵比韦秀英大两岁，有时也过来韦家帮忙，烧炭，拉风箱，甚至抡大锤。
韦父不但是一个铁匠，还是一名武师，他见张瑞贵臂力过人，悟性聪颖，遂授之武艺。
一晃八年，韦秀英从一个脸上脏兮兮的小丫头出落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张瑞贵也从一个袖抹鼻涕的小男孩长成一个广额阔面的小伙子。没有一波三折，两家很快就订下了亲事。
时值马荒马乱，穷人的娃唯一的出路就是扛枪吃粮，建功立业。几仗下来，运气好的话，升官晋爵，博得一个好的前程。当然，这种几率很小，十有八九战死于沙场或拖着残躯了此一生。
所以说，当兵是一种最有潜力但又是一种高危的职业，因而也有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
张瑞贵自小从苦中熬过来，饱尝了被别人瞧不起的滋味，渴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乖蹇的命运，因而他不顾父母的反对，趁着旧桂系军阀陆荣廷部招兵，他就报了名。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张瑞贵是一个骋驰沙场的勇士。打仗时，别人害怕得全身发抖，而他却是处于一种亢奋之中，象一只嗅到血腥的小老虎，总是第一个杀上敌人的阵地。很快地，他先后当上了班长、排长、连长。
有了一官半职，他请假回家炫耀了几天，顺便娶了小师妹。可结婚那一天，战事又起，一份紧急的命令，他只好赶回部队，害得韦秀英成亲时抱着一只大公鸡拜天地入洞房。
也许是公鸡效应，张瑞贵象陈济棠一样，仕途亨通，不断地得到上司的提拔，屡升营长、团长、旅长之职。
1925年春，他率部归降陈济棠，任补充团少将团长，驻防合浦。在此期间，他纳了一房小妾，名叫陈培兰，家里是开豆腐房的，才18岁，人称“豆腐西施”，嫁给张瑞贵时还在廉州中学读书。
丈夫纳妾的消息传来，韦秀英既伤心又愤怒，她带着孩子找到张瑞贵，揍了陈培兰一顿。
张瑞贵一怒之下，把她赶回了老家钦县。
后来，张瑞贵因打仗勇猛，立下战功，陈济棠擢升他为师长，并让他接原配韦秀英来广州享福。
然而，妒悍的韦秀英容不下陈培兰，经常醋意大发，闹得鸡犬不宁。论打架，陈培兰不是韦秀英的对手，可要说到心机，韦秀英就远不如陈培兰了。
陈培兰年轻漂亮，娇声嗲气，施展出一个女人狐媚的手段，对张瑞贵百般逢迎，愈发显得韦秀英没有女人味。
在陈培兰的怂恿下，张瑞贵忍不到两个月，就把韦秀英支到他在广州从化的官邸，独守空房去了。
广州沦陷后，中将军长张瑞贵带陈培兰去了桂林，又把韦秀英打发回乡下。
这次日军纠集重兵，张瑞贵凭着多年的打仗经验，预感到粤北和桂林不安全了，亲自送陈培兰和孩子回贵台，意思是给韦秀英一个警醒，让她善待陈培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