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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至宜章突破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由于红军和粤军互订协议，达成一种默契，部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亡，但沿路上，大批士兵擅自离队或是迷路掉队，以至红军减员两万有余。
类此情况是因为红军在撤离瑞金之前准备不足和匆忙扩军造成。当时形势十分严峻，而红军高层又出现严重的分歧，在战略大转移还是誓死捍卫苏区的问题上，意见难以达成一致。
最终决定要突围的时候，为了保密，转移线路及作战方案仅限于红军高层知道，以至各作战部队没有对基层官兵做好必要的政治思想宣传工作，由上到下，乱糟糟一团，盆盆罐罐都拎着走，似大难来临，整个苏区处在惶惶不安之中。
并且，在长征之前，苏区来了一次紧急“扩红”运动，征召大量青壮年入伍，分配于各个作战部队。红一军团也补充了两个团，兵力近两万人。
从星夜渡过于都河那一天起，中央红军开启了追击与摆脱、堵截与突破、天险与征服的角力，袭新田、夺城口、战茶料，激战铜鼓岭、抢占九峰山、翻越大王山……
一路崇山峻岭，涧深林密，致使很多官兵在作战或行军中和大部队失散，有的趁乱当了逃兵。
负责中央纵队左翼护卫的红八军团就是在开拔之前临时组建的部队。这支一万余人的部队几乎全是新兵，很多人连枪都没开过，一路上都在奔逃，进入湘南时，还有七八千人，但在开往湘江的路上，被桂军一个团拦腰一截，顿时溃散，渡过湘江之后，仅剩不足一千人。
不管怎样说，陈济棠的确是帮了红军的大忙，使中央红军的主力顺利地抵达湘江，从而突破了国民党重兵防守的第四道防线。
如果没有罗塘的秘密协议，可以想象，中央红军即使能突破粤军的三道封锁线，也是伤亡惨重，能否杀过湘江？就存在着悬念了。
其实，陈济棠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也承受着来自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压力。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觉察到自己算计陈济棠不成，反被陈济棠狠狠“耍”了一把，不禁恼羞成怒，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命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等人率部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湘南。
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总有一二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
这种追堵法，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喻之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此时，国民党高层仅是认为陈济棠旨在保存实力，堵而不截，追而不击，以至中央红军轻易地突破三道封锁。但包括蒋介石和白崇禧在内，并没有人怀疑到陈济棠有私通红军之行为。
罗塘谈判，除了双方谈判代表和双方高层，几乎无人知道这事的内幕真相。而参与此事的人，至死也没有向外界透露过当年谈判的蛛丝马迹。以至世人不知道红军长征前居然还有这么一次秘密的谈判。
直到1982年，作为当年罗塘秘密谈判的红军代表何长工发表了回忆录《难忘的岁月》，这段尘封了48年的历史才公开于世
虽然陈济棠出于自身的利益，在关键时刻帮了红军一个大忙，但他反共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红军主力进入湘南后，他命令部队进入赣南，一面掠夺钨矿资源，一面毫不留情地围剿在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
1935年3月6日，连德生等人随刘伯坚率领赣南省委党政军机关人员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力量，突围至信丰、会昌交界的金沙、罗坑、石寮、鸭婆坑一带，被粤军余汉谋部第一团包围。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除一部分冲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连德生和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政治部秘书廖昔昆、贸易局会昌分局采办处营业部主任王志楷等五人不幸受伤被俘 。
随即他们被押往大庾县监狱，3月11日，移至粤军驻赣第六绥靖区公署候审。 `
3月21日上午，粤军将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刘伯坚，陆如龙，廖昔昆，王志楷、连德生推上刑车，押往金莲山刑场杀害。
连德生牺牲后，黄金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6年，他随因反蒋失败而下野的陈济棠逃至香港避难。
1939年2月28 日，针对着日伪特务机关、国民党军统中统组织的阴谋及破坏活动，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中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内部，进行阴谋破坏。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各中央局、省委、区党委应下最大的决心，选择政治上最坚定、能力上最适宜的干部建立社会部。”
社会部的具体任务是：具体任务有：一是有系统地与敌探汉奸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执行和组织巩固；二是有计划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通过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的目的；三是搜集敌探汉奸阴谋活动的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是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秘密工作的执行；五是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做此种工作的干部。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改为中央社会部。1940 年8月18日，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同社会部合署办公， 对外仍采用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名义。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为周恩来。副主任康生。委员:周恩来、王稼样、康生、陈云、任弼时、吴德、邓发。
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署后，中央社会部的职责由偏重于保卫，变成了情报、保卫合一。
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孔原、潘汉年、李克农。下设秘书长、政治处、干部部、保卫部、地方部、回蒙工作委员会和情报训练班。同时还设有第一、二、三部、书报简讯社、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驻延安联络小组等。
秘书长先后由王中、林一、吴德担任，政治处主任曾三，总务科科长樊学文，机要科科长刘志汉。干部部部长陈刚、保卫部部长许建国、地方部部长先后由潭政文、陈养山担任，指导处处长潭政文，回蒙工作委员会主任白坚。
第一部部长许光达；第二部部长孔原(兼)，副部长汪金祥；第三部部长解方。
社会部机关最早设在蓝家坪，不久就迁到枣园。
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张邦英；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周兴；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北方局社会部（八路军总部）部长杨奇清；山东中央分局社会部部长刘居英；晋绥中央分局社会部部长周怡，副部长邹大鹏
；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
在国统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于1940年10月22日设立了社会部，部长秦邦宪，委员吴克坚、李涛。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决定中央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以重庆为推进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在中央局，分局及邻近敌区的区党委也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除主持工作外，须有专门人员负责研究工作与搜集培养，派遣到敌后工作的干部。
“社会”一词来自日语，所指甚为广泛，1938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主管合作救济及养老慈幼而名为“社会部”的机构。
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情报部门以“社会部”作为机构名称，将其的性质、职能模糊化，起着了隐蔽的作用。
为了保密，中央社会部机构成立的文件和任务都被列入绝密级别，在成立决定中规定:“此决定绝对秘密，不要在党内公开，社会部的具体任务，不得向下级发通知，违者以党的纪律处罚之”。
中央社会部的成立，使中共隐蔽战线工作更加系统化、专业化、实战化、严谨化，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到全国各地。
军队与情报保卫机关，是一个政权的两大支柱，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从中央特科到政治保卫局，走过了辉煌的战斗历程。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将原西北政治保卫局与边区保安司令部合并，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保安处，不久改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
第二年6月，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突然来了36名学生。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8名女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能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里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举办的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连续举办七期，培训了大批情报侦察干部，因而被知情者称为是培训中共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
其实，训练班不止是七里铺一家，还有三十里铺的训练班，中央社会部的枣园训练班，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