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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人，属于钦廉四属。主粤八年，为了控制自己的部队，他在粤军之中每个军安插一个钦廉籍的师长，每一个师，又安排一个钦廉籍团长。所以，这个时期，钦廉四属将星璀璨，引人注目。
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并没有将陈济棠的势力连根都拔起，除了不愿为官的陈济棠亲信，党政军的官吏，基本上保留了原职，有的还升了官。诸如钦廉籍的张瑞贵和巫剑雄，分别任第63军正副军长，驻防粤桂边，扼守钦廉四属和茂名之地。
李克农之所以同意黄金叶到钦廉师管区任职，就是想利用陈济棠旧部的关系，在钦廉地区创建一个秘密中转站，确保中共西南交通线畅通无阻，因为香港和广州沦陷后，广州湾成了华南沿海唯一自由通航的国际口岸。
合浦中转站隶属中央南方局交通处领导，下辖广州湾交通站和北海交通站，广州湾至钦州湾的线路由北海交通站站长、代号“海胆”的黄镇江负责，从海外运过来的抗日物资一到钦州湾某个码头，黄金叶即派出师管区的运输车，将物资押送入广西，然后，一站接一站，送往延安或抗日根据地。
师管区，是国民政府仿效日本的征兵模式，于1939年设置，主要是为一些主力部队补充兵员，由副军长兼任师管区司令。
抗日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封锁，物资匮乏，偏隅一方的国军生财无术，或克扣军饷、吃空饷，或在抽抓壮丁时搞点名堂，贪污受贿，或以其他方式敲诈勒索地方和百姓。
粤军则不同，依托漫长海岸线的优势，肆无忌惮地走私，靠赚取丰厚的利润养活部队，大官肥得流油，小官腰包鼓鼓，士兵饷银无欠，粮草不缺，故全军上下，皆大欢喜。
黄金叶正是利用粤军猖獗的走私活动为掩护，不但暗中运送中共抗日物资，还将63军走私的紧俏军用物资卖给中共的抗日部队。诸如电台，中共军队为了便于指挥作战，要求至少每个团配置一部电台。1940年百团大战时，八路军拥有105个团20余万人，1941～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各部队实行精兵简政，一部分正规军转为地方军。主力部队由50万人缩减到40万。
尽管如此，若按一团一电台的配置，还有师部、军部、司令部以及各级党政机关、特殊职能机构及情报部门等，电台的需求量就显得有点庞大了。
而中共电台的来源仅有两个渠道，一是靠打仗缴获，但数量少得可怜，几乎没有。因为日军凶悍，宁死不降，临死前毁掉电台和电码本。至于伪军，一般是配合日军作战，很少配备电台。所以说，中共电台的主要来源还是依赖于向海外购买。
但是，在日伪和国民党层层封锁下，通讯器材的购买与运输，显得困难重重，只能靠地下工作者用“蚂蚁搬家”式的方法来完成。
过去，张瑞贵、巫剑雄等人跟随陈济棠，走私钨砂，走私军火等，视蒋介石的禁令如同一沓擦屁股的草纸，虽然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但贪婪是每一个军阀的本性，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一样疯狂走私，武装押运，军火、汽油、通讯器材、药品、鸦片等，只要有黄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流入自己的腰包，除了日本人，卖给谁都无所谓。何况，中共的部队还是抗日战线上的盟友，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
想当年，陈济棠和红军暗里做钨砂生意，还私送弹药，图的不是利益吗？
巫剑雄和黄金叶都是陈济棠秘密圈子里的人，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巫剑雄自然对黄金叶格外关照，在司令部附近租下一座独立的四合院，让黄金叶和莫文蔚居住，还配有电话机。
为了和组织保持通讯联系，黄金叶暗设了一部电台，由莫文蔚负责联络。电台隐藏的地方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得到的，这是莫文蔚出的主意，将电台藏在改装后的灶台里，发报时，天线可以从烟囱里伸出，烟囱顶端加个磨菇云的盖子，不是特别细心的人，根本看不出这里面的玄机。
当然，这个灶台只是一种摆设，生火煮饭另有其灶，若是家里来了客人，就下馆子。这样，既显得体面，又不会暴露秘密。反正，招待费自有总务科报销。
陈济棠主粤期间，戴笠和郑介民秘密派遣“蓝衣社”特务进入广东活动，但陈济棠不是软柿子，对“蓝衣社”分子绝不留情，先后捕杀了广东独立第三师参谋长吴沧桑、前第十六师师长练炳章等人，凡与“蓝衣社”有干系者，都在嫌疑之列。
1936年7月，陈济棠垮台后，余汉谋因倒陈拥蒋有功，提升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良为财政厅长，曾养甫为广州市长兼广东党务特派员，把广东党政军权分开。
不久，黄慕松病死，吴铁城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曾养甫兼任财政厅长，以党务特派员名义，指挥CC骨干余俊贤、谌小岑、高信等人，把持省市党务。
军统组建后，任命张君嵩为缉私处长兼税警总团长；李崇诗、李节文为社训处长；邹洪为保安处长，并将保安团队扩充为四个旅；派吴乃宪、王作华、池中宽、古鼎华为旅长；派李国俊为广东省警察训练所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自此，广东处于蒋介石特务系统的一时掌控之中。
1938年，余汉谋、吴铁城不战而放弃广州，舆论哗然，蒋介石乘机分化粤军，命令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黜余汉谋为副职。调李汉魂回韶关接广东省主席。
李汉魂就职后，意识到特务的危害性，将保安处改为保安司令部，自任司令兼省党部主任，集地方党政警大权于一身，暗里挤兑中统军统的势力，使特务嚣张的行为大为收敛。
相对而言，粤军不比地方复杂，因为粤军将领把部队视为私人武装，中上层军官都是自己的亲信。中统军统即使混入其中当什么闲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不过，除了中统和军统，国民党还有其他的特务机构，诸如军令部二厅情报组、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等。前者仅是从事情报工作，而后者和中统军统并驾齐驱，成为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巨头之一。
这支神秘的部队，就是南京国民政府自1928年起倾尽国力秘密组建的宪兵，并于1933年邀请纳粹德国特种部队教官进行魔鬼式训练而成的王牌特种部队，号称是“”委员长特别卫队”。
从两百万军队中挑出八千人，经过层层淘汰，仅保留四千人，个个身怀绝技，以一当百，且配有清一色德式全自动冲锋枪，战斗力之强悍，可想而知。
1934年6月，日本伪称驻南京使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已经被中国人杀害，派遣军舰开抵下关要胁。后中国宪兵查获此人躲藏于明孝陵卫，遂粉碎日本拭图发起战争的阴谋。
1936年10月，宪兵第一队于南京成功获取日本大使川越茂机密外交文件，从而侦破“江阴封锁计划”泄密案，逮捕汉奸行政院简任秘书黄浚与其子黄晟等嫌犯21人。
南京保卫战，宪兵两个营六百人和日军甲种师团梅村师团以硬碰硬，杀得日军尸横遍野，师团长梅村受伤弃刀而逃。
不幸的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窃知中国宪兵的驻地位置，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50多架，对中国宪兵驻地展开了疯狂轰炸，大部分官兵在睡梦中被炸死，侥幸逃出者仅200人。
这支由国民政府倾注了大量心血组建的王牌部队，一夜之间几乎覆灭。
后来组建的宪兵部队，虽然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无法和第一批宪兵部队可比，其主要职责是组织军事法庭，监督各级军事主官对国民党的军事命令的执行情况，也从事谍报、侦防、监控等情报工作，其属下设有一个特高机构，为了区别于日本特高课，改名为特高组。
驻扎广东的宪兵部队是宪兵16团，特高组是一个大组，组长邹俊。辖有珠江、 潮汕、兴梅、东江、北江、西江、粤中、高雷、钦廉、海南等特高小组。
每个小组三至五人不等，各小组长由宪兵团军官担任，组员从士兵中选拔。
特高小组不与其他任何情报系统发生横向联系，只对自己上级部门负责。由于宪兵情报系统仅是针对军队本身，机构微小，人员单薄，加之对敌情报工作没有什么经验。抗战期间，宪兵十六团特高组对敌人的情报工作，绩效甚微，几无存在感。
不过，追杀变节投敌军官，办理那些涉嫌走私、贩卖鸦片、贪污舞弊的案子，倒是有点成绩。
粤军靠走私起家，并不希罕政府那点军饷，这点蒋介石是知道的，鉴于历史根源及粤军的凶悍，大敌当前，他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从不提及此事。这样一来，大大地减轻了宪兵和军统的压力。
军统前身的蓝衣社，曾经遭过陈济棠扑杀，至今仍是心有余悸，不敢在粤军这只老虎嘴边捋须。唯有特高组，凭着宪兵的职责，对粤军还是有点震慑力。
邹俊不是傻子，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手里这点权力，不足以拿鸡毛当令箭，只能是柿子捡软的捏，惩处一些没有靠山而又挺而走险的粤军中下层军官，而且大多数是地方部队的。
粤63军疯狂走私之行为，未免有人眼红。仅半年时间，邹俊就收到一沓厚厚的状子。假如是一般的粤军将领，他就绳之以法了。可张瑞贵是粤军一名猛将，抗日有功，而且脾气火暴，有“生张飞”之绰号。若是闹翻了脸，把他当为督邮暴打一顿还是轻的，说不准连特高组的窝都端了。
然而，怕归怕，找个替罪羊，过过场子还是免不了的，问题是谁进局子里吃牢饭。不然，他无法向自己的长官张镇交代此事。
根据钦廉特高组的调查材料，邹俊的眼光锁定了黄金叶。在他的盘算中，黄金叶是巫剑雄的副官，充其量是师管区一名上尉军衔的官儿，抓之不会引起诸多麻烦，谅张端贵也不会因为一个小喽啰而大动肝火。
主意拿定，他向执法队发出了逮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