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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桐回乡当县长并统治徐闻十三年，何荦功不可没，也可以说是陈桐的主要后台之一。
当年，梁国武、梁公福肃清雷州土匪后，陈济棠把徐闻县纳入“三年施政计划”，由省府投资兴办徐闻垦殖场等，发展经济。
这块被土匪蹂躏了二十年的红土地，仿佛回到了远古蛮荒年代，丛林莽莽，野兽出没，蛇虫当道，瘴气横生。
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需要的是有一个勇毅而睿智的官员当“拓荒牛”，负重前行，和徐闻县四万多百姓共克时艰，重建家园。
然而，环境恶劣，人烟稀少，这是一个苦差使，符合条件的官员，有谁愿意当这个破县官？
就在陈济棠为此事伤透了脑筋的时候，广州市公安局长何荦推荐了省会警训所教育长陈桐。
徐闻似乎是一张被神仙遗弃在南海之滨的手纸，有仙气却没有灵气。历史上，仅有八名进士及第，名人更是寥若晨星。
在民国期间，何荦和陈桐也算是徐闻的名人了，何荦是中将，陈桐是少将。
何荦比陈桐长六岁，徐闻县城西嘉乐园人，先读于广东陆军小学，后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
辛亥年7月，毕业后的何荦在上海加入了革命党，被任命为上海光复义勇军第一团团长，与各路起义军攻陷上海制造局。
上海光复后，他率部跟随江浙联军司令徐绍祯杀回南京，夺占乌龙山、幕府山两处炮台，为光复南京立下战功。
保定军校原定1912年春开学，因为发生革命，延至10月。为了学到更多的军事知识，他离开义勇军，考上了这所高等军事学府，被录取为该校第一期炮科新生。
1914年冬，何荦从保定军校毕业，时逢护国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广东护国军第五军第二路司令。四年后，他加入孙中山缔造的援闽粤军，转战粤东、闽南等地。
1920年，他任援闽粤军第四支队参谋官，随部回粤讨伐旧桂系，次年入桂作战。1922年8月任粤军第二独立旅第一团团长，同年冬率部参加驱逐陈炯明。
1925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的部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一旅旅长。10月东征。12月南征。
翌年春，他率部随同陈济棠第十一师、张发奎第十二师，从琼州海峡北岸渡过琼州海峡，分别在琼山、文昌、临高登陆，追歼邓本殷残部，平定琼崖。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积极清党反共，任支队司令、兵站总监等职。
1929年，陈济棠取代李济深成为粤军统帅，因他辅佐有功，被陈济棠任命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副官长兼广东兵器制造厂厂长，倚为心腹。
广东兵器制造厂的前身是石井兵工厂，为张之洞1885年创办。
为了扩充军力，巩固陈济棠的霸主地位，何荦狠抓兵器生产，制造了大量步枪、机枪，甚至仿造出马克辛重机枪、汤姆生冲锋枪。使广东兵器制造厂成为全国六大兵器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全国最大的手榴弹厂。
1935年，陈济棠和德国人签订合作协议，建起了第二兵器制造厂，购买了大批设备和原料，准备制造火炮。
只可惜，还未投产，陈济棠就下台了，兵器制造厂被国民政府阉割，以至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缺少火炮，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
何荦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参谋长、省会公安局长，军器制造厂厂长、广东国货展览会筹委会常务副会长于一身，权势可谓炙手可热。
他把持广东警界达五年之久，特务系统有如蜘网一样，不但覆盖了整个粤省，而且渗透到国民党政府各个重要的部门，和陈立夫兄弟的党务调查科、戴笠的特务处一直在暗中殊死较量着。
粤军前第16师师长练炳章秘密加入国民党蓝衣社，任务是暗中监视陈济棠，窃取情报，策反粤军将领等。但不久，他的身份暴露，被何荦逮捕，枪决于广州市的东郊外。
之后，何荦又捕杀了涉嫌加入复兴社的吴沧桑、叶简修等七十多名军官或政府官员。
总之，在陈济棠的授意下，凡与蒋介石稍有干系者，或有图谋不轨之徒，一经查获，何荦都是格杀勿论。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人和其他敌对势力。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身亡，朱卓文因涉嫌参与这桩谋杀案而被通缉，辗转潜居香港。
六年后，此案不再追究，朱卓文曾当过孙中山侍卫，和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得以复出政界，当上中山县县长。可好景不长，他被陈济棠撸去职务，降为该县土地局局长。
仕途失意，朱卓文怀恨在心，召集一批军人和政客，秘密组织“大同救国军”，计划在广州举事，推翻陈济棠统治。
然而，在筹备过程中，因行动不慎，订制的大批铜质证章被广州公安局侦缉队查获，何荤经过深入调查，一桩惊人的阴谋暴动案件很快就浮出水面。
陈济棠闻报，大为震惊，知道此人不除，自己就有可能步上廖仲凯的后尘。故他密令驻石岐教导团团长梁公福，立即将朱卓文逮捕，并就地处决。
梁公福施计，晚上在悦来路张添记茶楼宴请朱卓文，酒至三巡，梁公福借故离席，由副团长出示手令，将朱卓文拘捕到民生路刘宝亭的营部，当夜押到华佗庙后山岗枪决。
为了掩人耳目，对外则称朱卓文逃跑时，被守兵误伤致死。
有人说，何荦是陈济棠豢养的一条恶狗，这话虽然难听一点，但足以看出何荦护主的一片忠心。
横亘古今，“特务”一词在权力角逐圈褒贬不一，颇受世人争议。
1946年，戴笠死后，章士钊为他写了一副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是非留待后人评。”
1962年，李克农死后，董必武含泪写下《挽李克农同志》，“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僕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障落霞。”
国共两个特工之王，各为其主，颠峰对决十多年，是非成败，在挽联挽诗中尽显无遗。
与李克农和戴笠相比，何荦充其量是谍报界的一张K牌，囿于一省的格局，名气并不响亮，甚至鲜为外人所知。
他的成名之作就是猎杀了练炳章等人，让蓝衣社的特工闻风丧胆，望而却步。
直到1936年陈济棠举旗反蒋兵败下野后，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和蓝衣社才敢随中央军进入广东进驻，兴风作浪。
一些史料称“两广事变”中的粤军之所以败得比十九路军还惨，是因为蒋介石的特务潜入广东，用重金收买了余汉谋等粤军将领，使拥有15万陆军还有强大海军空军的粤军瞬间土崩瓦解。
这种说法有悖于事实，倘若国民党特务有着这样的爆破力，早在1931年陈济棠第一次反蒋的时候就一劳永逸地解决粤军了，那时候的粤军仅有区区几个师，而且反特系统也不够强大。
事实上，陈济棠之败，败在他的野心不断地膨胀，就象河边的一只猫儿，从水里看到魔幻后的影子，认为自己是一只老虎了，遂向真正的老虎发起挑战，结果，被老虎撕咬得片甲不存。
东北三省沦陷进入第五个年头，
中日必有一战早就不是预言，而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摆在四亿国人的面前。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需要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站出来，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
这个时候，共产党的力量过于弱小，长征到川陕后仅剩下三万多人马，而且还在国民党军队不断的围剿之中。所以，在国民党的阵营里，这个抗日领袖非蒋介石莫属。
而陈济棠不识时务，为了保住自己“南天王”的地位，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国家安危，跳出来犯上作乱，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大敌当前，人心思汉，粤军本身就是一支有血性的军队，陈济棠的逆行倒施，自然引起了全体将士的强烈不满。
余汉谋、李汉魂、张达等都是陈济棠的心腹大将，素来俯首贴耳，唯陈济棠马首是瞻。
而这次他们窝里反，初衷是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上，想以兵谏的形式迫使陈济棠抛弃一己之私，顺应潮流，服从中央调遣，归附于抗日大旗之下。
但后来，他们过激的行为被蒋介石利用，致使初衷恶化，局面无法控制。
陈济棠治粤八年，颇有建树，深得人心。假如他背水一战，手下不乏有忠于他的将领和部队，叛军之中，一部分被裹迫反叛的粤军也有临阵倒戈的可能。
只要他不服输，死战到底，蒋介石迫于当前的形势，在其他军阀的调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就会调整策略，做出一些适当的让步。
即使局势不可逆转，他率残部退守南路，背倚广西，尚能偏隅一方。南路是他的老窝，根基牢固，更重要的是，之前他向法国、意大利等国订购了一批武器和飞机，一旦交付使用，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可是陈济棠放弃了，不作任何抵抗，宣布下野，这等于拱手把位子让给了余汉谋。
历史总是有着其魔幻的一方面，
有人说，他之所以轻易放弃，是因为不忍心看到战火在粤土上蔓延，以至万民涂炭，哀鸿遍野；也有人说，他是不忍心看到粤军相互残杀，让日本人坐享渔翁之利。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所有的揣测都是多余的，结果才是最好的诠释。事实证明，陈济棠的抉择是明智而正确的。
第二年抗战全面爆发，装备优良的粤军转战于各个战场，浴血杀敌八年，打出了铁血雄师或虎贲劲旅的威风。
军队是国家和人民的军队，当权者假如把军队当为他的私人武装，那么，他的象牙塔就离坍塌不远了。
类此例子，不胜枚举，袁世凯、陈炯明等人如此，自己如此，相信不久的将来，蒋介石也是如此。
这就是陈济棠下野后的幡然醒悟。
在权力与军队的调配上，他不得不佩服共产党人的胸怀与气魄，他们和蒋介石厮杀了十年，仇恨是何等之深。但民族大义高于一切，为了抵御外侮，他们放下仇恨与偏见，接受国民政府改编，雄赳赳地开赴抗日战场。
相比较之下，他为自己一时糊涂的想法而羞惭，为自己利令智昏的行为而忏悔。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错失了骋驰沙场和驱逐日寇的机会。
1940年春，汪伪政府成立，网罗了一批国民党高层军政人物。陈济棠和汪精卫、陈公博都是粤籍政客，曾经一起反蒋，私交甚笃。现于落魄之际，能够受汪精卫之邀，出任汪伪政府军事部长一职，这是一般军阀都无法拒绝的诱惑。
可是，出于民族气节，他没有接受所谓“和平运动”的政治主张，拒绝和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同流合污，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洪流中去。
作为粤军最高统帅、反蒋代表人物，他能够放下昔日恩怨，以大局为重，服从中央政府安排，无怨无悔，这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
当上农林部长后，他大力发展农业和养殖业，妥善安置难民，对稳定后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对各方政治势力起到积极的正面影响。
尤其是粤军，两度整编后，虽然比陈济棠掌权时有所削减，但仍保留着十三万人马，由于余汉谋指挥失误，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各怀异志，故在惠广战役中大溃败，使广东沦陷于日寇之手。
陈济棠虽然失去了对粤军的控制权，而他仍是粤军的一面旗帜，在他的感召力影响下，粤军将士们抗日情绪高涨，知耻而后勇，杀得日寇丟盔弃甲，心惊胆寒。以至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起用他，让他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其实，影响到广东乃至全国抗战的不仅仅是陈济棠一个人，还有一批“两广事变”后逃往香港或外国避难的粤军高级将领，他们都是陈济棠的死党，抗战爆发后，随同陈济棠回国，共赴国难。
1938年10月，何荦在军委会桂林行营任中将参议，协助白崇禧指挥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对日作战。至1940年初，桂林行营撤销，他才被调到国防部，负责高级谍报工作。
回到老本行，虽然他得不到蒋介石重用，但总比在战区挂名当什么参议强，至少能让自己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上任后，他出生入死，穿行于战区或敌后，在华南、西南等地设立谍报点，窃取了日军大量的军事情报和作战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