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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存在着两大特务机构:一个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简称“党务调查科”。另一个是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密查科，简称“军事委员会密查组”。
党务调查科是陈立夫亲手组建的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
科长徐恩曾是陈立夫的姨表兄弟，调查科总干事张冲曾经和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在李大钊手下工作过，精通俄语，熟知苏联事务，深得陈氏兄弟的器重，主管情报工作。
如果说党务调查科是中统的前身，那么，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则是军统的鼻祖。
1927年8月，在武汉政府挤迫、桂系逼宫、何应钦附和以及唐生智以武力要挟下，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宣布下野，退居老家奉化溪口。
然而，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蒋介石，暗地里发展自己的特务组织，加强情报工作，以长臂掌控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政府。
军事委员会密查组组长胡靖安指派戴笠穿梭于南京、上海和溪口之间，单独向蒋介石呈送秘密情报，这无异于给了戴笠一个在蒋介石面前表现自己的绝佳机会。
不到半年时间，汪精卫等政敌败北，蒋介石复出，重新回到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宝座上。
经过这番折腾，蒋介石意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胡靖安的“侦查组”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南昌行营密查组，专门搜集党政军的情报。
戴笠拥蒋有功，被任命为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这一职务，意味着戴笠结束了“编外情报员”的屈辱历史，正式步入特工生涯。
胡靖安认定戴笠是一个特工天才，刻意培养与提携。后他赴德国留学，向蒋介石推荐戴笠，并让他接替了自己的情报工作。自此，戴笠在国民党情报系统崭露角色。
1930年，戴笠建立了国民党一个业务性较高的特务组织，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吸收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亮、胡天秋、周伟龙、黄雍、马策、郑锡麟为第一批骨干力量。
把兄弟胡宗南为了表示支持戴笠，将南京鸡鹅巷的一处住宅，送给戴笠作为办公培训地点。
谍战，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相互渗透，殊死较量。
就在国共两党的情报部门在上海厮杀得鲜血淋漓的时候，还有一个谍报系统隐藏于上海租界，坐山观虎斗，它就是“广州西南政权”派驻上海的谍报站。
“广州西南政权”，全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与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
管辖权限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五省，“两机关”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主持工作，常任委员为胡汉民、白崇禧、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国民党元老派与“两广”实力派人士。
从1931年到1936年间，胡汉民和陈济棠在华北、华中、华东建立了一个辐射全国，联络反蒋阵营的谍报网，主要任务是监视南京国民政府的动向。
为了保密起见，设在南京、武汉等地的谍报站一旦获得情报，即用电台传至上海谍报站，再由上海谍报站转到广州总部。
初创时期，戴笠的特务机关虽然在中原大战和蒋桂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力量还是显得有点弱小，远远不如抗战时期的军统，也比不上后来的保密局。
因为保密制度等方面不够健全，免不了存在着纰漏。所以，马必武等人刺蒋失败被捕和特务入粤的秘密马上被西南谍报站侦获。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寓所里，一位谍报员从暗室内取出一台发报机，熟练地用摩斯码发报，电文称：“门神骑马，黄叶招风，五鬼或入命，皆因室内挂笠所致，宜画符镇之。”
在上海纷纭诡异的夜色中，这一“嘟嘟嘟”的电波传从形如蛛网的谍报系统中破越时空阻隔，传向西南谍报总部。
“门神”意指蒋介石，黄叶意指黄金叶，五鬼意指特务，马，意指马必武等人，笠，意指戴笠，这句电文的意思是刺蒋行动失败，马必武等人被捕，供出黄金叶为主谋，现戴笠已经派遣特务入粤，请做好应变准备。
陈济棠看了密电，暗自惊心，刺蒋失败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问题是马必武等人供出了黄金叶，现在戴笠派遣特务入粤，秃头上长虱子明摆着，他们是为了抓捕黄金叶而来。
此时，他虽然为胡汉民被扣押之事打出了反蒋的旗号，但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保住“南天王”的位子，他并不真心想和蒋介石撕破脸，拼个两败俱伤。
他知道，蒋介石不敢在此事上大作文章，是因为没有证据确认他是此案的主谋，只有抓到黄金叶，才能弄个水落石出。
对他而言，戴笠这些鼠辈并不可怕，怕的是黄金叶一不小心，落在他们的手里，象马必武等人一样，熬不过酷刑，或许会供出自己。
倘若是这样，就会彻底地激怒了蒋介石，到头来自己没有好果子吃。蒋介石的手段，他当粤军十一师师长时就领教过，那一年，他差点被蒋介石赶回老家种红薯。
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威信与声誉，因为一个真正的军人，绝对不会使出这样为人所不齿的下三滥手段。
在这节骨眼上，杀人灭口是掩盖真相最好的方法，但他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对自己的亲信下不了这样的毒手。何况，当年南征时，黄金叶还救过自己一命。
“让他和摩白去日本留学吧，一则可以深造，二则避避风头。”巫剑雄得知他的难处，出主意道。
巫剑雄，防城人，和陈济棠同一个墟，南京陆军大学第三期，1925年跟随陈济棠，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团团长，是陈济棠手下一员猛将，也是陈济棠的心腹。
“好主意，恰遇陈部长不日内去日本，携带两个人应没有问题。”陈济棠一听，手拍大腿，眉开眼笑。
广州“国民政府”发起反蒋运动以来，深知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和蒋介石抗衡，转向日本寻求援助。
6月下旬，汪精卫、孙科及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通过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的请求。
刺蒋案刚好过了一个月，于7月26日，陈友仁（化名“外山友三郎”)、刘纪文（化名“广田文雅”）、甘介侯（化名“南介吉”）等人秘密前往日本访问。
甲午战争后，中国教育圈刮起了一股“西欧镀金，东瀛镀银，国内吃土”怪风，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走出国门，立志于师夷长技以制夷。
西欧远渡重洋，除了少数公费生，自费的留学生寥寥无几，而绝大多数人选择在日本留学。究其原因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所言:“第一，路近，容易前往;第二，费省，可以多派;第三，文字相近，容易通晓;第四，情势、风俗相似，便于仿行;第五，西学繁琐，凡其中不切要者，日本人已经删节而酌改。”
当时，中国人去日本就象去上海一样容易，因为不需要签证，船票很便宜。到横滨最贵的头等舱不过是五十四银元，到长崎最便宜的三等舱仅六银元。所以，开往日本的货轮，中国留学生几乎挤爆了底舱。
若是按常规，读完预科转入本科，完成学业至少需要六七年时间，这对寒门学子而言，在高等学府门前，不得不望而却步，寻个“野鸡”大学速成班，几个月后拿一张假文凭回国，混一份工作养家糊口，运气好或有靠山的，还能弄上一官半职。
巫摩白和其他学子不同，他是国立中山大学毕业，又有三叔巫剑雄在背后撑腰，故一到日本，就顺利地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预科学校。
而黄金叶费了一番周折，虽说他幼年读了几年私塾，后来在广州也补习了一些文化知识，毕竟起点低底子薄，连“野鸡”大学都考不上。
最后，由陈济棠出面，在须磨弥吉郎的帮忙下，才弄到一个日本士官学校预科学校的名额。
入学仅一个月，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了东北。
这个时候，一批中国军人在日本的心脏东京，发出了不甘受辱的怒吼。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成城预备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士官留学生，大多数人都是军官出身，他们被选派到日本留学，旨在学习军事知识，以图日后报效自己的祖国。
可现在，日寇侵占国土，屠杀同胞，作为一个热血军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们群情激愤，推举代表，组织留日学生前往日本陆军省，集体抗议。
留日士官们在校读书时统一穿戴着日本校方配发的日军样式军服和军刀，但在抗议之前，他们脱去了日军服装，将日本人配发的军刀扔在地上，改穿汉服，高呼抗日口号，在东京的街道上和日本宪兵展开了对峙。
由于中国并未对日本宣战，国民党驻日大使派出参赞丁某出面阻拦，劝说学生代表疏散抗议队伍，回校完成自己的学业。然而，驻日大使馆过于的懦弱，更加激起留日学生们的无比愤慨。
日本宪兵见中国领事馆劝说无效，随即动用武力镇压，逮捕士官生代表苟吉堂等人，驱散抗议队伍。
苟吉堂等人被投入东京宪兵监狱，日方威逼利诱，只要他们写悔过书，就可以继续留在日本读书，但遭到苟吉堂等人的严辞拒绝。
东京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慑于负面影响，日本陆军省无奈之下，不得不将苟吉堂等释放出狱，并在十月十二日允许这些中国学员退学回国。
办理退学手续时，日方宣布：“你们现在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中国士官生们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在东北战火连天之际，面对迫害乃至生命的危险，于日本本土上抗议日军侵略暴行，不仅仅是留日士官生们不失一个中国军人的骨气，其他学校的留日学生也出于民族气节，纷起响应，踏上了归国发动民众奋起抗日的征途。
这是一场国难的开始，也是一场十四年神圣抗战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