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天麒独吞这批武器和财物,并不是中饱私囊,而是为民团着想,为雷州老百姓着想。
自民团组建以来,政府给了一些从部队淘汰下来的老套筒,商人捐款倒是购置了一批快枪,倘若地方没那么乱,办个案子或剿一些毛贼什么的,这些装备就算是有点实力了。
可问题在于,这支民团面对着的是成千上万个穷凶恶极的土匪,每一次打仗,由于枪支缺少,弹药匮乏,靠着猎枪钢刀和满身挂着子弹的土匪对抗,场面之惨烈,恐怕无法以文字所能形容。
尝够了剿匪的苦头,雷天麒根据雷州的匪情,屡次向省府请求增拨武器与经费,组建一支装备相对优良的民团。
而此时,陈炯明正在率领粤军西征,讨伐旧桂系陆荣廷,仗都打成一锅粥了,哪里顾得了一个地方民团的事?其实,即使没有战事,陈炯明也不指望一个民团能平息雷州这么大的匪患。
雷天麒在失望之中虽然迎来了黄强的建国粤军第七路军,民团名义上是配合的角色,但在剿匪过程中,民团每次打的都是硬仗恶仗。
而每一次获胜之后,功劳与战利品都被剿匪部队抢走了,留给民团的是一身伤痕,诸如人员伤亡,枪弹损耗,却是得不到政府一点补充。
不能否认,黄强是一个为人正直处事果断的军人,可他节制的第七路军良莠不齐,阳奉阴违。有的部队本性凶顽,军纪败坏,籍清乡之名,错杀无辜;杀良冒功;抢掠财物;强奸妇女等等,造下的孽比土匪有过之无不及。
雷天麒知道,一旦剿匪部队得知商行有这么多的武器和财物,必是过来抢劫,不惜撕破脸皮,甚至有火拼敢死营的可能。所以说,此时独吞战利品是最好的处置方法,既为民团留下一笔厚实的家底,又能将这一隐患消弭于无形之中。
至天色大亮,租界剿匪的战斗结束,藏匿在烟馆、妓馆、赌馆里等处的匪徒全部落网,计有一千多名。
从赤坎回麻章的途中,黄强将土匪分批拉出,就地枪决。罪行较轻的土匪,押解至西营码头下船,送往越南海防转运到南非当劳役。
剿灭了法租界里的逃匪,只须来一次网格式的清剿,平息雷州的匪患指日可待,可令黄强想不到的是,陈学昌股匪被粤军收编后,奉命进攻广西龙州壶关,由于伤亡惨重,陈学昌一怒之下,和戴奕秋率残部600多人临阵而逃,沿途烧杀奸掠,无恶不作。回到雷州,他们还血洗了遂溪县六区埠头村,杀死村民千余人。
其他股匪听到这一消息,似是有了主心骨,马上鼓噪了起来,纠聚力量,试图卷土重来,他们四出作案,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甚至围攻剿匪部队。
面对着股匪疯狂反扑,黄强指挥部队首先击溃陈学昌部,然后横扫各路股匪,陈学昌和戴奕秋见势不妙,逃往越南河内。
5月15日,法属安南总督迫于黄强的压力,命令河内法军拘捕了杨学昌和戴奕秋,并移交到雷州剿匪指挥部。
黄强将陈学昌和戴奕秋分别关在铁笼里,置于雷城大街上示众两天,然后命令执法队拉到北郊斩首。
雷州百姓对土匪恨之入骨,对李福隆股匪尤为深恶痛绝,恨不得生啖其肉,渴饮其血。两大匪首被执行死刑后,愤怒的百姓将这两大匪首的尸体大卸八块,剜割其肉,犹不解恨。
黄强在雷州铁腕剿匪,扭转了局势,除了一些股匪隐藏于深山老林,三县境内,趋于平靖。
只可惜,让黄强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个时候,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由于政局动荡,粤军分裂,致使雷州的剿匪被迫中断,功亏一篑。不久,黄强调任陈炯明侍从副官,粤军总司令部中将总参议。
琼崖善后处处长、粤军第四独立旅旅长邓本殷和拥陈派的粤军将领联名发出通电,要孙中山下野。驻守钦廉的黄明堂奉孙中山之命,成立南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但被邓本殷、曾葆藩等人击溃,败走粤北。
孙中山离开广东后,邓本殷通过陈炯明的关系,将非自己嫡系的施少卿团长、卢华龙部调离琼崖,并将自己的部队扩编为两个旅,由陈凤起、邓承荪分别担任旅长。
当时,广东南路八属被九个不同派系部队占领。邓本殷为扩大势力范围,派黄志恒赴廉州会见申葆藩,建议两军联合组成“高雷钦廉琼崖罗阳”八属联军,实行“八属自治”,获得申葆藩赞同。
邓本殷和申葆藩联合后,出兵高雷、罗阳,驱逐林树巍、梁士锋,降服吕春荣,进占高州城,在高州成立八属行署,后又相继收编余六吉、苏继开、徐东海等部,一统广东南路八属,占据的地盘东达阳春、阳江,北到信宜,西至钦廉,南到琼崖的地区,辖区面积几乎达到了广东省总面积的一半,兵力达到三万多人。
为了割据南路,邓本殷搜刮民膏民脂,大面积种植鸦片,发行伪币,摊派军饷,预征各种苛捐杂税,开设烟馆妓馆赌馆,焚掠民居,强收保护费等。
在他的武力统治下,匪过如梳,兵过如蓖,官过如剃。八属地区尤其是雷州三县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由于活不下去,横竖都是一死,很多老百姓走投无路,被迫上山落草,投奔陈振彪,或者自立山头,招兵买马。不到半年,雷州土匪的人数比黄强剿匪前还多。
这就奇了怪了,陈振彪不是被粤军收编了吗?怎的又回雷州为匪了?
原因是这样的,陈炯明被孙中山罢黜,退居惠州。陈振彪虽然被粤军招抚,当上了一名小军官,但他当土匪桀骜惯了,受不得军纪的约束,见到粤军内讧,战火又起,乘机率部逃回雷州徐闻山为匪,又过起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小秤分金,大秤分银”的日子。
此时,雷天麒因不满八属公署的所作所为,被邓本殷免了职,赋闲在家。由陈学谈任三雷民团总办、雷州善后处长,这就给了陈振彪股匪重整旗鼓扩张武力的机会。
陈学谈和陈振彪是对头冤家,当他得知陈振彪股匪去而复返,不由大惊失色,欲趁陈匪立足未稳,发兵剿之。但三雷的民团尤其是海康县的民团,根本不听他调遣。无奈之下,他只好派遣善后处黄薰南的守备营,驻防徐闻县英利圩。
这点兵力,对他而言,实在是不敢指望剿匪,若是遏制一下贼势,就算是烧高香了。否料,守备营也是够怂的,一到英利圩,就遭到陈振彪股匪围攻,黄薰南当场被击毙,全营被缴了械。
贼势如此强悍,陈学谈害怕了,呈请邓本殷紧急派兵围剿。邓本殷据报,不以为然,仅派第二旅叶培兰团进入徐闻山剿匪。
一个正规团,无论人数或武器上都优于陈振彪股匪,就算是打不赢,自保应是没有问题。可结果任是谁都不相信,在愚公楼、曲界一带,该团被陈振彪股匪杀得丢盔弃甲,几乎全军覆没,叶培兰阵亡。
这一战,陈振彪威名大震,八属官军闻之无不丧胆,自此不敢进剿,任土匪肆意横行。
1925年冬,国民革命军南征,打垮八属联军,邓本殷兵败退回老巢琼崖。张发奎的12师和陈济棠的11师乘胜追至雷州半岛,获知徐闻山匪患严重,为了巩固后方,便于渡海作战,遂发兵进剿。
按拟好的剿匪计划,由第11师开山修路,以飓风式横扫匪巢,第12师以拉网式围追堵截,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陈振彪之前虽然屡破官军,气焰嚣张,但这一次,他有如霜打的茄子蔫了,他知道,这两个师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东征陈炯明,南征邓本殷,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象这样的部队,骁勇善战,一个师就足以让他心惊肉跳了。可现在,一下子来了两个主力师,教他如何破解危局?
更要命的是张发奎重新起用雷天麒,这个悍匪克星,一复职就带着敢死营挺入徐闻山腹地。
敢死营熟悉地形,深谙土匪行规与内幕,神出鬼没,如影随形,侦察股匪的宿地与行踪,使他的部队摆脱不了剿匪部队的追击,突围更是不可能。
被困于山林,危如累卵,陈振彪感到绝望,最后在心腹胡红中的劝说下,主动向张发奎请降。
此时的陈振彪已不是过去那个劫富济贫的陈振彪了,自从逃回徐闻山后,他性情大变,暴虐百姓,无恶不作,与李福隆的股匪没有什么两样。
另外,他曾经接受粤军改编,后又反水为匪,如此狡诈多变,反复无常,这也是张发奎杀他的原因之一。
毋庸置疑,招抚陈振彪股匪是一步好棋,以匪剿匪,事半功倍。诸如宋江征讨方腊、张保仔擒杀麦有金,历史上类此例子,不胜枚举。
可张发奎并不是这么想,因为国民革命军通过改组,实现了军政一体化,在军、师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工农运动日益高涨。
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即使给张发奎一万个胆,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招抚一群死有余辜的土匪。
而陈振彪蜗居在深山老林里,一觉醒来,不知天下已大变,还以为象黄强剿匪时那样,只要接受招抚,就能躲过杀身之祸,甚至保存自己的实力,日后或能东山再起。
所以,招抚之事一旦征得张发奎首肯,他就认为逢凶化吉了,带着一千多个土匪到沈塘圩接受改编,结果稀里糊涂地落入第12师的埋伏圈,悉数被击毙。
张发奎诱杀陈振彪股匪后,第11师也剿灭了多股悍匪,擒杀了匪首蔡海青、陈永富等人。残匪余孽,犹如网里惊鸟,几近绝望。不过,他们只是虚惊一场。
这个时候,剿匪部队奉命横跨琼州海峡,追歼邓本殷残部。平定琼崖后,张发奎挥师北伐,屡破强敌,成为北伐名将。
陈济棠因在征讨陈炯明的战争中起着了决定性的作用,被蒋介石重用,率部留守广东,兼任钦廉警备司令,负责南路绥靖工作。
在此期间,他选择和蒋介石站在同一个阵线,忙于争权夺利,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而无暇顾及剿匪之事,以至雷州匪患得以复炽。
1931年,国民党元老古应芬病死,胡汉民仅是主持西南政务,这样一来,陈济棠独揽了广东省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天王”。
进入高光时刻,为了笼络人心,陈济棠下决心肃清境内匪患,任命中将参事陈章甫为广东南区绥靖委员、南路警备司令,绥靖公署由茂名迁到雷州城。
剿匪部队有直属第二独立团(钟继业部)、第三独立团(张文稻部)、第四独立团(刘起时部)。
三个团开进海康县和徐闻县剿匪,但收效甚微,其间刘起时部有两个排反叛,投奔匪首蔡阿兰,助长了股匪的气焰。
陈济棠闻报大怒,增派第一独立团梁国武部会同进剿。
其实,粤军若是以四个团的兵力,足以踏平徐闻山了,但剿共甚于剿匪,陈章甫按陈济棠的命令,将大部分兵力“进剿”斜阳岛农军。
至11月底,在粤军陆海空三军的围剿下,坚持5年之久的农军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农军领导人符俊岳、余道生和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薛经辉等40余人被捕,在北海市西炮台英勇就义。
负责在徐闻山剿匪的是梁国武团,9月14日,梁国武团乘徐闻山匪徒汇集沟尾匪寨会祭之机,攻破匪寨,击毙匪首蔡阿兰,歼、俘匪徒200多人。
年底,粤军第一教导师第二团在团长梁公福的带领下,开进徐闻山协同梁国武团剿匪,并在英利圩青桐村设立剿匪指挥部。两个团经过3个多月围剿、招抚,捣毁匪窝数百个,击毙和生俘匪徒数百人。
1933年冬,梁国武团被调走,去了粤北,留下梁公福团在雷州继续清剿残匪。
梁公福是新兴县的土匪出身,剿匪很内行,在民团和百姓的配合下,向仙桥、四方山的匪寨发起进攻,击毙土匪40余名,生擒匪首陈妃二和匪徒13名。
接下来,他们捣毁西水匪寨,毙匪12名,生擒匪首陈亚凹父子,并逮捕了通匪的土豪劣绅郭哲卿、朱金保、蒋德芳、黄子孝等人。
挖掉了土匪的“耳目”,剿匪就容易得多了。3月1日至14日,梁公福团兵分三路,向藏匿于北插山、白沙山、桃园、仙桥、东溪、西溪、下桥、四方山、愚公楼、西水、王家、大林、老宿地、迈老埚、竹林、草家、行坑、沟尾、深井仔一带的残匪发起全线围剿,焚毁匪寨数十座,击毙悍匪50多名,生擒45名,缴获枪支65件及大批物资。
在这次剿匪中,民团也取得了一系列战果,在海康、遂溪和广州湾法租界搜捕,击毙了杜惨仔、郭泰、陈妃汝、唐陈氏等从徐闻深山里逃出来的匪首。
春三月,剿匪接近尾声,梁公福团来一次地毯式清剿,生擒了匪首骆妃三、洪德华、吴元海、黄启利、福仔、抬轿、牛三和匪徒30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
至此,粤军先后投入五个团的兵力,历时两年多,才彻底地平定了雷州匪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