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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女儿要出嫁时，做娘的总是送上一支银簪给女儿，并再三叮嘱女儿说，房事时若是遇到自己男人出现“马上风”症状，取银簪往男人尾椎骨处重刺一针，可救他一命。据说这是民间秘笈，屡见奏效。
若是被毒蛇咬伤，用银簪刺破伤口，挤出毒血，防止蛇毒入心。如遇歹徒强奸，可用银簪防身。另外，银簪也可以治病、验毒等，总之，银簪作用之大，超乎平常人所想象。
海棠出身寒门，三岁那年，母亲上山砍柴被毒蛇咬死，留下父亲一个鳏夫，抚养四个孩子，家里穷得连蟑螂都饿死。象这样的家境，甭说银簪，连木簪都没有。出嫁那天，父亲只是给了她一件新衣和一条红头绳。
嫁给蒋玉衡后，因怕有晦气，蒋玉衡让他丢掉或变卖前夫吴至尊送给她所有的物品，包括那根嵌有翡翠玉石的银簪。
进入民国，法租界里的女人比较新潮，生活方式与装饰日渐西化，不再用银簪了。蒋玉衡给她打扮得一身珠光宝气，就是没有银簪。其实，就算她有银簪在手，也不懂得如何使用。
此时，她见到丈夫这个样子，惊得掉了魂儿，浑身颤抖，折腾了很长时间，才给自己和丈夫穿好衣服。然后，叫来下人，将他往法国人的医院里送。
不知是运送不及时抑或法国人的医术不高明？或者，两者皆有之，蒋玉衡因医治无效，再也醒不过来了，最终还是躲不过这个凶七月。
假如蒋玉衡是一介平民百姓，怎样的死法都无所谓，裹着一张破席横着出门一了百了。偏偏他是富豪榜上的金主，撂倒在女人的肚皮上，经过一些无聊文人的渲染，一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桃色绯闻。
万恶淫为首，即使是合法夫妻例行房事，若是犯上“马上风”猝死，也会被禁欲者视为丑事，招来过度的揣测与不同程度上的非议。
蔣玉衡死了，自然听不到这些流言蜚语，而海棠活着受罪，再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有的说她是克夫的“扫帚星”；有的说她是吸干男人精血的“狐狸精”，有同情者，仅是扼腕叹息，无话可说。
闹得最凶的是蒋玉衡的妻子肥妞，三天两头过来，将海棠打得遍体鳞伤。似是不解恨，她还剪掉了海棠的一头秀发。此时，他的儿女们也不闲着，趁着这个机会，不但将蒋家的财产瓜分得一干二净，还想把海棠母子俩居住在广州湾的房屋卖掉。
好在这个时候陈学谈出面说情，蒋家碍着面子，勉强同意将广州湾那幢房屋过继在蒋建新的名下，老家的豪宅和田地也分给蒋建新一份，而海棠一无所有，还要恪守蒋家提出“不准改嫁，在蒋家抚养儿子成人”的前提条件。
其实，不用蒋家说，海棠也是不敢改嫁了，一连克死两任丈夫，连她都相信自己命犯孤鸾煞，属于“扫帚星”之类的女人。所以，她将蒋玉衡生前的卧室改为佛堂，早晚念经，超度他的亡灵，也赎愆自己。
不幸中的万幸，她不用为生活劳苦奔波。蒋玉衡生前听了化缘老僧人之言，担心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知子莫若父，凭儿子们的德性，必是不会抚养海棠母子俩，因而他私里给了海棠一笔钱，虽说不是巨款，但足以让母子俩一辈子不用为柴米油盐而发愁。
蒋玉衡原是一个被生活逼得差点自杀的穷光蛋，不上十年，打造了一个神话般的商业帝国。这种人生逆袭，除了运气和商机，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一种经商天才。
似是冥冥之数，蒋玉衡死后，蒋家的风水就转向了。1923年夏，船队在海上遇到一场强台风，货船沉没过半，为了赔偿商家的货物和抚恤死者，蒋家只好卖掉余下的船只，才勉强摆平了此事。
蒋家赖以暴发的是海上生意，曾经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失去了这一财路，即意味着其的资产总值退出了富豪榜，正在走向颓势。剩下陆路上一些当铺、商行等，不足以支撑一个商业王国的正常运转。
倘若蒋家大少爷蒋建文不死，凭着他的才能和社会关系，或许蒋家还有翻盘的机会。只可惜，他不甘心自己的政治地位失去，为了主子陈炯明卷土重来，主政广东，他参加了陈廉伯和陈恭受领导的广州商团叛乱。结果，商团遭到革命军镇压，他死于枪战之中。
蒋玉衡未发迹前，生了八个孩子，后得到周世骁馈赠，生活有了起色，他又和肥妞生了三个，不包括蒋建新在内，一共有十一个孩子，八男三女，可谓财丁兴旺。
不过，除了蒋建文有出息，其余的都是不辩菽麦的庸俗之夫，整日吃喝玩乐。父兄一死，无人约束，更是放浪形骸，挥霍无度。
由于不善经营，坐吃山空，不上十年，蒋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唯有乡下那座豪宅和炮楼在风雨剥蚀中诉说着主人昔日的辉煌。
比起八个哥哥跌宕的人生，蒋建新显得平稳多了，自幼随母亲在广州湾生活，就读于“安碧莎罗”学校。
这所学校是法租界当局为了维持其的殖民统治而开办的，主要是培养翻译人员，初时仅是招收法国籍、越南籍公职人员的子女入读。到了民国11年，该校开始向当地居民招生，前提条件是需要有广州湾法国当局及下属各部门的官员或公职人员推荐证明，方准入学。
蒋建新在陈学谈兄弟的帮助下，进入了这所被当地人称为“贵族”学校读书，一直读到初中。
“九一八”事变后，各种左翼文学作品和进步刊物，经广州湾自由港进入法租界，由租界内的书商在广州湾销售及向各地发行。
左翼文化活动浪潮席卷全国，使无数进步青年不断地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不约而同地走上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道路。
1934年下半年，蒋建新和黄其江、陈其辉、唐才猷、王文劭等同学在省立第十中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邓麟彰、陈兆荣、黄彪、宋锐等数十人参加，读高尔基、鲁迅、矛盾、丁玲、郭沫若等人的文艺作品和马列主义理论。
他们写小说、诗歌、散文，发表在《民国雷州日报》副刊上，宣传进步思想，激发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
第二年，省立第十中学改为省立师范学校，新任校长吴炳宋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士，对爱国学生抱有同情和包容的态度，故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极为活跃。
3月29日，海康县各界在体育场召开“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国民党党部头子池天璜上台讲话，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辩护，鼓动民众抵制赤色宣传。
读书会骨干陈其辉以学生代表身份走上讲台，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丧权辱国。
池天璜下不了台，恼羞成怒。会后，他和国民党驻军营长张光鼎欲搜查省立师范学校，逮捕陈其辉和其他进步学生。
校长吴炳宋等人认为学生代表言辞虽然有点过激，但言论自由，爱国无罪，并以“期终考试在即，不宜入校搜查抓捕”为理由，向县府县党部疏通与交涉。
因省立师范学校的前身是雷阳书院，名气较大，故池天璜等人有所忌惮，暂且搁置此事。
学期结束后，陈其辉等人被迫离开学校，转到广州江村师范读书。而蒋建新和广州湾几个进步青年，自筹经费前往江西“苏区”寻找共产党和红军，因前往江西的道路已被国民党严密封锁，只好返回。
但蒋建新不甘心，在广州盘桓数月，适值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公开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宣布北上抗日，出兵湖南。
蒋建新得知后，前往广西，报名参加李宗仁、白崇禧开办的青年抗日军官训练团。
不久，桂系投靠了蒋介石，蒋建新感到非常失望，回到了广州湾。
都说儿是娘的心头肉，但对海棠而言，蒋建新岂止是她的心头肉？简直是她生命的全部。
二十余年来，在别人的冷嘲热讽中，她默默地忍受，含辛茹苦不算什么，儿子能够长大成人，这就是她最大的慰籍。
两嫁豪门，两受其害，随着涉世之深，她领悟人生，看透世情，懂得凡是带有“场”字的圈子，都是一个个吞没人性甚至生命的漩涡。诸如官场、商场、赌场、情场、战场等。
所以，她并不指望儿子大富大贵，只要他谋上一份职业，安分守己，娶妻育儿，过着一种宁静安逸的生活，她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然而，教她失望的是，儿子天生一种叛逆的性格，热衷于政治，经常走上街头，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等，不管她怎么劝，他都是不听。
她不会读书看报，但道听途说的事却是不少。如就读于中山大学的遂溪籍学生朱文畅和徐闻籍学生吴克波，不知道在广州加入什么组织被广州市公安局长何荦逮捕杀害。还有前几年，曾任海康县知事次子何仕榜前往“苏区”投奔红军，在途中不幸牺牲。
类似这样血腥的事儿很多很多，每一桩都是让她听后感到胆战心惊。什么国家概念民族大义她不懂，可她懂得“民不与官斗”，和官府对抗，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蒋建新从广西回来后，她怎么说都不让他出去了，甚至以死相威胁。
蒋建新拗不过母亲，加上寻找共产党组织计划两度落空，决定留在广州湾开展革命活动。
海棠见儿子回心转意，喜不自禁，通过陈学谈兄弟的关系，给他在坡头公局谋到一份差事。
没想到这么一来，竟让蒋建新在坡头寻到了中共淡水沟党支部，成为一名由李癸泉发展的秘密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