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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谈是法国人豢养的一只狼狗，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一个法租界里的华人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对当地的老百姓起着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尤其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日矛盾成为社会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时，出于民族大义，他选择了支持抗战的思想倾向。
然而，随着雷州半岛的沦陷，在日军的刺刀下，为了保住法国人和自己的利益，他又向侵略者妥协，卑颜屈膝，甘愿沦为汉奸，成为国人所鄙夷的“三姓家奴”。
而此时的法国已经不是二战前的法国，1940年5月，德国A集团军群绕过马其诺防线，向法国发起了代号为“挥镰行动”的闪电战。仅用38天，号称“世界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就宣告灭亡了，贝当维希政府成为希特勒的傀儡。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法国殖民地大势已去，在苟延残喘中挣扎……
法国人连自己的国家都守不住了，还有什么力量保护其的殖民地？
陈学谈是一个精明人，知道广州湾易帜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财富甚至是生命，不得不当“墙头草”，随风摇摆，在法国人、日本人、汪伪、国民党、共产党等政治及军事集团之间周旋，哪路神仙都不敢得罪。
他怀疑“亨利商行”是共产党人的窝点，并非捕风捉影，而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一手掌管租界武装，一手掌控庞大商团，盘踞广州湾几十年，势力遍及各个角落，什么蛇路鼠道，虎穴兔窟，都逃不过他这个马王爷的法眼。
不用监视，也不须甄别，仅从1938年至香港沦陷前抢运抗战物资上看，虽然没有详细的清单，但粗略估算一下，亨利商行所占的比例有点大，仅次于金蛟的集团。
金蛟和军统广州湾站站长郭寿华走得近，必是为国民党政府效力，那么，蒋建新又是何方神圣呢？不言而喻，抢救抗战物资的，只有国共两党，非此即彼，既然蒋建新不是国民党那一边的，自然是共产党人了，至少有共产党嫌疑。
1927年，陈学谈敢于抡起屠刀，捣毁中共南路特委，一方面是迫于国民党和法国人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共产党过于弱小，以至他肆无惧惮。
不上几年，共产党创建了红军，有如一条赤龙腾空而起，以几万人马四次狂斩蒋介石数十万大军，最后跳出百万重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北上抗日。
之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如此英雄气概，拭问古今中外有哪一支军队可以与之媲美？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摒弃前嫌，携手合作，红军这支铁甲雄师又被国民政府整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
扬眉剑出鞘，平型关一役，首战告捷，不但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国人抗战的斗志，而且找到了持久战的致胜法宝。自此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很快地取替国民党军队，成为敌后抗日战场的雄师劲旅。
随着共产党武装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蒋介石集团惊恐万状，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南委事件”后，郭寿华吸收陈学谈为军统通讯员，目的是想利用他，剿除中共潜伏在广州湾的地下组织，可遭到他义正词严的拒绝。
事实上，陈学谈之所以愿意加入军统，是为了拿到一张护身符，他善于研判局势，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争节节取胜，他知道日本人是兔崽子的尾巴长不了。倘若是别人，手上沾着共产党人的鲜血，就会一条道走到黑，为军统死心塌地卖命，以便日后被国民党政府封官晋爵。
但他没这么想，活了甲子有余，经历了岁月沧桑，政权迭出，大清王朝宣告灭亡；袁世凯称帝失败；孙中山壮志未酬；法国人日落西山；日本人强驽之末；蒋介石偏隅一方；共产党横刀立马。如果日本人战败，逐鹿中原的将是国共两党，谁主沉浮？尚未可知。
乱世之秋，波诡云谲，对陈学谈而言，明哲保身比什么都重要。之所以他在广州湾居官三十余年不倒，除了有权力和金钱这一副拐杖支撑，更重要的是他老谋深算，长䄂善舞。
他不敢得罪军统，也不想与共产党人为敌，他非常明白，国难当头，如果他出卖了共产党人，就坐实了汉奸的罪名，共产党人会新帐旧债一起算，拧下他的头颅当夜壶踢。
自从日寇侵占半岛后，共产党卜巢山游击队神出鬼没，杀死了陈文斯、周镜明等一批汉奸。为此，他吓得汗流浃背，不敢踏出广州湾半步。
步入花甲之年，棱角磨钝，锐气尽丧，剩下来的是保守与贪婪、油滑与胆怯，他既贪恋着自己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地盘，又怕到头来落得个汉奸的骂名。
曾经，他也有过退隐江湖的念头，可家大业大，一旦失去权势，就会被别人踩在脚下，恐遭不测。毕竟他这一生，纵横捭阖，亦正亦邪，积善不薄，结怨也深，假如有人上门寻仇，那将是他和家人的一场噩梦。
在他进退维难之际，幸亏日本人给法国人一点面子，双方签订“共同防御广州湾协议”，尚未解除法国人的武装，因而在治安警备等方面，法国人在租界仍然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这样一来，陈学谈的权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不过是多了一个主子而已。严格来说，此时的陈学谈还算不上汉奸，直到1945年山田率领宪兵队缴了法军的武器，独占了广州湾，他才正式沦为汉奸。
其实，不管是日本人或者是法国人，若要统治这个有“万国之象”的城市，必须仰仗地方势力维持，在这点上，陈学谈当然是不二人选。
凭心而论，抗战期间，陈学谈给国共两党提供了很大帮助，尤其是对蒋建新，不知是出于一种向共产党人赎罪的心理，抑或是看在蒋陈两家的关系上？他总是有求必应，在抢救抗战物资和香港文化人士中，可以说，如果不是他的鼎力相助，蒋建新等人就不可能完成任务。
不说别的，茫茫大海，又在日舰的封锁之下，若没有挂着法国旗号的货轮，想从香港运回抗战物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943年2月，日军占领广州湾后，一面切断广州湾通往越南及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线，一面加紧清剿租界里的反法西斯势力。
畸形繁荣下的广州湾，成了世界的谍战中心，且不说英美等国的间谍，也不说最为发跃的国民党、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就连驻守广州湾的法军也是分为两个阵营，一方为贝当维希伪政府效忠，另一方则支持“自由法国”戴高乐的流亡政府。
由于有反日法军和陈学谈等华人暗中保护，日军抓捕行动收效甚微，虽然逮捕了一些反日人士，但并不影响到盟军各个谍报机关的正常运作，只是谍影显得更加诡秘而已。
在广州湾和澳门，中共地下交通站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共南方局的“亨利商行”；中共香港分局的“菉塘站”；中共南路特委的“长发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亨利商行”，承担了中共南路60%以上运送物资和护送领导人的任务，在情报工作上也做得非常出色。
1943年4月9日，国民政府从云南空军基地派遣“飞虎队”9架战斗机夜袭广州湾，炸沉了日舰；摧毁了日军码头军事设施、仓库等，还击落两架日机，日军伤亡惨重，损失甚大。此战被称为广州湾“珍珠港事件”。
同年9月18日，盟军飞机再次袭击广州湾，“竹江”号日舰被炸沉，舰上的日军全部丧命。翌年6月3日，盟军飞机偷袭日军遂溪机场，炸死日伪军官兵300人。
此后，盟军飞机频频出动，轰炸日军陆地上工事、海上运输线，使日军启动千年古道运输线失败后，海上运输也陷入困境，以至旅团主力进入广西作战后，弹尽粮绝，在蒙圩之战中削竹为战，几近绝望，第129大队长野野木文雄重伤致死，整个旅团差点全军覆灭。
稍懂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飞机精准的轰炸，离不开地面情报的配合，而提供这些准确情报的，正是战斗在广州湾的国共两党的谍报人员。
日军占领广州湾后，切断了水陆交通线，对进出口货物检查得十分严格，凡是涉及到战略物资或军火，一经查获，货物一律没收，货主就地枪毙。因为日军封锁严密，断了金蛟财路，致使这个枭雄重新投靠国民党，走上升官发财之路。
没有了抗战物资的输送，蒋建新还是以“亨利商行”为掩护，将手下人员编为4个情报组，1个行动组，1个交通组和3个电台组。
奉南方局的命令，他们搜集广州湾气象情报、军事设施和日军舰艇在港口活动情报，以供盟军空袭之用。
侦察的时候，他们将广州湾船坞，码头以及海面各浮筒的位置，分成A，B，C，D等区域，一旦发现日军舰驻泊广州湾海面，就以预先编制的密码电告南方局，再由南方局转呈重庆政府，通知盟军飞行队出动。
日军舰艇害怕了，为了隐蔽位置，免遭盟军飞机空袭，改在广州湾外海停泊。可不久，蒋建新截获此情报，打扮为渔民，以出海捕鱼为掩护，锁定日舰停泊位置，引导盟军飞机轰炸。
不幸的是，在一次猛烈的轰炸中，第一情报组的船只遭到盟军误炸，船上人员全部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