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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为人难，当官也不易。民国年间，各地军阀混战，劣绅称霸，土匪猖獗，民生凋敝，如此情形下，当县长如同在钢丝上行走，要么同流合污，残害百姓；要么被人设计逼退，甚至害死。
新任县长王光汉不同于上任庞成，他是本地人，也是一个铁杆的反共分子。
县政府搬到昌竹园村后，他不但不发动群众抗日，还以“赤化”为理由，命令县联防自卫大队长谢秋实出兵，欲强行解散海三区政工队。
此时，独立营在日军大部队的围剿下，已经从海上转移到七十二泾。
考虑到敌众我寡，为了保存这支党的武装力量，麦浪一边请出一些资深的县参议员出面说情，一边托熟人暗里贿赂王光汉和谢秋实，最后，经过协商，王光汉同意将政工队改编为海三区抗日联防自卫队。
有了合法的身份，政工队把营地迁到乌石圩天后宫，因受到国民党政府一系列的限制，故影响力很小，仅是在乌石圩一带活动。
独立营一夜收三地，以武力逼得日伪军退守河北地区。捷报传来，政工队士气大受鼓舞，在乌石圩成立武工队和收税队，一面为独立营筹备补给，一面扩大根据地，控制北和、覃斗、流沙。
王光汉闻知独立营回来，既惊又喜，惊的是独立营在根据地内推行的抗日政策，和共产党的军队没有什么两样，简直是一支赤化了的部队。喜的是有了独立营把守南渡河南岸，再也不怕日伪军下乡扫荡了。
在此之前，昌竹园村遭到日伪军的强攻，因地形险要，碉楼和围墙坚固，且联防自卫大队拥有近两千人马，所以，一连打了好几天，日伪军攻打不下，才悻悻地退去。
县联防自卫大队由各乡镇自卫队临时拼凑而成，战斗力不强，枪支弹药匮乏，可队员们大都是乡勇，身体强壮，枪法准，且熟悉地形，即使是鸟枪、抬枪，打起来也是让日军心寒胆丧。
大队长谢秋实是本地人，军人出身，曾是黄明堂的卫兵，后下连队为士官，因作战勇敢，当上排长、连长、营长，在南路讨贼中的廉江之战，身负重伤，回家休养。
1925年6月，蒋介石命令新编第二师师长陈章甫率军到罗定，缴了建国粤军第四军的枪械，并枪毙了谢秋实的团长黄开乘。
部队解散后，失去兵权的黄明堂被迫下野，闲居于广州。
没有了部队赖以生存，谢秋实只好回家务农，日子过得艰难。黄明堂得知后，顾念旧情，让海康县县长苏民给谢秋实安排一个闲职。
恰好此时，国民政府认定雷天麒是陈炯明余孽，解除了他的职务，故苏民任命谢秋实为雷州民团团长。
1926年9月10日，苏民和国民党第十一师第三营营长陈公侠派兵包围海康县农会，逮捕了共产人程庚，严刑拷逼无果，于当天下午将程庚杀害。
程庚被害后，省、县各级农会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惩办凶手，抚恤家属。当时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之我们》一文中也引用程庚事件来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迫于压力，国民党政府撤销海康县长苏民的职务，并调走了陈公侠。
接任县长是谢莲航，一样是一个铁杄反共分子，比苏民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和谢秋实沆瀣一气，逮捕了一批农会骨干，杀害了陈凤鸣和黄河等共产党人。
形势紧迫，中共广东特委发出了关于“必须坚决地鼓动农民起来进行有计划的暴动”的指示。
6月25日，中共遂溪县负责人黄广渊和陈光礼召聚遂溪县第六、第七区的农军和工团军共500多人，在米昌塘举行誓师大会，成立乐民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军。
翌日，农军攻占江洪港，攻克民团缉私队和鸦片公司、洋什公司等反动据点，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和其它物资。6月28日夜，农军在攻克江洪港后攻打位于江洪北边烟楼仔的敌人据点。
激战一昼夜，因敌人援军至，农军被迫撤离江洪港，回师乐民城，将指挥部设在城内文明书院。
6月29日，谢莲航派谢秋实带领民团配合国民党驻军两个营，拉去重炮，包围了整个乐民城，昼夜攻打。
农军坚守了三天，因弹药短缺，城墙毁坏，在没有援军的情形下，被迫于从城墙西北角的排水涵洞里撤出，一部分转入地下，一部分渡海转移到北海斜阳岛坚持斗争。
本来，按原来统一部署，海康县农运领导人黄杰等人在东海仔一带组织农军暴动，以牵制敌人，配合遂溪农军扩大战果，但因时间过于仓促，条件不够成熟，以至推迟到7月7日。
这一天，黄杰等人率领300多名农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官贤(海七区)民团总部，在卧底杨乐胜等10余人的配合下，里应外合，击毙了民团头子李兆秀，俘虏30多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随后，急行军50余里，挥师三吉圩，当晚攻占了三吉海防局和民团哨所，缴获了哨船2艘，铁炮4门，长短枪40余支，大洋铜板一批。
黄杰将作恶多端的海防局长王金龙就地枪决，几十名俘虏全部释放。
农军捣毁反动民团、攻打海防局，把整个东海仔闹得天翻地覆，这可吓坏了谢莲航，他忙从遂溪调回驻军和民团，纠集兵力千余，气势汹汹地杀向东海仔。
驻军营长温钟声和谢秋实都是会打仗的军人，且部下训练有素，有枪有炮，在法国人的炮艇支援下，进行海面封锁，陆地推进。
农军寡不敌众，陈焴才等近100多人壮烈牺牲。黄杰率部分农军突出重围，撤退到覃本山浴血坚持。
秋风萧瑟，落叶纷飞，在弹尽粮绝的困境下，为了与上级取得联系，黄杰出山探听消息，不幸落入敌人魔掌，英勇就义。
共产党人的鲜血，并没有染红谢莲航和谢秋实的乌纱帽，而是为陈济棠叩开了“南天王”的大门。这一年，海康县一连换了四任县长。
在惊心动魄的北伐战争中，陈济棠没有像张发奎、陈铭枢等粤军名将一样在前线冲锋陷战，而是驻守广东，任粤军第十一师师长、南路绥靖委员、钦廉警备司令，负责南路剿匪事务。
他自诩为“中山先生坚定的追随者”，但他并不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内部最早喊出“清共”的叫嚣者之一。
在钦廉地区，所有工农运动都属于非法行为，共产党人乃至进步青年都一律不允许存在。
不仅如此，陈济棠还采用污蔑、篡改、断章取义等恶劣手段，整理了一份所谓“共产党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报告书，让陈铭枢转呈，请蒋介石趁早清党，以免养虎为患。
这份报告虽然被蒋介石以条件尚未成熟为理由而不采用，但对三个月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起到了催化作用。
不过，在蒋介石清党时，陈济棠因胞兄陈维周非法敛财招致非议，迫于舆论压力，他辞职去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进行考察。
回国后，他迎合蒋介石心理，呈上了一份反苏反共的报告，时逢“宁汉分流”，蒋介石得此“见面礼”，如获至宝，让他官复原职。
有了蒋介石在背后撑腰，他在广东扩编军队，排斥邓世增等异己，培植自己在粤的势力。
在这个时候，对谢秋实心怀不满的邓锦伦，为了谋取雷州民团团长的职务，趁陈济棠复出之时，状告谢秋实借“清共剿匪”的名义，滥杀无辜，搜括民财，以致天怨人怒，附蔡逆者甚众，雷州三县，匪患呈燎原之势，既此长往，后果将不堪设想。
陈济棠看后，意识到问题严重，三雷不稳，他的地位就不保，因为十一师的将士几乎都是高雷地区的子弟，若如邓锦伦所言，匪患复发，军心就会涣散。刘起时手下的两个排入山为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雷一乱，南路八属就会跟着乱起来，届时，政敌们就会趁机发难，把他置于死地。
想到这里，他惊出一身冷汗，自忖除了斜阳岛上的农军，高雷地区的共产党人已经伤亡殆尽，即使有漏网之鱼，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清剿蔡阿兰等山匪和斜阳岛上的农军。
当然，陈济棠也知道邓锦伦的意思，但邓锦伦刚出山一年多，虽然协助部队剿灭了一些山匪，但以功抵过，尚没有具备当雷州民团团长的资格。
刚好这个时候，第一次反蒋失败的张发奎从日本考察归来，拜谒陈济棠，当他得知情况后，便向陈济棠推荐了雷天麒。
一个在雷州半岛剿了八年土匪的铁汉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却被国民政府视为陈炯明邓本殷的余孽，显然是不公平的，应区别对待。
本来，陈济棠很欣赏雷天麒的才能与毅力，虽说民团是维护治安的地方武装，不同于邓本殷的叛军，可雷天麒毕竟是陈炯明唯一任命的小土官，这种殊荣也导致了雷天麒人生坎坷。
按理说，陈济棠负责南路绥靖，有权起用雷天麒，但基于这种顾虑，却是举棋不定。
现在，有了张发奎的推荐，联名起用，他就不再顾忌别人的猜疑了，立即罢免邓锦伦，任命雷天麒为三雷地区团总，节制海康、遂溪、徐闻三县民团。任命江鸿为海康县民团团长；黄兆昌为遂溪县民团团长；邓锦伦为徐闻县民团团长。饬令三县民团精诚合作，协助驻军继续在半岛剿匪。
这次告黑状，邓锦伦虽然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目的，但能扳倒邓锦伦，自己当上了县民团团长，也算是遂了一番心愿，更重要的是自己在陈济棠的心眼中，还是有一定的位置。
可他没想到，此时雷天麒已是中共党员，他这一闹，帮了三雷地区共产党人的忙。
雷天麒当了三雷地区团总，一方面利用职权，巧妙地和驻军周旋，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人，保住了革命火种。一方面施行铁腕手段，以“通匪、窝匪、济匪”等罪名，枪决了一批反动民团头子和土豪劣绅。这些人中，有的勾结土匪，残害百姓，有的双手沾着共产人的鲜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