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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1931年的中国，国人第一个想到的是“九一八”事变，这一年，日军进攻北大营，拉开了中国十四年惨烈抗战的序幕。
而在此之前，一场特大的水灾降临，让饱受战乱、饥荒的中国百姓恍惚间进入了人间地狱。
近半个月的滂沱大雨，肆虐地淹没了广袤的国土，随着长江流域汛期的提前到来，长江、淮河、黄河等流域水位疯狂上涨，浊浪排空，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冲垮早已残破不堪的堤坝，吞噬着无数生灵……
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湘、鄂、赣、浙、苏、鲁、豫、皖八省成了重灾区，农田受淹面积973万公顷，受灾人口达七千多万人，死亡人数令人触目惊心，估计有300至400万人。
哀鸿遍野，饿殍枕籍，而在这个夏天，宁粤两个政府不顾百姓生死，为正统之争而口诛笔伐，剑拔弩张。
蒋介石和陈济棠都向湖南、福建与江西一带调集军队，中原大战自相残杀血流成河的悲剧，似乎又要在长江以南的大地上重演。
中原大战时，陈济棠和蒋介石虽然明争暗斗貌合神离，但出于利益的驱使，两人还是站在同一战线上。此间，陈济棠派出粤军两个师进入湖南，截杀桂军，解除了中央军后顾之忧，为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起着了重要的作用。
军阀混战的民国，演绎着战国版的历史风云，今天换贴子拜把子，明天割袍断义反目成仇，拼个你死我活后又握手言和，温酒话沧桑，叹壮志未酬英雄末路。
论实力，陈济棠绝对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可这次得到了国民党中央高层的力挺，胆子也壮了起来，因为胡汉民、汪精卫、陈公博、孙科、古应芬等国民党元老的声望都在蒋介石之上。
更重要的是，在蒋桂战争中与陈济棠结怨的桂系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因局势的变化，同陈济棠化干戈为玉帛，形成一个以广东为中心的反蒋阵营。
另外，北方军阀阎锡山、韩复榘、石友三等人为了利用宁粤政府对峙局面，保住自己的地盘，暗里向陈济棠伸来橄榄枝。
总而言之，各路诸侯，心怀鬼胎，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借助胡汉民这一根导火线，彻底地置蒋介石于死地。
兵家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战争取胜的先决条件似乎向着陈济棠操纵着的广州国民政府倾斜。
然而，挟着中原大战之余威的蒋介石自然不甘示弱，虽然他知道扣押胡汉民是自己在政治博弈中下了一枚臭棋子，使自己处于被动的状态，但他并不在乎，有张学良二十万东北军坐镇北平，北方那些蠢蠢欲动的军阀，由于力量的悬殊，断然不敢以卵击石，挑战他的权威。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来自南方政治与军事上的威胁。
凭着多年和地方军阀较量的经验，蒋介石认为粤桂联军并不可怕，那只不过是附在胡汉民这只刺猬身上的一团毛刺，看起来样子挺吓人的，其实它没有什么进攻力。
真正让蒋介石深感恐惧的是朱毛红军，中原大战结束后，也即是1930年10月，他命湘军名将张辉瓒率领十万军队，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苏区发起大规模的“围剿”，结果，损兵折将一万余，连张辉瓒也被红军活捉。
翌年2月，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指挥20万大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
可让蒋介石感到震惊的是，朱毛红军在半个月里连打5个胜仗，打垮了何应钦的15个师。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
如果说上一次的失败是因为张辉瓒轻敌的结果，那么，何应钦自平定商团之乱开始至中原大战结束，百战沙场，鲜逢对手，可他一遇上朱毛红军，就丢盔弃甲，惨败而归。这说明了什么？
蒋介石曾经去过苏联考察，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只要它有生存空间，不管环境多么恶劣，都会蓬勃地生长，并且迅猛地蔓延开来，这就是他从1927年起挥起大屠刀将共产党人赶尽杀绝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可蒋介石作梦都没想到，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的锻炼，发展迅速，拥有了七万正规军，三万赤卫队，根据地星罗棋布，红旗漫卷西风。
与陈济棠强大的海陆空三军相比，红军这点兵力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蒋介石的心眼里，陈济棠是他豢养的一头肥猪，宰杀他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红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为信仰而战，若想彻底地消灭他们，比当年北伐还难。
三万多装备简陋的朱毛红军，两次打败了他三十万大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一想到这一层，蒋介石不由毛骨悚然，坐卧不安。
为了除去自己的心头大患，于6月起蒋介石亲自挂帅，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将他的嫡系部队第14、第11、第6、第9、第10师共10万人调到江西省，连同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和新调来的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计30万人。
这次围剿，蒋介石聘请了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与策划，企图长驱直入，首先消灭红军主力，摧毁苏区，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
重兵压境，朱毛红军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回师赣南，并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层层阻击，诱敌深入。
8月7日，红军主力突然东进莲塘，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发起攻击，仅用四天，三战三捷。待敌人主力赶到，红军又没有了踪影。
就在蒋介石感到焦头烂额进退为难的时候，粤桂联军趁着蒋军主力陷于江西之困境，起兵向湖南衡阳推进，连克多地。
蒋介石闻讯，大为恐慌，不得不暂时终止围剿红军的计划，下令退兵。
在兴国休整半个月的红军，斗志旺盛，以天兵惩腐恶的气势，对疲惫不堪的敌军进行大追击，再取三捷。
至此，红军在八十天内，歼敌3万余人，缴枪1.26余万支。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但扩大了红军队伍，而且使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世上的事，有时微妙得令人费解，陈济棠本想踹蒋介石一脚，却在无意之中帮了红军的大忙。为此，蒋介石十分恼怒，集重兵于湖南、江西，决计用武力解决粤桂联军的威胁。
于是，双方摆开了厮杀的架势，一场大战眼看就要爆发，在这个时候，日本关东军趁着中国处于天灾人祸之时，炮击北大营，侵占沈阳城，使整个中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骤冷式的变化。
国难当头，宁、粤双方的政客冷静下来，不再相互诘责，按下了和谈的启动键，目光都聚焦在东北的问题上。
由于张学良不作抵抗以至东北沦陷，一时，举国上下，群情鼎沸，口诛笔伐，声讨如潮。
一夜之间，张学良被舆论绑架在民族罪人的耻辱柱上，而蒋介石也不能幸免，威望顿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困境之中。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停止内斗，一致对外，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审时度势，被迫释放了胡汉民。
可是，广东国民党“中执委”并不因为胡汉民获得自由而给蒋介石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恰恰相反，他们继续向南京政府施压，逼蒋介石交出手中大权，通电下野。
内忧外患，蒋介石终于尝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在各路反蒋势力的夹攻下，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通电全国，第二次宣布下野。
即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议：批准蒋介石辞职申请，以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蒋介石在通电下野的当天，召开了国务会议，并在中央和地方各要害部门安插亲信，控制中枢机构，暗中授意江浙财阀与刘峙等嫡系将领，抵制新政府的命令，为自己以后复出埋下伏笔。
与第一次下野相比，此时的蒋介石，势力与地位已今非昔比。
经过几年纵横捭阖，他指挥中央军，南征北战，降服了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军阀，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所以说，他的地位不会因为外来的因素而削弱，他的势力，也不会因为他的下野而削减。
蒋介石下野后，国内各路反蒋势力因为失去共同的敌人而迅速地瓦解。其中，汪精卫的党内支持者跑到上海，计划召开国民党全国“四大”，独吞“胜利果实”。
这种分裂的行为，自然让广东方面感到难以接受。于是，原先的宁粤之争，又演变成宁粤沪三方角逐。
最后协商的结果，以孙科为首的广东“中执委”返回南京，接纳原南京和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代表，共同选举产生统一的国民党“中执委”，从而结束了宁粤沪“三国鼎立”的局面。
以孙科为内阁的南京政府，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唯蒋介石之命是从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学良也不肯俯首听从新的国民政府指挥，将东北军全部撤入关内，东北三省悉数沦陷。
内忧外患，国民党阵营内的反蒋派系才意识到，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撼动。
事实上，蒋介石并不象一些史书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他能够击败党内政敌与平定诸路军阀，建立中央集权制，应该说，无论在政治或军事上，他都能长袖善舞，是一个领袖人物。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就命令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加强戒备，严防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
而孙科组阁的南京政府，软弱无力，难以应付“九一八”事变后复杂纷呈困难重重的局面，尤其是财政陷入危机，军费积欠，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孙科内阁更是无法应对迫在眉睫的外交困境。
1932年1月25日，孙科提出辞职。三天后，南京国民政府再度改组，以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
当夜，“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复出，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做出重要决议：“一，政府迁都洛阳；二，在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陈绍宽、陈铭枢、唐生智等11人为委员；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罗文幹为外交部部长，批准黄汉樑、陈友仁辞职。”
就这样，蒋介石再一次重返政坛中枢。
从蒋氏下野到复出，前后仅仅一个多月，经过蒋介石精心策划，以退为进，分化拉拢，国民党内各个政治派系再一次经历了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
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国民党对日政策改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就更需要一个能统帅全国的军事领袖。而在国民党集团内部，无论是粤方还是其他派系领袖，都无人能担此重任。
在国人一致要求抗日御侮的呼声中，粤方为了顾全大局及国民党自身统治的需要，也不得不放弃进一步打击蒋氏垄断党、政、军权的愿望。这为蒋介石的东山再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奇怪的是，呼吁蒋介石恢复军权的并不是忠于蒋介石的黄埔系，而是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将领。他们联名通电，拥戴蒋介石复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一致对外。其中宋哲元、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最为恳切。
上海战事的进一步发酵，蒋介石重掌军权的愿望很快就实现。3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
14日，朱培德辞去参谋总长之职，力荐蒋介石兼任，中政会决议通过。
至此，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复出，执掌了党政军大权，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