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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陈济棠的揣猜并没有错，打长汀前，由于井岗山生存环境恶劣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红军只能身着缴获的国民党官兵的军装和打土豪时没收过来的衣服，要么打补丁、要么改颜色，寒冬腊月，有的战士甚至还穿着单衣薄裤。
1929年1月中旬，湘赣边界大雪纷飞，井冈山上冰封雪盖。朱毛红军3600余人携带1500余支枪，从江西茨坪小行州出发，在大汾击溃遂川保安团后，转向赣南进军。
此一去，朱毛红军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个月，经过浴血奋战，最终在赣南瑞金站稳了脚跟。
然而，瑞金也象井岗山一样，属于封闭落后的农业区，红军难以获得足够生存的给养。
为了打开局面，同年5月，乘着军阀混战，朱毛红军从赣南进入闽西，先后占领了长汀、龙岩、上杭一带，尤其是夺得长汀县城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了十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约有3万元，并向商人筹借了军饷2万元。
有了这笔军饷，考虑到大部分战士的衣服相当单薄破旧，急需更换，红四军前委决定拿出一部分军饷，制作4000套军装。
红四军军需处负责人杨至成奉命后，招收缝纫工人和个体裁缝，在长汀县城南门街郑屋办起了一个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临时红军被服厂，赶制统一的军装。
在军服设计上，并不象陈维周这些术士所说的那么神乎其神，而是参照当时苏联红军军服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初步设计出了具有红军特色的军服，并由毛泽东等人亲自审定了新军装的样式：上衣为中山装式，两个上贴口袋，领口缀红布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军帽为八角形，缀红布五星帽徽。
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为缅怀列宁的丰功伟绩，红四军前委决定将这批军装的红领章上都缀上黑边，以表纪念，这是红军史上唯一红领章上缀有黑边的军装。
毛泽东曾指出：“红军军装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陈毅也对军装的颜色作出了很有艺术化的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还有辽阔的大地。”
事实上，没有这么浪漫与抽象，这种颜色是根据山林作战的需要，起着隐蔽保护的作用。
在服装厂工人们不分昼夜的努力下，4000套崭新的军装如期地送到部队。从军长到士兵每人领到一套带红领章的灰蓝色军装、一顶带红五角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及两双胶鞋。
这是红军第一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军装。
“一颗红星头上戴，二面红旗领子绣。”从此，部队军容焕然一新，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
因为有了统一的军服，士气大振，很快地，红四军发展到两万人，江西苏区也扩大到十几个县。
然而，随着队伍发展壮大，几万将士吃喝撒拉，还要购置武器装备等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庞大的开支，压得苏区领导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看来，单靠打土豪的老套路肯定是行不通了，必须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1930年5月，毛泽东从闽西回到寻乌调研，听取县委书记古柏等人的汇报后，开始把战略眼光投向赣南钨矿的开发与经营上。
钨可以制造灯丝，钨钢又是制造枪械的关键材料，是国际上紧俏的战略物资。
1907年德国传教士在江西大余县西华山首先勘探到钨矿，以后又在崇义、全南、安远县境内发现了大型钨矿，从此揭开了中国钨矿开采的历史。
赣南号称“钨都”，大小钨矿上百个，储量与产量稳居世界第一，每年钨砂出口量占世界钨砂总量60%，而赣南的钨砂又占全国钨砂总量的70%。
1922年美、英、德、日相继在赣南投资、办公司，开矿收钨砂。因而钨砂的收购，长期被洋人和军阀官僚垄断，源源不断地倾销到海外。
1930年红军曾来过这里，与当地民团作战。第二年8月民团放火烧山，1000多工棚被毁，矿工被迫出走。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这些钨矿区又被苏区政府所控制。
1932年春，中央苏区成立中华钨矿公司，对钨砂开始了统一组织生产、统一收购外销的“央企化”产销进程，担起了发展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重任。
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苏区政府通过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负责运输钨砂和矿山的生活物资。
然而，对中央苏区的几轮军事围剿被粉碎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要员意识到仅凭武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消灭朱毛红军，必须采取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相结合的办法，才能彻底地摧毁红色政权。
为此，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对于这个行营来说，执行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之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军事进攻。
根据其所颁布的《封锁匪区办法》，将封锁区划为四类，即是“全匪区”、“半匪区”、“邻匪区”和“安全区”。
各封锁区由驻军最高军事长官负责军事进剿与经济封锁事宜，在对苏区形成巨大军事压力的同时，严密封锁陆路、码头和河道水口，拭图达到蒋介石所说“断绝与共区的一切经济往来，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救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之目的。
此外，根据“封锁匪区办法”，国民党政府在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在所谓的“邻匪区”组织公卖会，对食盐、火油等物资实行公卖。他们以保甲制度为支柱，抽调大批国民党军士兵和民团团丁在各个封锁隘口设立物资检查站，严密封锁水运码头及各河沿岸，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中。
在所谓的“半匪区”、“邻匪区”实行计口授盐，即盐每人每天，只许购买三钱，五口之家，允购一两五钱，但购时必依凭证，失证请求补发，手续甚繁。离赤区稍远之地，或可通融，一次购备三口之用。
各封锁区禁止私人贩卖食盐，对超量购买食盐、举报不力者以“资匪通敌”治罪，一旦发现有苏区民众潜往国民党统治区偷运食盐，格杀勿论。
在国民党严密的封锁下，苏区原本可以用来交易物资的大量原木、粮食、豆类出不了苏区，白白囤积在粮仓货栈里发霉吃灰，而食盐、药品、布匹、钢铁等必备物资，也无法运进来。如此，苏区的困境可想而知。
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危机，1931年11月28日，苏维埃颁布了《暂行税则》，征收商业税、农业税与工业税等税收来补充苏区财政。虽然苏区已经竭力利用各种渠道采购必需的物资，但是由于产出的无法外销，导致从外面购买物资需要使用贮备的银元，导致大量的银元外流，一些地区甚至出现钱荒的现象。
身为苏区宠儿的钨砂是战时的重要战略物资和紧俏商品，由于敌人的层层封锁，价格低迷、销路不畅，甚至一出苏区，就遭到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的伏击，不但血本无归，而且白白牺牲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在这个内外交困的紧要关头，中央高层想到了陈济棠，因为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绝非是蒋介石可以轻易驯服的走卒。
在去年的“宁粤对峙”事件中，蒋介石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就功不可没。后来他索性与蒋“均权分治”，使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
当然，他们也知道，陈济棠这次向赣南大举进兵，不是给蒋介石当枪使，而是想浑水摸鱼，为抢赣南的钨矿而来。虽然他兵败退出赣南，可对钨砂必是耿耿于怀，只不过是碍于蒋介石的封锁令，不敢公开进入苏区收购钨砂，假如有人从中牵针引线，暗里交易不是不可能，毕竟钨砂带来高额利润的诱惑，是任何一个军阀都无法抵挡得住的。
问题是，七月份发生了一场水口恶战，红军重创了粤军，若想和陈济棠私下修好，并达成一种秘密的贸易协定，估计难度很大。或者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可目前苏区处于绝境之下，除了在粤赣边寻找突破口外，已经没有别的捷径可走。
所以，中央政府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政治保卫局。
李克农等人临危受命，精心谋划，决计打出一场漂亮的经济贸易战。
首先，遣返粤军俘虏，红军退出粤境，既向陈济棠释放一种和解的信号，又让蒋介石对陈济棠有所猜疑，加深他俩之间的矛盾；其次，派人潜入赣城，做通广裕兴等大商号掌柜的思想工作，秘密谈判，达成互派代表进行暗中以货易货的协议。最后，让俘虏回粤，散布苏区和19路军有暗中进行钨砂交易的消息，迫使陈济棠见钨眼红，主动向苏区收购钨砂。
除了这三板大斧，还兼以统战方略中的招数，则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影响到陈济棠的战略决策，使他意识到和红军合作是一种双赢的思维，绝不是以损害某一方利益为基础的欺诈行为，而是达到共同获利共同生存的效果。
黄金叶正是李克农嵌入陈济棠集团的楔子之一，任务是密切留意陈济棠对蒋介石和红军的动态，以及窃取南京政府和粤军在经济与军事上互动的绝密情报。因为今年3月，陈济棠被蒋介石任命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与军事计划有着不可忽视的威胁。
李克农知道，黄金叶仅是陈济棠的私人副官，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就是一个下人，位卑言轻，绝不可能接触到粤军高层的核心机密。而他跟随陈济棠多年，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在琐碎的平常生活里，只要采集到陈济棠每一道命令、每一句闲话，哪怕是每一句牢骚或每一句骂语，若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也许就能整理出一份重要的情报。
出于一个高级特工的天赋异禀，陈克农殚思竭虑，谋略演绎到极至，纵横捭阖，从而破解了苏区的危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