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涠洲岛抗日自卫大队枕戈待旦近一个月，出于意料之外的是，既不见桂南的日军往这一边撤，也不见斋藤带着部队回驻。
陈煜觉得蹊跷，前者纯粹是一个假想，桂南的日军出于战略上考虑，退往越南抑或退守雷州半岛，这并不奇怪。问题是后者，斋藤为驻岛司令官，在没有调令的前提下，为何一去不复返？
自从盟军有了绝对的制空权，琼崖和涠洲岛的日军往来，害怕遭到盟军飞机轰炸，不说军舰，就连机帆船都不敢坐了，往往地化装成渔民搭乘渔船，以瞒过盟军飞机。所以说，斋藤遇到空袭的几率很小。若是临时调派，琼崖日军警备府就会电告涠洲岛驻军，
陈煜是一名资深特工，熟悉报务，从缴获到日军电台那天起，因为害怕日寇复夺涠洲岛，他日夜不离电台，监听日军的动向。然而，日军电台一直在沉默之中，呼叫也不见回应。
出于职业性判断，很明显，有人为斋藤通风报信，日军获知涠洲岛光复之事后，才切断了电台联络。
一想到这一点，他就想到日文老师龟田。
此人年近四旬，戴着一副玳瑁镶边的眼镜，一表斯文，不管待见什么人，他总是躹躬行礼，一脸善意。若是岛民有事相求，只要不是涉及抗日的事儿，他都乐意出面斡旋，往往地，日军都会给他一个面子。
陈煜曾经留学于日本，视野宽阔，懂得文化侵略比武力扩张尤为可怕，后者杀人，前者诛心。龟田就是属于前者，担当文化特务的角色，打着“中日友善”的幌子，施予小恩小惠，愚弄奴化岛民，以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
举事成功后，陈煜就想捕杀这个龟田，因众人意见不统一，故他不得不暂且搁下此事。
现在一想起来，愈觉得龟田的嫌疑最大。当然，也不排除潜伏在合浦或北海的日特所为。不过，后者的可能性很小，自桂南大反攻以来，国军光复的地方多得很，这些间谍不至于无聊到发出军方已经洞悉的情报。
假如是龟田通风报信，涠洲岛四面环海，电台是他唯一的通信工具。若是如此，那么，龟田的宿舍里必是藏有电台，只要搜一搜，他就会原形毕露。
思路越捋越清晰，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儿，陈煜不再犹豫，带着几个台兵，以巡查学校的名义，出其不意地逮捕了准备出逃的龟田，检查他的行李袋，果然搜出一部军用电台，一把手枪和几颗手雷。
铁证如山，龟田抵赖不过，只好承认自己是琼崖日本海军陆战队情报处的一名特工，奉命来涠洲岛当教员，除了当文化特务，强制推行奴化教育，还有暗中监视驻军的职责。
本来，他已收到密电，于6月底随驻岛日军撤回琼崖三亚。可作梦都想不到，涠洲岛一夜之间就变了天，驻岛日军全部被歼。
他有如一只丧家之狗，沮丧至极又惶恐不安，急电请求警备府迅速派兵镇压岛民，夺回涠洲岛。此电一发出，斋藤得知有变，岂敢回岛？
过了三天，琼崖海军陆战队情报处给他复电说，出于战略考虑，军方暂且没有夺岛的必要，让他伺机脱逃。意思很明显，他和涠洲岛都成了日军的弃子，是生或死？全靠自己的造化了。
幸运的是，他平时和岛民相处得很好，一时没有性命之忧，至于日后是否有杀身之祸？他无法预测，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接到情报处指令，他拟好了脱身之计，耐心等待时机。
为了迷惑岛民，他伪装为反战同盟分子，去日文改教中文，还组织学生开展打旗子、喊口号、帖标语等抗日宣传活动。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岛民和自卫大队不见日军过来夺岛，加上国军在桂南大反攻中捷报频传，涠洲岛的防守也相对地松懈了起来。
而在此时，黄镇江接到上级一道密令，说白石水有一小股抗日游击队在顽军追击下，撤至北海冠头岭，缺吃少穿，弹药告罄，处境十分危险，命令他迅速前往冠头岭，接他们到涠洲岛休整。
黄镇江和郑海鸥密议后，佯称北海有一群抗日义士愿意过来协助自卫大队守岛，为了弥补岛上兵力严重不足，他亲自率领在北面驻守的第四中队，分乘机帆船、大渔船前往北海接应。
北海位于涠洲岛之北，隔海相望，第四中队一走，涠洲岛北面就不设防了。
经常暗中窥视着岛北动静的龟田，知道逃生的机会来了，急忙回到宿舍，收拾行李，准备出逃。
在此之前，他以钓鱼为借口，私下购买了岛民一条小渔船，藏于岛北的红树林里。这种小渔船经不住大风大浪，只能在浅海区作业，所以无人怀疑他的动机。
其实，他从役于日本海军陆战队，划船、游泳等样样皆能，自忖逃去北海绝对没有问题，因为北涠之间的距离仅有20多海里远，即使中途翻了船破了船，只要抱住一块木板，也能泅游到彼岸。
机关可谓算尽，可命运不济，到头来还是跳不出陈煜的掌心。
确认了龟田的真实身份，当天夜里，陈煜叫台兵将龟田五花大绑，装入一个麻袋里，绑上石头，然后将之沉入海底。
不是陈煜心毒手狠，而是他考虑到日特的危害性，与其留下祸根，倒不如除之，一劳永逸。
从龟田的口供中，陈煜得知日军没有复夺涠洲岛的意图了，知道自己的使命已完成，趁黄镇江等人还未回来，悄悄地离开了涠洲岛。
他知道黄镇江是共产党人，也猜出他们今天去北海接应的抗日义士无非是抗日游击队，之所以他既不点破，也不反对，是因为考虑到这样一来，确实是加强了守岛的力量，有利于抗日大计。
另外，他是军统特工，不想掺和其中，以免日后被军统抓了“辫子”，落得个“包庇或勾结共党”的罪名。
三十六步计走为上，除了避嫌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他有了新的任务不能停留。
原来，他被捕并被日军流放在涠洲岛后，和军统断了联系。这一次举事成功，他用缴获到的日军电台联络了军统，但没有任何反应。迫不得已，他启动了最后的一个联络方式，对准波长，用明码呼叫何荦谍报组。
明码容易被敌人截获破译，不是在特殊的前提下绝不能使用。明码呼叫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需要紧急联系；二是双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不然，对方以为是敌人所设的圈套而不敢回复。
陈煜用明码呼叫何荦，是潜伏前所设定的一种以防失联的应急预案，乍看确实是明码，但抄译出来的内容却是以雷州方言表达，不伦不类，晦涩难懂。这对日本人而言，比破译加密电文还难。
由此可见，陈煜和何荦的关系比较密切，至于是何种关系？还得从头说起。
1931年，陈煜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学院毕业回国，经虎山行推荐，被时任省会公安局长何荦安排在“特别侦缉队”第三课任职。
广东省会公安局设有秘书室、总务处、局长室、警务处、司法处、侦缉处、督察处、警察保安队、消防卫生队、交通处、户籍处、警尉教练所。下设27个分局和警察医院等，警员达到10600人。
特别侦缉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国安局，是广东省会公安局增设的一个特别警种。说白了，它就是陈济棠采取极端高压政策所设置的特务机构之一，职责是维护政治稳定、处理安全隐患、搜集情报等。
它设有三课，一课负责捕杀蒋介石的“蓝衣社”以及其他特务组织；二课负责清剿共产党人以及进步人士；三课负责涉外事务，防范外国间谍渗入以及处置外国侨民纠纷案件。
相比较之下，二课的权力最大，人犯一经抓获，根本不须上报或司法审判，可公开或秘密处死。因为共产党人处于弱势群体，陈济棠和何荦无所顾忌，视为“匪类”处置。
据统计，从1931年到1936年期间，国民党广东当局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多达5000人以上。
然而，共产党不计仇，解放海南岛前，叶剑英曾托黄麟书的同邑游说陈济棠起义或留在大陆定居，李洁之、彭智芳、卜汉池等粤将起义后也通过各种关系对旧主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这些善意的劝谏，都不能改变陈济棠效忠党国的态度。
有人说，陈济棠执意携爱妾冯锡如和家人逃去台湾，并不是出于对蒋介石的忠心，有可能是因为他顾虑到自己的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害怕人民政府秋后算帐，才做出这样无奈的抉择。
当然，这仅是一种揣猜，陈济棠逃到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及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资政，于1954年11月3日在勘察德明中学校址时，突然患脑血管栓塞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五年后，何荦也在台湾病逝，追随旧主而去。
陈济棠坐“南天王”之位八年，雄踞一方，叱咤风云，文臣武将数以千计，但真心为他效忠的人只有何荦。
1949年1月，陈济棠授意何荦出任湛江市市长，为他主政海南进而控制琼雷铺设跳板，何荦言听计从，成为湛江市第四任市长。
虽说陈济棠重当“南天王”之梦想在四野的战车碾压下而迅速地破灭，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何荦对旧主仍是揣有一颗滚烫的老臣之心。
何荦是民国版广东省会公安局任期最长的长官，在捕杀蒋介石的特务以及共产党人的同时，对外国间谍尤其是日本间谍的打击，也是毫不手软。在他的高压姿态下，日本间谍不敢轻易活动，处于一种蛰伏状态。
蛰伏不等于不存在，事实上，大批日本间谍有如毒蛇群落，早就隐藏在粤地各个阴暗的角落里，蠢蠢欲动。
1936年“两广事变”后，何荦随同陈济棠逃往香港避难，群龙无首，粤省治安一片混乱。
趁着这个“政坛地震”的机会，日本在汕头设立了“特遣指挥部”，作为在华南地区谍报指挥中心，整合各路间谍，设置广州、香港、汕头、广州湾、海口、北海、顺德等城市的特务机关。
日本对华间谍活动是从1872年5月开始，“征韩论”的倡导者、明治政府参议、陆军大将西乡隆盛，为了摸清朝鲜宗主国清廷的军事实力，便于施行以朝鲜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秘密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潜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从这以后，日本不断地向中国派遣大量间谍，覆盖面之广，渗透力之强，令人瞠目结舌。
他们精通汉语，或以外交官、商人、学生等合法身份做掩护，或蓄发留辫改装，冒充中国百姓甚至乞丐、僧人、郎中、娼妓等下九流角色，四处活动，足迹遍布中国战略要地乃至滇、藏等边远地区，千方百计地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情报。
随着情报网在中国无限量地扩容，日本间谍不再单打独斗或是自立门派，而是设置严密的组织机构，统一管理，协同作战。一般地，他们以合法的社会团体，秘密开展颠覆清政府的活动，奠立了日本近代情报体系的基础。
诸如晚清政府时期，在中国颇有影响力的“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玄洋社”，就是日本在华设置的三大间谍机构。其中“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资创办，具有官方背景。
玄洋社则不同，1881年在九州福冈成立，原是日本一个民间扩张主义右翼团体，经过十年发展，演变为近代鼓吹“效忠天皇和向外侵略扩张”的反动社团。
它一家独大，以恐怖手段和军国主义裹胁其他民间团体，干预地方选举，幕后影响甚至操纵日本对外的若干政策，特别是它的社员以暴力砍杀朝鲜闵妃事件，被国际社会视其为野蛮民族。中俄两国政府还就此事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严禁玄洋社的成员入境，一经捕获，格杀勿论。
然而，国际舆论与中俄抗议，并不影响到玄洋社成为日本政府的“御用情报社团”的地位。
玄洋社的宗旨是“破支那，胜俄国，并朝鲜”，在日本侵略朝鲜、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它不但为日本军方提供了大量准确而重要的情报，而且配合日军作战，因而被日本高层誉为“左右战争胜负的幽灵”。
倾国力，赌国运 尝到了战胜中俄的甜头，日本政府与军队的野心日益膨胀，十分重视情报工作，大力扶植间谍机构。
为了掩人耳目，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于1901年2月23日，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在东京将臭名昭著的玄洋社整合为“黑龙会”，目的在于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其会名即是从黑龙江而来。
内田良平自任首任“主干”，聘头山满为顾问，创建会刊《黑龙》，并在上海成立东亚同文书院。
这所书院披着中日文化交流与教书育人的外衣，与之前的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所以及后来的上海虹口日占区井上公馆、日本中野陆军学校，都是属于日本的间谍学校，它们如同一个个巢穴，孵化出了无数条噬咬着中国人的毒蛇。
从1901年至1945年，日本东亚同文学校在中国培养了五千多名间谍。颇具嘲讽趣味的是，有相当一部分间谍渗入中国政府、军队、铁路、银行、企业里任职，在日本侵华的情报战背后，编织了一张细密的无间道蜘网。
为了打赢一个甲午海战，日本情报部门铆足了22年的劲儿，为了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日本“黑龙会”足足提前准备了30年。倭人如此精心布局和高屋建瓴的侵略指导思想，中国这棵被“钻心虫”蛀空了心的枯树，焉能不颓然倒下？
“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亚同文书院沉浸在一种野狼撕咬羊儿般的血腥亢奋之中。
在一栋老式的石楼里，窗子透出暖黄的灯光。房间里，即将毕业的学生围坐在一起，案几上的地图被密密麻麻的线条划得凌乱不堪。
一个叫做小松的学生说：“从这些线路中，我们已经获取了中国的大量情报，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工业、商业。” 另一名学生佐藤补充道：“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和地理，甚至了解了它们的各种方言。这些都将为我们未来的计划提供坚实的基础。”
这一年，佐藤、小松等数百名学员从东亚同文学院毕业，奉命在中国潜伏，为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充当帮凶，推波助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