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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获悉，非常震惊，命令刘永生将谢育才夫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监护起来，继续审查，弄清每一个环节问题。南委联络处电台撤到预备地点，加强警戒。并向曲江的郭潜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让他取消与江西省委的接头，立即返回南委。
郭潜是在1942年5月初从大埔出发，一袭长衫，富商打扮，随行的还有一位区姓的女交通员，假扮夫妻，绕道广西桂林，再赴赣粤交界处的曲江。
由于谢育才夜里成功脱逃，没有了联系人，冯琦只好把赌注押在江西省委军事部长颜福华(已叛变)的身上，命令庄祖方和颜福华带着六个特务急赴曲江，抓捕南委“二叔”。
他们一行到了曲江，向第七战区调统处借调了一个名叫冯达的特务，此人也是中共叛徒。还借了2间房间当审讯室。
颜福华知道南委设在曲江韶关北路的联络处，在庄祖方的布署下，冯达带着两个特务埋伏在联络处附近，颜福华找上门接头，说谢育才已经到了曲江，等待和“二叔”见面。而交通员并不说什么，仅是让他留下联络地址。
在曲江最热闹的街市口的旅馆二楼，庄祖方等人租下了几个有沿街窗口的房间，从早到晚不停地往大街外张望。可几天过去了，一点音讯也没有。
颜福华沮丧地说：“撤了吧！郭潜和谢育才约定的见面时间是5月15日，现在过去快10天了，这个‘二叔’怕是不会来了。”
“我已经请示冯主任，他认为‘二叔’出来一次不容易，不会轻易放弃和谢育才见面的，再等等吧！”庄祖方不灰心，坚持等下去。
5月25日，交通员来旅馆找颜福华，他四处张望了一下，问：“你们还没走？”颜福华反问：“二叔来了吗？”
交通员不应答，甩手走了。颜福华见交通员如此冷漠，一怒之下，想冲上去，将他绑了，庄祖方一把抓住他，训斥他的鲁莽。
在这件事上，中统高层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抓不到大鱼了，先将南委联络处破坏，然后顺藤摸瓜。但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支持冯琦，认为宁可让几个小鱼小虾跑了，也要等下去，说不准能钓到大鱼。
这回中统赌赢了，进入了高光的时刻。第三天下午，交通员又来了，撂下一句话“跟我走”，就出门而去。
颜福华带着一个特务跟着他出了曲江城，来到湖边，上了一条小船，向湖心驶去……
凭心而论，郭潜心计很强，得知谢育才一行到了曲江，并不急于接头，而是暗中观察多天，见是老部下颜福华，大为奇怪，因为南委是通知谢育才过来曲江的。
按组织原则，他决定取消这次接头，仅是让交通员将颜福华带到湖心，问明情况后再向南委汇报。
郭潜的家住在曲江，为了接头方便，他在联络处附近的客栈里租了一间房作为联络用。一般地，他在家里居住。巧的是，庄祖方刚好住在街对面的客栈二楼。
也该是劫数难逃，交通员引走郭潜后，郭潜想回家，不料在客栈里遇见江西时的部下、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
久别重逢，格外亲热，两人在客栈里聊了一阵子，下午四时，郭潜才起身告辞，张绍祖为了讨好这个老领导，执意相送。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张绍祖的身上，他曾经因挟带革命书籍被庄祖方拘捕，释放后四处串联，以至让中统寻到突破口，一举推开大破坏之门。
这次张绍祖又为中统立了“大功”，送郭潜出门时，即被庄祖方一眼认了出来。正是因为这种注意力，他仔细一看，也认出了郭潜。
虽说他未叛变前，和郭潜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多年不见，且此时郭潜身着礼帽长衫，一副商贾的打扮，如果不是和张绍祖在一起，就算是打死他，也不敢相信这就是郭潜。
真是运气来了，屙屎都屙在狗头金上，庄祖方一阵狂喜，带着特务们下楼，猛冲过去，一拥而上，将郭潜与张绍祖拘捕。
与此同时，颜福华因见不到“二叔”，恼羞成怒，一上岸，和特务逮捕了那两个交通员。
在庄祖方和颜福华劝降下，郭潜经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不够一个小时就叛变投敌，并提出三个条件:其一，中统务须妥善地安置好他的家人，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其二，他可以提供情报线索，但不参加抓捕和审讯。其三，他在桂林提取了中共南方工委的活动经费，10万法币当中，他取走一万当安家费。
一听到郭潜就是自己苦苦等待着抓捕的二叔，身份是中共南委组织部长，庄祖方喜出望外，一口答应了郭潜的全部条件，并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李刚，偕同叛徒颜福华、孔昭新等人，押着郭潜回家。
一进家门，郭潜反悔，索要3万元补贴家用，李刚害怕有什么意外情况出现，不好向上面交代，就自作主张，答应了此事。
其实，郭潜不应该落入中统之手，因为被捕前他已经接到南委让他火速撤离曲江的密电，可他的思想麻痹，不及时用专属的密码本翻译电文，现在回家一翻译，才知道已经铸成大错。
后悔已迟，待安排妥当，郭潜吃了秤砣铁了心，走上了一条背叛革命的歧途。
他当上了中统的急先锋，首先破坏了中共南委在曲江的总交通机关，逮捕了总交通司徒丙鹤夫妇与交通员曾平、陈二叔等人，切断了曲江与南委机关大埔的联系，这一点十分重要。
转而驰往五里亭，破坏了中共粤北省委机关。
次日凌晨，郭潜引领特务到曲江市郊，包围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的家，抓走李大林夫妇、弟妹、译电员、保姆共7人。
从李大林家出来路经五里亭车站附近时，正好遇到刚从东江老隆回来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饶卫华，一并抓了。
这么一来，几乎整个粤北省委就被郭潜当作一份见面礼，拱手送给了中统。
为了讨得新主子欢心，他又出卖了廖承志。
在中共党史中，有一个戴着手铐走完长征、坐过七次牢、在监狱里度过七分之一磨难人生的传奇人物，他就是廖承志，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儿子。
他现在是中共南方局的委员、八路军驻港办公室主任、中共香港工委的书记。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廖承志从香港撤到广东，由于夫人生孩子，便在乐昌小住。
红军长征时，廖承志与郭潜曾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一起工作，私人感情比较好。南方局顾及这点，委托郭潜对廖承志给予照顾。未曾想，郭潜一经叛变，立功心切，就丧失了人性，将廖承志送入虎口。
这是廖承志第七次入监狱，也是最后一次。
1942年5月31日，庄祖方、李刚等一行，带着郭潜等乘车赶赴广东大埔。
闽粤赣三省边区绥靖司令香翰屏应他们的请求，特派政治部主任林雁峰带上六名武装特务协助他们办案。
第六天清晨，庄祖方一行乘小汽轮来到了大埔高陂镇，企图破坏南委机关。
由于方方从谢育才的报告中得知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对眼下情形感到焦虑，当机立断，采取一系列紧急的措施:一，郭潜立即撤离曲江，二，南委机关干部立即转移到百候隐蔽待命；三，彻底清理文件；四，加强电台保卫，准备疏散转移；五，安排张文彬经兴梅到东江曾生部，涂振农经饶平去潮汕。
他则留下来，指挥整个机关疏散转移，情况如有变化即迁向福建。
这一应变方案应该说是正确而果断，但因时间紧迫，行动仓促，而且一些党员干部在转移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原定路线撤退，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中共南委的宣传部长涂振农和交通员阿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原定经饶平走山路转移到潮汕，他却临时改道拟经高坡镇乘船顺韩江而下去潮汕。
不料到这一去，正好和郭潜等人相遇，自投罗网。这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在马家洲集中营经受不住敌人的酷刑和利诱，于1943年1月叛变。
随后他出卖了在南方工委、妇委担任领导工作的贺怡(贺子珍的妹妹)。
得知南委正在撤退中，庄祖方一行急不可待，直扑高陂镇上的真真照相馆，将总交通杜国宗等人抓获，绑了起来。
高坡镇一批学生因到真真照相馆取照片也被特务扣留，该校校长黄道生前去交涉，被郭潜认出他是区委书记，因此也被捕
真真照相馆是中共南委机关的总交通所在地，郭潜知道，南委领导撤往外地，都是由总交通安排人员护送。所以，他坐在照相馆楼上守株待兔。
果然不多久，一个携竹篮的老妇人走进了照相馆，可能她嗅觉到危险气味，口称走错了门，转身就走。
但为时已晚，特务们抓住她，从竹篮子的夹缝里搜出一张纸条。郭潜一看，认出是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的笔迹。
她经不住严刑拷打，承认自己是南委交通员杨保华的母亲，并供出了纸条主人的下落。
于是，郭潜带着特务们，马上扑向德和旅馆，逮捕了张文彬和护送张文彬的百候小学教员、中共党员邱鸿耀。
接着，中统特务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刚和郭潜带队，前往大埔角村抓捕南委书记方方，一路由庄祖方和林雁峰带队，前往大埔南委所设的几个机关进行搜捕。
当晚，武装特务在郭潜引领下，逼迫涂振农的交通员王亚华带路，又扑向距离高坡镇50里的南委机关主要据点大埔角。
就在郭潜一行即将到达的前几分钟，方方得到消息，跳墙逃到山上躲了起来。
特务们分头包围了南委机关联络点天成商号和方方在新村的驻地。
当地群众闻讯，鸣锣吹号，点起火把，包抄过来，特务们见势不妙，仓皇退去。
对南委机关另一驻地墩背，郭潜知道那里有南委武装人员护卫，不敢涉险，只好押着天成商号店员曾友深，返回高坡镇。
而庄祖方一路，被居民发觉，一起涌上街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几乎脱不了身，幸得林雁峰等当地特务上前解围，才得以狼狈地逃回大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