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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还是老的辣，族长洪应元那昏花浑浊的老眼原来是一双火眼金睛，一下子识破了这个日本人的阴谋诡计。
洪矢崎义郎认宗并不假，但其居心险恶，意图是想借着这个机会，鼓吹“中日友善、东亚共荣”的军国主义思想，以掩盖其穷兵黩武侵略扩张的本质。
不可否认，洪矢崎义郎这一脉极有可能是洪秀全的后人，但他们久居于海外，早已被日本人同化，数典忘祖，沦为倭寇的帮凶。
当上日本华南派遣军情报部机关长后，洪矢崎义郎利用他是日籍华人的身份，同文同种，搜罗了李道轩(特务处长)、李天来(情报科长)、邱天岳(行动科长)等一大批汉奸特务，一面破坏沦陷区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组织，一面向国统区渗透，气焰比宪兵司令部的特高课还嚣张。
情报战，其实就是一场高级的游戏，你在我前面使绊子，我在你背后打闷棍。
就在洪矢崎义郎为自己的特工向国统区成功渗透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国共两党的特工们也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他的特务机关。
诸如情报科组长孙照文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是韶关人，于1938年底从日本留学归来，通过他同学的姐姐、华南特高课研究室主任柳川良子的关系，打入华南派遣军情报部特务处，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把利刃，插进敌人的心脏里。
正是他把宋安在香港叛变的消息及时发出，经党组织转呈，桂林中共特工罗运来将此事告知安健，这才引起调查组的警觉，怀疑到苏姬的档案是假的。
只可惜，苏姬是情报部香港特务处的高级特工，孙照文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不管怎样说，在破苏姬一案之中，中共特工帮了调查组大忙，除了孙照文的情报，还有假邵雄田中弘一，罗运来暗里盯梢他已久，最后协助安健撕下了他的“画皮”。
田中弘一和陈素珍是洪矢崎义郎手里的两枚重要棋子，他俩象其他高级特工一样，保密等级绝密，除了情报部高层，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盟军03号油库被炸后，洪矢崎义郎想不到盟军情报部门反应如此快速，翦除了“九尾狐”一尾，田中弘一服毒自尽，陈素珍等人相继落网，吓得他赶紧按下“九尾狐行动”计划的暂停键。
他惴惴不安，因为他和陈素珍的关系不一般，床笫之欢间，他曾对她透露了“九尾狐行动”计划的核心内容。
倘若她叛变了，那么，中方军队就会加强防范，森严壁垒之下，想实施“九尾狐行动”计划谈何容易？弄不好，会把所有特工都搭进去。
由此，他不由埋怨前任参谋长贾林忠道，为了炸一个无关痛痒的油库而乱了大谋。
当陈素珍被中方军事法庭处死的消息传来，洪矢崎义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假如情况属实，那么就能证实她没有叛变，也意味着“九尾狐行动”计划没有泄露。
虽然国民党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但他仍是不放心，拿着放大镜反复对比陈素珍上囚车前和下囚车后的相片，仔细地验看了她的头发、身段、腿长、三围等，端详了半宿，却是看不出什么破绽。
他对陈素珍的死未免感到几分惋惜，毕竟有着一番缱绻的情分，黯然神伤之余，也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经新任参谋长安达与助少将批准，他重新启动了“九尾狐行动”计划。
在谋略上，何荦明显比洪矢崎义郎高出一筹，为了诱“狐”出洞，他知道洪矢崎义郎生性多疑，“调包”之前，他在陈素珍的“替身”上，下足了功夫，以至老奸巨猾的洪矢崎义郎也验明不了她的正身。
他相信这一“瞒天过海”之计一定会瞒过洪矢崎义郎，“九尾狐”出洞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
根据陈素珍回忆的碎片，他大致拼凑出了敌人的行动计划。一部分是汉奸特务，会说粤语和广西方言，从雷州半岛而入广西，北上桂林，他们扮成难民、脚夫、乞丐、妓女等，三教九流，任务是刺探情报，制造混乱，转移桂林军警宪特的视线。
一部分日特化装为国军，携带武器，由湖南进入桂北，从阳朔步行至桂林雁山大埠，然后潜入临桂县，这一条线路人迹稀少，他们昼伏夜行，即使被别人发现，以为是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也不会怀疑的。
很明显，从湖南过来的日特最具有进攻力与破坏力，他们即是让人谈之色变的日军特工队。
只要消灭了他们，就能确保秧塘机场的安全。至于躲在桂林城里的那些日特，暗里搞些小动作，掀不起什么风浪。
临桂县是一个半山区，大大小小的山头有五百多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20多个，一眼望过去，叠嶂层峦，云雾缭绕，谷深涧幽，林海茫茫。
象这样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想搜寻一支训练有素的日军特工队谈何容易？所幸的是，他们的任务已被曝光，等待着他们的将是黑洞洞的枪口。
距离桂林13公里之遥的七里坪，位于店头与秧塘坪交界处，周边山峰林立，有鸡公山、大皇山、平顶山等，中间地势平坦，遍布荆棘、灌木丛、杂草、乱石、坟墓和水坑等。
李宗仁是临桂县人，经过这片荒地时，认为此地群峰环列，东西两侧山峦起伏，形成天然屏障，南北方向则开阔延伸，是一处易守难攻的机场之地。
1929年4月，广西当局征用了七里坪，建起了一个简易秧塘机场，仅有一条北向跑道，当时只能起降小型飞机。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经过扩建，整个机场长2公里，宽1.5公里，有飞机跑道、停机坪、飞机窝、防卫碉堡、弹药库、油料库、指挥台、指挥所以及飞行员营房、医院等设施。
飞虎队进驻秧塘机场，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是盟军在湘桂地区建立的从湖南衡阳经零陵、桂林、柳州至南宁的航空基地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打击华南和华东敌占区日寇的空中前沿阵地。
为了保证秧塘机场的安全，桂系派出一个航空特务旅驻守在七里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戒备森严。
如此，按理说，不说日军一支小小的特工队，就算是一个大队，也难以啃下这块硬骨头。
只有吴石和何荦知道，百密必有一疏，苍蝇不叮无缝蛋，既然洪矢崎义郎出台了“九尾狐行动”的计划，必有充分的理由才敢挺而走险。
任何一丝疏忽，将会招来一场灾难。为了防患于未然，何荤先让吕知机带着宪兵团秘密开入临桂，埋伏于机场周围的山林里，张网以待。
考虑到机场里可能有内奸，他又命令安健率领专案组一部分成员和军统桂林站的特工们进入机场，配合航空特务旅侦缉处，仔细排查各级军官、地勤人员、维修机场的民工等，尤其是弹药库、油库等重要部门，严密布控。
至于潜伏在桂林城里的日特，由驻军和警察局，广设眼线，暗中监视，以静制动，以免打草惊蛇，俟等消灭日军特工队后，再来个全城大搜捕。
布置妥当后，何荦将专案组指挥部和宪兵团团部迁到临桂大皇山，架设电台，让陈素珍和电讯组人员，日夜监听日特电台。
他等待着的就是洪矢崎义郎的一声令下而让“九尾狐”现身，可是，陈素珍“死”了十多天，日特的电台还在沉默。
不说宪兵团的官兵，就连老成持重的何荦也沉不住气了:“难道是矢崎义郎识破我等之计，知难而退了？”
“我想不会，只要飞虎队在秧塘机场驻扎，他们就不会放弃这个疯狂的计划，问题是这些日军特工队如何破袭？不说莫瑞德、查尔斯等人怀疑，甚至嗤之以鼻，有时连我也是不敢相信。”
吴石虽然安慰着何荦，但自己的心里也没有底儿。
“百几十号人的特工队，按常规的破袭方式，不啻于飞蛾扑火。除非他们使用毒气弹，桂南会战时，我军在昆仑关等要隘就吃了毒气弹的大亏，伤亡惨重。”
何荦还未说完，电光火石一瞬间，忽有触发，兴奋地道:“哦，对了，据陈素珍回忆，矢崎义郎曾说过‘赤蜂配合，必告功成’这句话，赤蜂应是赤弹，日军第二类毒气弹，如果这一诠释不谬，那么，他们首先使用毒气弹，迅速击溃驻军，偷袭飞虎队指挥部，然后呼来飞机，一举摧毁秧塘机场。”
“若是如此，机场危矣，一枚95式90mm赤弹爆炸时，产生高约5m、宽约10m的烟幕。即使浓度较低，距离下风处100米以上的人也会吸入毒气，刺激鼻腔和咽喉，15分钟后这种毒气就能直接破坏人的呼吸系统，使人喷嚏不止，强烈呕吐，虚弱无力，以致失去战斗力。严重者口鼻大量出血，窒息而亡。
自抗战以来，日寇丧心病狂，不顾国际公约，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战场使用毒气弹达两千多次。”
吴石一听，觉得何荦分析得有道理。
他是福州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处长，后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
1929年赴日本留学，先后读于日本炮兵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
当时的他踌躇满志，积极反共，为蒋介石剿杀共产党和红军出谋献策，立下大功。
到了抗战期间，他对国民党的腐败现象与消极抗日的政策深感愤懑与失望，在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的感化下，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反共分子逆袭成为中共“密使一号”。
1949年6月他去了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一年后，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而被秘密逮捕。同年6月10日，与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在台北遇害。
这次他和何荦用“调包”之计救下陈素珍，布置得天衣无缝，靠得就是吴仲禧从中配合，因为吴仲禧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负责审理苏姬间谍案。
“他妈的小鬼子真不是东西，净使阴招，如果他们真的是使用毒气弹，那我们就惨了。”
吕知机闻之色变，鼻尖上沁出薄薄的一层冷汗。桂南会战时，他奉命率部在武鸣阻击日军，遭到日军施放毒气，所幸狂风大作，让毒气转了方向飘散，部队才不至于过大的伤亡。
“你的部队有防毒面具吗？”何荦问。
“没有，中央军和防空部队才配备1930年德式防毒面具，地方部队和杂牌军几乎没有，即使有一些，也是国产仿造的，防绿弹还可以，但对赤弹、黄弹、茶弹没有一点用处。”吕知机神情颇是沮丧。
“这不碍事，既然咱们窃知敌人意图，就意味着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届时打他们一个冷不防，不给他们有发毒气弹的机会。现在临桂时至秋天，吹的是西北风，鬼子若是想放毒，必是占领西北侧的某个山头，所以，你部应重点警戒西北方向。”
吴石不愧是军中智囊，既在安慰着吕知机，又是一种硬性指令。
“是，我这就传命下去，严加防范，管教这帮狗杂种有来无回。”
吕知机应罢，挺直身子，向吴石和何荦行了一个军礼，告辞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