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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抗战史上，有两支队伍打得最艰苦最悲壮，一支龙盘于东北三省的抗日联军，一支是虎踞于琼崖的红军游击队。
抗日联军浴血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以血肉之躯，承受着几十万日军精锐部队和飞机大炮坦克血腥碾压。
十一个军近四万人，七个军长战死，两个叛变。到1940年，抗日联军仅剩下七百多名将士，因无法坚持下去，被迫撤入苏联境内休整。
相比较之下，琼崖红军游击队比东北抗日联军似乎苦了一些，没有外援，没有退路，他们孤悬于敌后，被日军、伪军、顽军围困在孤岛上吊打了六年之久。
幸运的是，他们不但不被敌人消灭，还不断地发展壮大，从1939年云龙改编的三百人到抗战胜利，队伍发展近八千人。
折断日寇刺刀后，他们征尘未洗，战鼓频催，独打国民党第46军，单挑薛岳十万大军。
最后，他们接应配合野战军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从1945年至1950年，这支部队翻了三番，增至25000人，成为中共军史上有名的琼崖纵队。
令人心酸的是，迎来胜利曙光这一天，他们还是背挎斗笠、头戴八角帽、身着灰军服、脚穿草鞋，连战旗都是红军军旗样式，乍看之下，俨然是一支从山区里走出来的红军部队。
一支红军武装在孤岛上孤军作战，扛了23年而红旗不倒，不能不说这是中共军史上的一个奇迹。
其实，中国共产党在苦难中铸就辉煌，最不缺少的就是奇迹。但每一个奇迹的背后，都是一种痛苦而残忍的蜕变，让后人读起来感到惊心动魄。
1921年7月1日，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朱漆的画舫上走出了十三个中共一大的代表，历史车轮碾过匆匆的岁月，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脱党与叛变的有七人、牺牲的有四人，坚持到最后，走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
中共高层尚且存在这么高的淘汰率，可想而知，中国革命是何等的艰难与残酷。
据统计，28年间，革命先烈有名有姓的370多万、无名无姓的近2000万人。纵观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哪个政党能象中国共产党这样，经历如此多的艰难险阻、付出如此多的惨烈牺牲。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信仰之花，只能盛开在崇高的土壤上。琼崖革命，只不过是中国革命这块土壤上一束永不凋谢的花朵。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长眠于孤岛上的有杨善集、王文明、冯平、李源、黄学增、官天民六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还有李硕勋、徐成章、许侠夫、王文宇、冯国卿、陈永芹、王天俊、郭天亭、符节、黄魂、王白伦、李振亚、王业熹、符明经、刘秋菊等两万多名革命先烈。
说到朱毛红军，人们就想到了井岗山，因为井岗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圣火。说到琼崖红军，人们就想到了母瑞山，因为母瑞山根据地的建立，两次保留了琼崖革命的火种。
母瑞山位于定安县南端，地处定安、琼东、乐会三县交界处，是五指山脉向东北延伸的一座山，与内洞山、六连岭相连，东瞰琼东嘉积重镇，北视定安县城，南临乐会中原镇和万宁县城，西连五指山。
山区方圆100多里，北起中田岭、风总岭、大排岭；南抵南牛岭、南俸岭、南官岭、马鞍岭、加芭山；东至南冬岭、长坡岭、三十六总岭、西坡岭、吊藤岭、光岭；西迄分界岭、公高岭、鹿温岭、南典山、黄竹 岭。
美丽的万泉河在山脚下川流不息，浇灌着田东洋、南雷洋、走满洞、南闾洋等数万亩良田。
中共琼崖特委慧目独具，选择母瑞山为革命根据地，不仅仅是因为这里人口密集，经济比较发达，更重要的是这里山陡林密，群峰起伏，地势险要，峡谷水流湍急，进可攻，退可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正是因为有着这块“风水宝地”，琼崖革命就象母瑞山原始雨林一样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以旺盛的斗志傲视苍穹。
1927年9月23日凌晨5时，中共琼崖特委响应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号召，领导讨逆革命军强渡万泉河，在椰子寨打响了琼崖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揭开了全琼总起义的序幕。
琼崖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不安。
1928年3月中旬，国民党广东当局派遣第11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率领所属第28、29、30团以及谭启秀独立团1个营共4000余人，分批抵达琼崖，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
这支部队曾是北伐军一支劲旅，也是南昌起义部队的叛军，战斗力非常强悍。两年后，兵出湖南，北定中原，因战功显赫被蒋介石编为第十九路军。
在淞沪抗战中，这支部队杀得日寇尸横遍野，四易其帅。只可惜，因它历史上有着当过叛军和围剿红军的污点，以至在“福建事变”中，蔡廷锴等人得不到红军的信任与帮助，最后被蒋介石消灭。
蔡廷锴率部抵琼后，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分兵三路，杀气腾腾地扑向琼崖根据地。
重兵压境，中共琼崖特委针锋相对，将工农红军整编为琼崖独立师，东、西、中路各组成一个团，农民赤卫队统一于红军各团的指挥之下，以“机动作战，军民配合”的策略御敌于根据地之外。
3月下旬，敌第30团一个营及机枪连600余人，夺占陵水后，直抵东路乐四区，向中共琼崖特委所在地发起佯攻，吸引红军的注意力。
4月初，敌二十八团1000多人突然杀向文昌革命根据地。
驻守文昌的红军和赤卫队猝不及防，抵敌不住，一部分撤往定安后转入乐会，一部分退至琼山与中路主力会合。
红军转移后，敌军在文教、潭牛、宝芳等乡村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受难者达2000余人。
接着，敌二十八团主力和师教导营、特务连、独立团一部共1500多人扑向中共琼山县委所在地——琼山县第十七区树德乡一带。
县委书记冯白驹避敌锋芒，将县委机关、红军及大批群众转移到南渡江西岸的琼山县第十三区，后向乐四区转移，他则带领县委武装留在琼山县坚持隐蔽斗争。
4月下旬，蔡廷锴另一部和地方民团共1000余人，进剿澄迈、临高革命根据地。
红军总司令冯平率领西路军利用险峻的地形，顽强阻击敌军，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在转移中被敌军合围，伤亡惨重。
突围后，冯平率残部撤到赤行岭，避实就虚，转战临高，攻打临城，牵制敌人，以缓解根据地的压力。
在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中共琼崖特委遵循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和四月来函精神，作出扩大暴动的决定，要求红军不惜一切代价，固守东路，保卫乐会、万宁苏区，以图向外发展，消灭蔡廷锴部，打开武装割据琼崖的局面。
由于扩大暴动，发起秋季攻势和反攻陵水，使琼崖红军和赤卫队暴露于敌人的视野下，招来更加疯狂的镇压。
6月上旬，敌保安队、民团、土匪近千人向中共陵水县委驻地港坡进犯。
中共陵水县委领导人许邦鸿、陈贵清、谢是位等率领300多名农军在彭谷园和反扑过来的敌军浴血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余下的被敌人押入县城，当众剖腹，就义场面，惨不忍睹。
冯平和另一领导人率领红军余部在西昌坡尾一带坚持战斗。由于叛徒出卖，他们受伤被捕，被敌人绑在竹椅上抬着游街示众，牺牲于澄迈县金江镇。
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审时度势，和梁秉枢、何毅、罗文淹、王业熹等率领警卫连130多人，部分赤卫队以及琼崖苏维埃政府直属机关，附属单位等共600多人，从乐会县第四区撤退，经石墩岭渡过万泉河，沿着羊肠小道经石虎岭、马鞍岭进入母瑞山，保留了革命火种。
1929年春末，蔡廷锴部缩编，调离琼岛，敌人力量大为减弱，这给了琼崖革命火种一个燎原的绝好机会。
经过近一年的浴血坚持，母瑞山的红军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团，开垦了三个农场，还办起一所军政学校，一所红军医院和一所军械厂。
1930年1月17日，王文明病逝，冯白驹接过重担，成为中共琼崖特委第七任书记。
同年2月，冯白驹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指出：“你们琼崖抓住红军，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很好。今后，只要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得到胜利。”
这一番话，如同一股钢铁洪流，铸就了琼崖红军不朽的传奇，也铸就了一面屹立于孤岛23年而不倒的红旗。
党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冯白驹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起来。回琼后，他狠抓红军队伍建设，将琼崖红军独立团扩编为琼崖红军第2独立师，师长梁秉枢(不久受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被撤去所兼各职，调离琼崖，由王文宇接任)，政治委员杨学哲，副师长王文宇，参谋长周朝新，政治部主任田清霖。下辖第1团，第2团，第3团和师直属独立营。
全师共2000余人，还有地方武装发展到近 6000人，7个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开辟农村根据地。
1932年7月，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年底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
此时，被蒋介石任命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的陈济棠，为了巩固自己“南天王”地位，派遣第三军独立一旅和空军第二中队一个分队入琼进剿琼崖红军。
该旅是陈济棠的嫡系部队，辖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德械装备，武器优良。
旅长陈汉光是陈济棠的堂兄，黄埔军校毕业，曾在第四军任营长、宪兵大队长之职，很有军事才能。
8月1日，陈汉光以第三团一部牵制羊山的红军和赤卫队，以第一团主力和第二、第三团各一部，分兵两路，奔袭琼崖特委机关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琼东县第四区。
第二天，敌第一团一营和三营为一路，经烟塘及双雁村潜至琼东县第四区平坦村外围；第一团二营和机炮连为一路，经大路圩向平坦村西南方向包抄；第三团二营为一路由黄竹向平坦村西北直驱而入；另以第二团三营为一路在水流湖附近设伏，切断红军撤退或增援之路。
粤独立旅的火力强大到让大地都颤抖，飞机狂轰滥炸，炮火纵深延伸，轻机枪重机枪吐着长长的火焰，子弹铺天盖地而来。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军主力无所畏惧，节节抵抗，掩护特委、苏维埃政府机关、师部和军政学校学员、女子军特务连向母瑞山转移。
当日下午，琼东县第四区一带的根据地全部沦陷于敌手。
8月8日，敌人集中四个营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攻占了母瑞山根据地，烧毁红军机械厂、医院、粮食加工厂、农场等四百多间房子，抢走大批粮食、物资。
8月15日，陈汉光侦悉红军撤至乌榄湾、合水湾一带，立即调兵遣将，尾随追剿。
红军一部在冯白驹、符明经、王文宇、冯国卿等人的带领下，于乌榄湾西南与敌激战，欲向三十六总岭突围。
双方处于短兵相接状态，红军伤亡很大，无法杀出重围，只好退回母瑞山隐藏。
王文宇、冯国卿带领红军师部和红一团撤至牛探岭一带，在转移过程中又遭到敌人围攻而受到损失，也被迫返回母瑞山。
陈汉光以为“瓮中抓鳖”的机会到了，立即调集部队、警卫队和民团把母瑞山层层包围起来，并在四周修建碉堡炮楼，每天出动飞机侦察、轰炸。
他以军事围剿为主，经济封锁为辅，推行保甲制度，移民并村，强迫百姓迁到堡垒式的中心村，把母瑞山周围地区变为“无人区”，还实行所谓“招抚”政策，妄图从政治上瓦解红军。
由于敌军分片搜山、轮番进攻，红军粮食和弹药严重缺乏，伤员越来越多，处境非常艰难。
为了摆脱困境，特委决定由师长王文宇、政委冯国卿率部突围，向乐会转移，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打破敌人对母瑞山的围困，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警卫连则继续留在母瑞山打游击战。
10月，连日大雨、万泉河水暴涨，乘着敌人防守松懈的机会，王文宇、冯国卿率领红军师部和红一团从双滩下游渡河，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撤至乐会中平仔、文魁岭一带，和红军第三团余部会合在一起。
然而，还未待他们喘过气来，又陷入敌人的包围中，左冲右突，弹尽粮绝，牺牲的，失散的，所剩无几。
绝境之下，红军余部化整为零，疏散到各地隐蔽，坚持斗争。
师长王文宇、师政委冯国卿、师参谋长郭天亭、红三团团长王德春等在敌人的追捕下，无一幸免，英勇牺牲。
至此，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宣告失败，琼崖革命跌至空前绝后的最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