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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的破坏力，不啻于点燃了一个超级的火药桶，到底有多恐怖？爆炸余波，使南方诸省的党组织都遭到不同程度上的破坏。
在重庆市红岩革命纪念馆里收藏着一幅油画——《用生命向党报警》。
画面上，苏蔓半跪于地上，低着头，紧握着妻子罗文坤的双手，内心的痛苦跃然纸上，这不是恐惧与懦弱，而是一种毅然与决绝。
坐着的罗文坤娴静恬淡，双手紧握着腿上的白绫，慷慨赴死的神态栩栩如生。
站在她身后的张海萍，已经将白绫搭在房梁上，扭头望向窗外，似是遥向远方的亲人告别……
这幅油画的震撼力，不是出于抽象思维的艺术创作，而是在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缅怀先烈的后人。
理想之光不灭，信仰之光不灭，苏蔓、罗文坤、张海萍象无数立志于革命的志士一样，放弃优渥富足、顺遂无忧的生活，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之路。
1940年8月8日，26岁的苏蔓和24岁的罗文坤夫妇受上级委派，回桂林秘密筹备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
与此同时，张海萍也受党组织派遣来到桂林，任中共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
这一年，苏蔓被任命为广西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罗文坤任广西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兴风作浪，推波助澜，将反共逆流推向高潮。白色恐怖之下，在国统区活动的中共地下组织，已经处于一种极其危险的形势之中。
作为国民党重庆政府西南大门的广西，尤其是军事重镇桂林，阴风阵阵，妖雾重重。
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广西省工委及其下辖的党组织，奉命转入静止状态，做好长期埋伏的思想准备。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于9月到逸仙中学任教，以教师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一边教书，一边秘密地从事党的工作。
1942年7月7日，中统特务头子庄祖方破坏中共南委机关后，和叛徒郭潜率领着一行人从江西急匆匆地赶到广西桂林。
第二天，经郭潜指认，中共广西桂林市委委员梁耀宝被捕，当日叛变投敌。
7月9日上午11时，庄祖方等人在梁耀宝的引路下，持有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军管区上将司令黄旭初的手令，到逸仙中学逮捕了苏蔓、罗文坤、张海萍，把他们押上汽车，送往社会服务处二楼的临时拘留所。
随后，特务们又逮捕了中共桂林市委委员张丽贞、黎赫，这就是桂林历史上的“七九事件”。
因为苏蔓、罗文坤、张海萍等人身份特殊，庄祖方铁了心要从这三个年轻人的嘴里获取重要的线索，意欲将广西地下党连根拔起。
黄旭初认为兹事体大，和党部统调室主任梁学基亲自审讯。
他们先是摆出温和的面孔，大谈国共合作以来，广西政府接纳八路军在桂林设立办事处、允许《新华日报》在广西发行等一系列“开明”措施，妄图瓦解苏蔓的阶级立场和革命斗志。
这种“攻心为上”的心理攻势，是国民党行之有效的“杀手锏”。且不说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人，就连郭潜这些经过长征的老党员，也抵抗不住，中招落马，
但是，这回敌人的法宝失灵了。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信仰与信念，据理力争，针针见血，撕破了敌人政治欺骗的面具。
软的不行，恼羞成怒的特务们就来硬的，用各种酷刑折磨苏蔓，皮鞭抽打、坐老虎凳、烙铁焚身等等。然而，他们几乎用完了刑具，都无法撬开苏蔓的嘴巴。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特务将罗文坤拉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丈夫面前，妄图以苏蔓的惨状摧毁罗文坤的意志。
看到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丈夫，罗文坤肝肠寸断，悲愤交加，当场昏死过去。
面对着敌人的冷酷无情，她不但不屈服，而且变得更加坚强起来。
与此同时，郭潜审讯张海萍，劝降不成，反而被她痛骂一顿，羞惭而归。
为此，庄祖方在审讯报告中无可奈何地写道：“通宵达旦，未尝休息，而犯人们仍颉颃不认，亦不悔悟。”
僵持了两天，庄祖方改变策略，再度玩弄“捉放张绍祖”的老花招，采取假释的方式，放了苏蔓夫妇和张海萍，企图“放长线钓大鱼”，诱捕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
在逸仙中学宿舍区周围，特务们早已布下了严密的监视网。
敌人正在导演一场大戏，苏蔓识破敌人的阴谋，焦急万分，让妻妹罗筱坤尝试外出报信，但因为无法摆脱特务跟踪，未能如愿。
时间定格在7月12日，特务过来传话，说黄旭初邀请三人赴宴，以表歉意，三个年轻人断然拒绝。特务见他们软硬不吃，掏出3张“自新悔过书”扔在桌子上，扬长而去。
种种暗示表明，他们完全有“机会”活下来，尤其是苏曼，父亲曾任县长，舅父在李济深帐下当过参谋，人脉关系涵盖了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只要他“自新悔过”，官职就不会在庄祖方等人之下。
可是，他们的革命意志从来没有动摇过，更不会卑颜屈膝地向敌人妥协。
和工委书记钱兴等同志的接头时间越来越近了，由于特务监视，无法脱身，为了避免党组织遭到敌人更大的破坏，苏蔓、罗文坤、张海萍经过一番商议，在别无选择的情形下，决定以生命向党报警，拯救中共广西省工委及其下属党组织。
晚上，苏蔓书写下“不自由，毋宁死”这一句名言，压在“自新悔过书”上，以示对国民党的蔑视。
张海萍则给她在韶关的哥哥写下绝笔信，信中引用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她为革命事业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临死前，三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如同往常一样，细心地批改了学生的期末试卷，在毕业生的纪念册上题字留念，整理好屋中的书籍和衣物，然后，三人在逸仙中学宿舍内自缢而亡。
此时，苏蔓28岁、罗文坤26岁、张海萍25岁。
庄祖方作梦都想不到，这三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居然如此刚烈，使他的诱捕之计落了空。
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共暴行，蒙蔽中共地下党组织，他在国民党军统主办的《扫荡报》发布消息，谎称逸仙中学教师集体自杀案件是因“三角恋爱”而酿成，纯属“桃色事件”，藉此引导社会舆论、欺骗广大民众。
这则新闻在无形中给共产党地下组织通了风报了信。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命令手下收回那些发出去的报纸。
正是这一则欲盖弥彰的报道，中共广西省工委迅速地解读出个中玄机，知道这是苏蔓、罗文坤、张海萍向组织发出的泣血警讯。
工委书记钱兴立即采取措施，将广大党员干部及时转移到市区的外围，或到农村中去，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郭潜叛变前，曾来过桂林，提取了南委活动经费十万法币，当时工委书记钱兴外出开会和布置工作，正在赶回桂林的途中，未能及时和郭潜见面，仅是让梁耀宝接待并汇报情况，所以，郭潜了解到的范围并不大，起不了什么破坏作用。
尽管如此，由于梁耀宝的叛变，供出了他所掌握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名单，还是让广西省工委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从7月9日至9月1日，将近60天的时间里，不包括苏蔓、罗文坤、张海萍在内，广西省工委、桂林市委等30多名党员干部被敌人逮捕。
工委书记钱兴在指挥党员干部转移的过程中，被特务们包围了寓所，差点被捕，幸得房东掩护，才得以脱离了危险。
桂西南区委书记彭维之被捕后表现得很坚强，在狱中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他领导和掌握的党组织并没有遭到敌人的破坏。
钱兴认为他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能经受得住考验，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因而他的思想麻痹，在玉林和南宁地区仅是撤退了一些容易暴露的党员干部。
未曾想，彭维之在郭潜等人的威胁和利诱下，于1943年1月上旬突然叛变，供出他所掌握的300多名党员干部名单。
中统据此名单，在玉林、南宁等地进行了大逮捕。自13日起在玉林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30多人，群众20多人；14日午夜至15日，在南宁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70余人，群众30多人。
以上三次大抓捕，被捕的中共党员130多人，群众60多人，波及广西省工委、桂林市委、南宁市委、武鸣县委和北流、横县、玉林、龙州等党组织。
至此，南委机关、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和下属的多个特委、几十个县委以及其他组织都遭到了敌人严重破坏，先后被捕与杀害的中共党员达到5000多人。
南委事件，固然是国民党顽固派精心策划，推行倒行逆施政策的结果，但这一惨重的代价，与组织内部少数重要干部如郭潜、涂振农、颜福华、彭维之等人的叛变投敌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事实证明，敌人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混入党内那些意志薄弱、信念不强的投机分子，他们伪装性极强，却经受不起来自复杂斗争的挑战与严峻的考验，
有自动退出的，有叛变革命的，甚至还有当汉奸的。
然而，这些党内渣滓阻挡不住革命浪潮滚滚而来，在波澜壮阔风雷激荡的中共党史上，苏蔓、罗文坤、张海萍等无数革命者百折不挠，用坚定的信仰、殷红的鲜血与宝贵的生命，竖起了历史的丰碑，铸就了共产党人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