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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底，刘少文奉命回延安，翌年7月，出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交通局港澳办事处处长，负责交通联络、机要、电台和经费工作，除保持同上海、韶关、桂林、海南岛等地联系外，还与海外一些地区建立了独立的交通联系。
途经桂林时，李克农安排黄金叶随刘少文去香港，此时的黄金叶正在桂林办事处负责物资转运工作。
1936年，是戴笠走向高光的一年，他领导的“蓝衣社”特务系统收买了粤军海陆空三军的高级将领，迫使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下流亡于海外，兵不血刃地平息了“两广事变”。
10月，戴笠设计捕杀了被蒋介石悬赏百万的王亚樵，解除了蒋介石心头之忧。年底，“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他单刀赴西安救驾，险些死于东北军的枪口之下，幸得张学良念旧，才得以绝处逢生。
蒋介石知道此事后，为他的忠心所感动。自此，戴笠飞黄腾达，成为后来军统的掌门人。
搞垮陈济棠后，戴笠为了讨得主子欢心，又翻起了时隔五年的“南昌刺蒋”案，派出捕杀王亚樵的那个特工队，缉捕黄金叶。因香港是租界，他们有所顾忌，行动一时受挫。
陈济棠获悉此事，知道凭着自己现在的力量，保护不了这个亲信，遂通过邓世昌族弟邓瑞人的关系，让黄金叶改姓埋名，躲入邓瑞人所属的香港盐业公司当一名职员。
与戴笠追捕黄金叶的同时，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薛尚实奉李克农之命，通过陈济棠亲家江茂森的关系，在盐业公司找到了化名为“云豹”的黄金叶。
“云豹”，有“无影杀手”之称，这是红军长征前李克农送给黄金叶的代号。
与组织接上头后，黄金叶以回老家隐居为理由，辞别陈济棠夫妇，在地下党秘密护送下，乘商船到广州湾，沿西南交通线北上，然后从西安抵达延安。
黄金叶记性好，从粤军剿匪简报和陈济棠等将领的闲聊中，将粤军围剿苏区及龚楚叛变后给红军游击队带来严重破坏等情况，汇总为一份厚厚的材料。
李克农等人看后，久久沉默，内心颤抖不已。
都说长征难，其实留守在苏区的红军指战员们更难呵，他们在敌人地毯式的围剿下，九死一生，幸存的同志们浴血坚持，长期被困在深山密林里，整天提心吊胆，过着风餐露宿、衣不蔽体的野人生活。这份苦，可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
有了这份重要的情报，中共情报部门经过梳理，判断，锁定了项英、陈毅、叶飞等人的活动范围。
第二年国共合作后，中共中央迅速地派出代表赶往吉安、闽东等地设立通讯处，一面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向当地政府交涉，迫使驻军停止围剿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一面派出信使，联络山里的红军，开往集结地区整编。
这一果断措施，打破了蒋介石欲于最后的时间里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企图，从而保存了党在南方八省的武装力量。
因考虑到陈济棠有复出的可能及其在粤军中的影响力，李克农不想暴露黄金叶的身份，仍以“云豹”的化名，安排他入西北政治保卫局特别培训班当教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是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风云激荡、影响深远的一个时期。
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上，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残酷，中共高层始终泰然自若，沉着应付，以机敏的决策、深邃的智慧、豁达的风度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不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朽功绩。
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这是一份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意味着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开始。
从1936年初开始，国共两党就第二次合作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年底，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快了第二次合作的谈判进展。
淞沪会战，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起了重大促进作用。在南京国防会议期间，两党达成了最后的合作协议。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
抗日战争前，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为广东地方军阀部队，陈济棠曾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下辖余汉谋的第五十九师长余汉谋，香翰屏的第六十二师长香翰屏，李扬敬的第六十三师长李扬敬，此番号后被蒋介石撤消。
八路军3个师的番号为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的番号原是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削弱东北军，将东北军17个步兵师整编为10个。红军改编八路军时，国民政府就把这三个撤销了的番号授予八路军。
从这些番号中可以看出来，蒋介石并不是真心和中共合作，而是迫于舆论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将这些废弃的番号授与红军，是出于一种诅咒的心理，梦想有一天，红军也象陈济棠的第八路军或东北军一样土崩瓦解，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而中共军队不信邪，接过番号，走向抗日战场，深入敌后，撑起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半边天。
同年10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协议，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15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坚持游击战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新四军”称谓的来历与叶挺在北伐战争中曾经率领过的第四军有颇多关联。
1927年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后，叶挺被迫流亡海外10年，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但他始终不愿和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在周恩来授意下，面见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建议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战场。
陈诚听了表示同意，向蒋介石禀报此事并保荐。
迫于上海危急、南京朝不保夕的严峻形势，蒋介石考虑到叶挺曾经是自己手下，且他和中共脱离了关系，时值用人之际，为了拉拢这个北伐名将，蒋介石再一次被动地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整合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
经毛泽东批准，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在此期间，叶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筹款筹枪，招募旧部，整合红军游击队，很快地使新四军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共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根据国共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八路军的名义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主要城市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原西安红军联络处改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随后在15个地区设立了17个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处。
这些办事机构主要负责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调集物资支援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掩护与联系中共地方组织，输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等任务。
南京沦陷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迁至武汉，和武汉办事处合并。
1938年10月25口武汉失守，在撤退途中，周恩来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八路军设立办事处的要求，经白崇禧同意，同年11月，李克农率领南京和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迁至桂林桂北路138号。
这里原是“万祥醩坊”，歇业后转租，成为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于一身的中共对外公开的办事机构。
抗日物资转运站和机要电台则设在桂林市北郊的路莫村。
办事处设秘书、交际、机要、总务、财务、交通运输等科和物资转运部。
对外是八路军在西南一带的公开军事代表机构，负责与新四军军部、琼崖民众自卫团独立总队、惠(阳)宝(安)人民游击总队、韶关八路军办事处、上饶八路军办事处、平江八路军通讯处、贵阳八路军通讯站等的交通联络，筹运抗日军需物资和输送过往人员的任务。
对内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共广西省工委工作，负责与中共南方工委、中共广东省委、中共江西省委、中共湖南省委以及香港等地中共组织的联系。
广西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桂林办事处筹集和转运抗战军需物资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可困难也不少，尤其是语言方面，办事处人员不懂广西白话，工作起来感到很棘手。
此时，华北、华南等沿海地区已经被日军占领，从越南海防入口经镇南关进入广西，是中国大陆通往海外一条最便捷的国际通道。
为了解决语言障碍问题，李克农知道黄金叶出生于中越交界的一个小山村，会说越南话、广西话，便命令他从特别培训班里挑选出一些广东或广西籍的学员赶来桂林办事处，协助开展工作。
黄金叶在延安当了两年教官，其间还入了抗大第二期学习，在周恩来、陈奇涵、李克农等人的关怀下，他已经成为中共一名合格的情报人员。
接到命令后，他从各个培训班里挑选出一批学员，经过初试、复试，最后敲定了十多个人选，组成一支特遣队。
刚好这个时候，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从莫斯科转到延安，在叶剑英参谋长陪同下，由黄金叶等人护送，取道衡阳，再抵桂林。
一群穿着灰布军装、打绑腿、戴八路袖章的学员进驻办事处，一张张朴实而刚毅的脸孔，一个个朝气蓬勃充满着活力的年轻人，给乱象纷呈的桂林城带来一种全新的气息。
胡志明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救亡室荣誉职主任，化名胡光，住在灵川县定江乡路莫村的龙王庙里。
物资转运站与机要电台是办事处工作的重中之重，黄金叶特遣队一到，即被李克农安排入驻路莫村，负责物资进出和监守电台等工作。
1939年，日军为了打通中国大陆通往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切断中国大陆通往海外最便捷的一条国际通道，准备对广西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
李克农获知这个情报后，为赶在日寇切断我国唯一出海“交通生命线”之前，将香港办事处从海外筹集的一批抗战物资抢运回来，他让黄金叶的特遣队护送胡志明回国，疏通了越南各个交通关卡。
办事处人员和司机日夜兼程赶往越南，分程设站、往返接运、昼伏夜出，在克服日机轰炸、特务破坏等种种困难后，将100多车次的汽油、汽车、毛毯、被服、电信器材和药品等大量军需物资，送给正在前线和日军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