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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底，南方局根据粤南省委各级党组织的安全系数评估及形势发展的需要，指示广东党组织在粤南省委的基础上，组成中共广东临时省委。
翌年1月，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正式成立，尹林平为书记，梁广和连贯等人为委员。会议决定，在国统区各地恢复党组织的各种活动。
至抗战胜利前夕，广东的共产党员发展到27000多人，创建了20多个团的武装，成为敌后解放区人民惟一依靠的力量，成为华南人民解放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全面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南方的党组织仍以大局为重，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建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粤中抗日解放军等党领导的敌后抗日的武装力量，抗击着华南60%以上的日军，牵制了大量日军，成为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
广东南路，指广东西南部地区，东起阳江，西迄防城与越南接壤处，东西相距约四百公里，沿海分布，南北宽度约百数十公里，包括高州六属(茂名、信宜、电白、化县、吴川、廉江)，雷州三属(遂溪、海康、徐闻)，钦廉四属(灵山、合浦、钦县、防城)
和两阳(阳江、阳春)，还有梅菉市、法属广州湾。
南路第一个共产党员是黄学增，广东省遂溪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习班，先后任广东省南路特派员、中共农民运动特派员、广东农协执委、广东省农协南路办事处主任、广东省委候补常委、琼崖特委书记等职。
在大革命时期，他和彭湃、阮啸仙、周其鉴，被称为广东省四大农民运动领袖。同时，他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广东西江和海南岛红军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
1925年9月，黄学增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返乡成立了雷州半岛第一个党组织——雷州特别支部，韩盈任支部书记，成员黄广渊、苏天春、薛文藻。
这是一个由共产党员创建、以共青团名义出现的党团混合支部，管辖雷州地区（主要是遂溪、海康两县和广州湾）的党、团员，直属共青团广东区委领导。
在黄学增的领导下，1927年5月19日，黄广渊等人在遂溪镇乐民海山村组织农军举行暴动，打响了南路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的第一枪，比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还要早几个月。
同年7月，中共南路特委成立，彭中英任书记。下辖遂凉、海康、化县、连江、信宜、茂名县委。11月，中共广东省委撤销南路特委。
第二年4月，南路特委恢复，杨石魂任书记。同年夏，南路各县市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新的南路特委领导，黄平民任书记，特委机关驻广州湾。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时任广州湾赤坎公局长的陈学谈按广州湾法殖当局的旨意，破坏中共南路特委机关，逮捕了中共南路特委书记黄平民、特委委员朱也赤等人，并引渡给国民党高州当局杀害。
至1929年底，南路的中共党组织和农军被国民党破坏殆尽，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幸存的共产党人也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
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唤醒蛰伏的共产党人，重建南路党组织，于1939年3月建立中共高雷工委。
1939年11月，日军在钦州、防城地区登陆，当地中共组织通过统战工作，在合浦、灵山、防城等地组建了“灵山青年抗日游击队”、“灵山人民抗日自卫大队”等抗日武装，在南路开展抗日游击战。
1940年2月，中共高雷工委改名为中共南路特委，书记为周楠，领导范围扩大到包括合浦、灵山、钦县、防城整个南路地区，下设特派员，分区管理所辖地方组织。
1941年9月起，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南委事件”的影响，南路特委被迫化整为零，转入地下，以隐蔽形式坚持斗争。
1942年夏至1943年春，南路特委与主管领导的粤南省委失去联系。
当时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正在南路指导工作，他认识南方局董必武等同志，提议亲自到重庆反映情况，与中共南方局接头。
南路特委经过多次研究，决定由交通员陈方护送，两人分别以同益庄和万昌行的老板身份为掩护，1943年5月从廉江石岭起程，避过沿途特务的盘问，几经艰险，从玉林到达到贵阳，随后坐上了陈方家族的运输货车。
沿途盘山公路九曲十八弯，路窄陡峭，险象横生，经过数天艰辛的颠簸，终于到达目的地。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王均予向董必武、张明同志汇报了他和南路特委联系不上粤南省委的情况。
十多天后，南方局通知王均予去延安学习，不再回南路工作。
南方局交通处长张明让陈方回南路，带特委书记周楠来重庆具体汇报南路的工作情况。
1944年3月，陈方又护送周楠到重庆，在重庆新华书店接上联络暗号，安排周楠在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住宿。
南方局董必武、王若飞、林伯渠等领导听取周楠的汇报后，对南路有关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武装斗争、群众工作、统一战线等作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南路特委应立即砸掉国民党的招牌，摆脱国民党的指挥，迅速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队伍，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
随后，张明单独和周楠谈话，说“美合事变”后，琼崖特委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估计是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电台出现了问题，让周楠回南路后，设法派人携带一至两部电台去海南岛，寻找琼崖特委。
“琼崖特委长期在孤岛作战，作出了很大的牺牲，第一次和党中央失联是在1932年，，由于蒋介石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各苏区联系处于被截断的状态，中央的指示根本到不了海南岛。五年后才知道，他们在敌人的围剿下，差点全军覆灭。这一次又失去联系，中央首长十分重视，指示南方局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务必联系上琼崖特委，这就是我请你来南方局的原因之一。”
张明脸色凝重，给周楠交代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张明，原名刘少文，公开职务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组织部主任秘书，真实身份是中共高级特工、南方局情报部部长。
“联系琼崖特委估计难度不大，派人过去海南岛寻找即可，问题是电台的购买及押运，日军占领香港和广州湾后，武器、通讯器材、药品等物资很难搞到，即使能搞到，沿途有日伪军和国军层层封锁，想携带一部大功率的电台到琼崖特委，似乎不可能。”周楠面露难色。
“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克服，电台的事，待联系到琼崖特委再说，你说寻到琼崖特委问题不大，有合适的人选吗？说说你的想法，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张明急不可待地追问着。
“雷州和琼崖仅是隔着一个海峡，海岸线长，两地虽说都是沦陷区，但渔民熟悉水路航道，私里来往甚密。所以说，派人过去琼崖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雷州活跃着一支农民队伍，后来虽然改编为国民党保安四团独立营，可实际上，它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力量，由他们出面寻找琼崖特委，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这个时候，周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雷鸣，就把自己的想法和独立营组建前后的经过说了出来。
“这是一支苦大仇深的队伍，我们要好好地呵护，时下他们虽然趁着日军在雷州半岛立足未稳而打了一些胜仗，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因为他们缺少高度的政治思想觉悟和过硬的军事实力，日后恐怕难以应付日益严峻的形势与复杂的斗争。”
张明听后，浓眉一皱，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正是我所担忧的，雷天麒在雷州时，因为他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考虑问题深远，各方面协调能力强，故雷州的党组织发展迅速，步子稳健。他调走后，由钦廉过来的沈向阳同志暂时接替他的工作。沈向阳同志曾经领导灵山抗日游击大队打过一年的游击战，按理说也有一定的斗争经验，但能否驾驭得了独立营这支敢于和鬼子拼命的部队？很难预料，而特委又没有这方面的最佳人选。”
周楠深有感触，如实地说出自己的顾虑。
“考虑到这支部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样好不好？我任命雷鸣同志为雷琼交通特派员，免去他县委书记的职务，今后他和独立营的主要职责就是寻找琼崖特委，开辟雷琼地下交通线，担负着传递党的文件、护送党的干部、运送军用物资和活动经费等重大任务。倘若不是非常的必要，不能和当地的党组织发生横向关系。”
张明思考了一会儿，一个开辟雷琼交通线的计划已经初步拟成。
在此之前，他把寻找琼崖特委的任务交给了东江纵队，但至今还没有任何消息。
路遥途远，随着日军占领雷州半岛，陆地和海路有日军、汪伪政府和国民党顽固派封锁，东江纵队能否完成任务？还是一个未知数。
出于一个高级特工睿智的思路与应变能力，他的眼光移向南路特委……
现在听说雷州有着这么一支白皮红心的队伍，不由心里一动，萌生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