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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邓小平接见陈济棠的儿子、美籍华人、电子学家陈树柏博士时说：“令尊治粤八年，颇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这番话，可以说是对陈济棠的评价定下了基调。事实上，民国年间，主粤的官员很多，但无人能赶得上陈济棠。
1929年至1936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而粤省在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教育、民生与市政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说明陈济棠治粤能力与政绩不是吹捧出来的，而是实至名归。
不说别的，就说剿匪，他诉诸武力，推行并强化保甲制度，不遗余力地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让百姓在战乱中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单凭这一点，粤省百姓怀念他就不奇怪了。
不过，他平定雷州乃至粤省境内匪患的同时，手上也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斜阳岛农军是中共南路特委领导下的一支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怀着对党的忠诚与坚定的信仰，在孤岛上浴血坚持了五年。
碧血斜阳，虽然他们都牺牲了，看不到胜利曙光从海面上喷薄而出，但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斜阳岛的滩崖，也染红了南路的木棉花。
敌人的屠刀吓不倒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共南路特委虽然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党组织系统陷入了瘫痪的状态，但活着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战斗，他们转入地下，保持单线联系，利用“渔民协会”、“兄弟会”、“同善会”、“群益会”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积蓄力量，等待着党的召唤，等待着革命时机的到来。
1932年至1935年，广州湾遭受五次大台风和大海潮袭击，农田失收，渔船破损，百姓吃树皮海苔充饥，用破渔网蔽体、蒲草御寒。
1936年3月，广州湾法租界当局不顾百姓生死，强行推行“义务公役”法：凡是法租界内16至40岁的居民，每人每月义务服役4天，伙食和工具自备。若是拒服役，每天缴交代役金“西币”四角。西币是越南币，四角“西币”等于一元零八分毫银。
这种变相的“人头税”，激起了法租界百姓强烈反对，民意代表多次和法租界当局交涉，没有任何结果。
4月26日，农历三月初三，坡头区一万多名百姓扛起锄头、棍棒、刀叉在石角渡集合，在陈文华、李癸泉、陈庆桃、李瑞春、李荣泰等人的领导下，到坡头公局示威请愿。他们高喊口号，包围坡头公局大楼，痛打公局帮凶卢文廷。
法租界当局从西营急调几十名蓝带兵到坡头，武力镇压，打死陈土轩、杨真贵、陈福章、陈康保、陈兴贵五人。
愤怒的百姓冲进公局大楼，缴了局兵的枪支，奋起还击，并围困了法军营地，还占领了法军的碉堡。
南京国民政府得知此事，向法国政府抗议、交涉、照会，在中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法国政府害怕1898年雷州三县抗法斗争历史重演，不得不取消“义务公役”法，撤掉坡头行政委员殷多东的职务，解散法租界公局的“民团”，并对死者抚恤等。
这就是广州湾著名的“三月三”事件，也是继1898年抗法斗争后，坡头区百姓又一次发出了中国人不可欺侮的怒吼。
在这次抗法斗争中，李癸泉、陈庆桃、李瑞春、李荣泰等共产党人起着了重要的组织协调领导作用。他们都是在南路农民运动领袖黄学增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对敌斗争的经验非常丰富。
1928年12月，中共南路特委主要负责人黄平民和朱也赤等人惨遭敌人杀害后，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李癸泉等人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中共南路特委委员陈信材在李癸泉等人的掩护下，转危为安。为了寻找设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他不惜卖身去南洋当劳工。
到了中转站香港，他从人贩子的魔掌下逃了出来，浪迹于码头闹市、穿梭于大街小巷，历尽艰辛，未能如愿以偿。
不过，他遇到了和他一样来香港寻找党组织的彭中英，劫后重逢，悲喜交集。两人经过商议，不再盲目地寻找下去，而是回到硇洲岛，创办渔民协会，暗中开展革命活动。
可不久，他俩遭到国民党当局缉捕，遂逃往徐闻，后进入黔桂，一边经商维持生计，一边继续寻找党组织。
陈信材去香港寻找党组织那一年，李癸泉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受尽酷刑折磨，经陈庆桃等人多方奔走营救，才得以出狱。
抗战全面爆发后，素有“隐秘角落”之称的广州湾在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浪潮冲击下，也发出了一种气势磅礴的声音。
广州湾称为法租界，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租界，而是一块租借地，由于法律地位的含糊性、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法租界当局为了维持其的殖民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怀柔的政策，甚至对中国政府有着一定的依赖与妥协。
日本全面侵华，看似和法国人没有什么利益之争，然而，整个20世纪上半叶，法国视日本为远东利益最大的威胁者，一直抱有警戒心理。
1937年，日军第一次要求法国政府关闭印度支那的援华通道，法国政府害怕刺激到日军，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表面上虽然答应了日军这一无理的要求，但暗里却是积极地帮助中国政府，旨在利用中国军队来遏制日军侵略扩张的野心。
法国政府在外交策略上的调整，直接影响到法租界当局官员和亲法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在他们暗中支持下，国际援华物资以走私形式，从广州湾源源不断地运向内地。
另外，法租界当局对在广州湾的抗日救亡活动不加限制，默许国民党和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出入租界，从事抗日宣传、募捐等工作。
这样一来，整个广州湾都沸腾了起来，推销公债、征集捐款、抵制日货、宣传抗战，不分党派，全民参与，成为南路抗日救亡活动最为活跃的舞台之一。
李癸泉等人明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共产党人参与，但由于法租界当局限制国共两党以组织形式在租界里出现，所以，他们还是无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出于一种迫切心情，李癸泉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派遣年轻党员蒋建新去延安，向党中央反映淡水沟党支部十年来坚持斗争的情况，争取早日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说到蒋建新，还得上溯到1911年那一段历史说起——
那天，云五色和三个亲兵在鸿发当铺被护院冯建成等人打跑之后，掌柜吴至尊得知事情起因，不由萌生恐惧感，因为海棠怀着的确实是云五色的种，既然云五色认出了海棠，且吃了眼前亏，必是上门纠缠个不休。
若是云五色等人倒也罢了，吴至尊是黑道出身的人物，自然不会把这些宵小之徒放在眼里，但云五色等人是陈福祥的部下，绿林军是什么样的货色，雷州百姓不用掂量都能说得出来。
“宁愿见阎王，不见陈福祥，惹了绿林军，家破又人亡。”从这一民谣中就知道，陈福祥和他的绿林军是一群凶神恶煞。
吴至尊越是往下想，心里越是感到发怵，为了安全起见，他叫冯建成护送海棠回乡下避避风头，以绝云五色的邪念。自己留下来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当铺事儿，若是情况不妙，则关铺走人，自忖惹不起，躲还是躲得起的。再说，革命党人主政雷州，有民军坐镇雷城，陈福祥就算是凶残成性，杀人不眨眼，也不敢公然诉诸武力进行报复。
然而，吴至尊低估了陈福祥的智商与手段，这个绿林军的首领，明里不敢，玩阴的却是他的强项，甭说一个小当铺，就是一座县城，他也敢在谋夺之中。
还有这个云五色，他曾是“颜之门”中人，一肚子坏水，他率部包围当铺后，不是强行破门而入，而是在当铺门口燃烧鞭炮，城里人在睡梦中惊醒，以为是哪家新居之禧，自然不作理会。
当铺护院听到鞭炮声，不知有诈，开门出来探看究竟，结果，被人用刀抹断了脖子，躲在大门口两侧的绿林军蜂拥而入，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掩盖下，他们肆不惧惮地开枪射杀，护院们还不明白是什么回事，就被有备而来的绿林军一一击毙。
云五色杀入里宅，寻海棠不着，恼怒之下，大开杀戒，将吴家所有的人都处死。可怜的吴至尊，为了偷种传宗接代，惹来了一场灭门之祸。
冯建成送海棠回乡下，顺路回家探亲，因歇了一宿而躲过了这一劫，第二天，他赶回当铺，看到这种惨状，料定是绿林军行凶报复，遂向民团告发。
海棠得知噩耗后，大受打击，在陈发初审问之下，她不再隐瞒，说出那天被云五色纠缠的前因后果。
陈发初听后，觉得案由不会这么简单，凭云五色等几个匪徒，想灭了鸿发当铺，胃口似乎小了一点，也没有这种胆量，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在陈福祥的指使下。
陈福祥下此狠手，无非是想嫁祸民军，以便达到驱逐民军的目的。
既然对手如此用心险恶，欲置革命党人于死地，陈发初等人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硬汉，自然不会心慈手软，遂摆开阵势，一举击溃了绿林军。
阵福祥败走琼崖，按理说，革命党人可以在雷州站稳脚跟了，没想到剧情逆转，四个月后，革命党人和民军遭到保守派绞杀，雷州又回到辛亥革命前的状态。
这一悲剧的酿成，是因为革命党人过于低估了保守派力量，虽然陈发初等人知道陈炳炎等人对革命存在着潜在的威胁，也知道商人在政治冷暖气团的交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由于军政府摇摆不定，态度暧昧，以至他们畏首畏尾，不敢镇压前清的残余势力，让陈炳炎等人抢占先机，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在陈炳炎和陈发初两大势力集团的殊死较量中，以蒋玉衡为首的雷州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捞取政治资本，最终投入保守派阵营，沦为陈炳炎等人绞杀革命党人的帮凶。
陈发初等人死后，蒋玉衡出资收殓他们的尸体，请僧人道士做了三天道场法事，还抚养了义弟周世骁遗孀儿子，落得个“大善人”的好名声。
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义举的背后，包藏着一种龌龊的交易，由于蒋玉衡资助陈炳炎夺权有功，作为回报，陈炳炎通过关系行贿省府某要员，为他的大儿子在财政厅谋到一官半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