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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后，蒋介石集团势力迅速地得到膨胀，在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欲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设置总统，置五院院长于总统之下，但遭到胡汉民坚决反对。
争夺国民会议代表席位的结果，胡汉民的票数超过蒋介石。因此，胡汉民和蒋介石的矛盾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第二年2月28日，两人围绕制定约法的问题上，胡汉民和蒋介石再一次发生了激烈争吵，蒋介石一怒之下，用武力扣留了胡汉民。
次日，胡汉民被迫辞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院长等要职，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温泉。
消息一传开来，引燃了国民党反蒋势力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5月25日，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等联署通电，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下野。
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
胡汉民和古应芬等粤籍国民党元老，对陈济棠有扶植之恩，是陈济棠走上“南天王”宝座背后的强大推手。
就在陈济棠为恩师“落难”之事感到愤慨的时候，蒋介石为了实现他的独裁统治，要求陈济棠裁减军队，削减军费，并暗里支持省主席陈铭枢和陈济棠明争暗斗。这一来，不啻于火上浇油
5月，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唐生智等人，宣布支持“国民政府”，讨伐蒋介石。
以古应芬为代表的反蒋势力，知道陈济棠等人斗不过蒋介石，可又不甘心，遂筹集了20万元巨款，派李少川游说王亚樵，意欲以暗杀手段，将蒋介石置于死地。
蒋介石走上军界政坛，惯以用卑劣的暗杀手段除去了自己的政敌，可天理循环，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政敌和杀手竞相追杀的头号猎物，仅1925年，他就遭到三次暗杀。
第一次是在1925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来到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队部，处理完一些例行公务，钻进了那辆悬挂着醒目的青天白日小旗的专用黑色轿车。
不料，轿车发动机出现故障，跑不了路，因赶时间，他只好换乘警卫车返回城内南堤2号黄埔军校办事处。
他走后没几分钟，专车的故障就排除了，载着警卫排长黄友文和六名卫士向东坡楼方向开去。
当汽车行驶到东坡楼转弯处时，司机减慢了车速。突然间，"哒哒哒......"一串机枪子弹射了过来，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被打得粉碎，司机和坐在前排的1名卫士当即中弹身亡。
失去了控制的汽车，左扭右拐，摇摇晃晃地向前冲了十几米，一头撞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引起爆炸，六名卫士一枪未放，全部死亡。
第二次是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蒋介石在城内办完公事后回东山住所，汽车行驶至东城门约100米处时，一个穿长衫的刺客冲汽车举枪欲射击，幸得警卫连长宓熙手疾眼快，一扣扳机，将长衫刺客击倒。
另一个穿短装的刺客想冲过去拦截蒋介石的专车，被卫兵王世和等人扑倒于地，束手就擒。
通过审讯，才知道他们是香港人，受蒋介石的死对头陈廉伯重金雇佣而来的。
第三次是在1925年10月的一天，蒋介石到财政大楼参加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当他走进大楼的前厅，刚要踏上楼梯时，一个年轻军官把手中的报纸一抖，露出了一支手枪，对着蒋介石扣动了扳机。
千钧一发之际，贴身侍卫蒋富寿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为蒋介石挡住了飞来的子弹。
刺客叫许楚，是许崇智将军的堂弟，许济师长的亲弟弟，被捕后不知所踪。有人说蒋介石和许崇智讲和，私里释放了许楚，也有人说许楚被蒋介石秘密枪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31年6月，蒋介石又遭到两次大暗杀，第一次杀手是王亚樵等人，幕后主谋是古应芬，第二次刺客是马必武等人，幕后主谋是陈济棠。
王亚樵，安徽合肥人，是威震上海滩的斧头帮帮主、铁血锄奸团团长，有“民国第一杀手”和“远东第一杀手”的称号。
“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有人对他这样评价。
他谋杀过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人，还炸死了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大将，可以说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李少川，是李鸿章族孙，一品官员李公经纶大人之长子。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和王亚樵、王传柱、李元甫、张朝阳等在合肥举旗响应，追随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他为孙中山左绋护柩人，和冯玉祥、陈铭枢、王亚樵等人均为患难之交。
王亚樵早就看蒋介石不顺眼，得知李少川来意，满口应允此事，
在南京、庐山、上海分设行动小组，伺机刺杀蒋介石。
6月14日，蒋介石上庐山太乙村度假的消息被王亚樵探知，即命令手下十余人化装成游客，潜入庐山。
由于关卡重重，枪械无法携带，他们想出一计，买了十只火腿，用刀将火腿中间挖空，把枪置于其中，然后用针缝好，外面涂上一层盐泥，乍看之下，没有什么破绽。
一路畅通无阻，混入庐山太乙村后，他们取出了枪支，却将火腿随意扔进了树丛之中。这一不经意的细节，导致整个刺蒋行动失败。
蒋介石卫队在山林中巡逻时，偶然发现了一只火腿，见中间被人用刀挖空，断定有人夹带武器上了山。于是，他们迅速地加强警戒，牵来军犬，封山搜索。
蒋介石在太乙村甬道上散步，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危险之地。
隐藏在竹林里的热血青年陈成举枪瞄准，正待射击时，突然，一个侍卫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掩护蒋介石往回走。
陈成怕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奋不顾身，冲上前开了两枪，可惜的是，子弹未能命中，仅是从蒋介石耳边擦过。
此案拖至几年无法侦破，后王亚樵设计刺杀国际调查团一案事发，这才浮出水面。
蒋介石得知这是王亚樵的“杰作”后，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出赏百万大洋，取王亚樵首级。
1936年10月20日，一代“”暗杀大王”王亚樵死于军统之手，是年47岁。
得知王亚樵刺蒋功亏于一篑，陈济棠和古应芬等人未免感到惋惜。
明知暗杀蒋介石的几率近乎于零，但陈济棠还是心存侥幸，把刺蒋的任务交给叶征尘，让他物色几个武艺高强枪法精准的卫士组成一支暗杀小组，赴南昌刺杀蒋介石。
叶征尘对陈济棠可谓忠心耿耿，接到任务后，二话不说，就着手布置谋杀蒋介石的行动方案。
6月26日，南昌讲武堂阅兵结束后，蒋介石和军师杨永泰回行营，乘坐在第四辆高级轿车里，后面的八辆轿车中，分别坐着陈诚、杨永泰、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等将领。
距庐山被刺仅过12天，蒋介石如弹弓之鸟，出入变得格外谨慎，不但卫队前呼后拥，而且马路两旁，军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人行道上，站满着凑热闹的南昌市民们，也夹杂着各媒体的新闻记者，镁光灯闪个不停。
蒋介石车队驶至马路的拐弯角，车速放慢。随着一声惊叫，一名站岗的士兵冷不防被人猛力一推，向前跌倒在马路中央。
驶在前面第一辆轿车紧急刹车，后面的车队连锁反应，接二连三地停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三个精壮汉子猛地冲上前，朝第3、4、5辆轿车的车窗连开数枪……
由于事发突然，等到蒋介石的卫队和警戒的军警们从惊骇中醒过神来，三名刺客早已乘着场面的混乱逃之夭夭。
一场刺杀，从开始到结束，仅有 30多秒，毋庸置疑，这三个神秘的刺客，都是训练有素的一流杀手。
这一次是第五次了，猝然遇袭，蒋介石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有惊无险，数百名军警很快地控制了现场，并展开地毯式大搜捕。
当天，三个刺客落网，为首的是马必武，广东五华人，另两个名叫古孝天和胡俊德，他们都是陈济棠的卫士。
因熬不过酷刑，这三个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军人，供出了自己的身份和主谋黄金叶。
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报告，料定一个小副官不会如此胆大妄为，必是受主子陈济棠暗中指使。
处决马必武、古孝天、胡俊德
后，蒋介石不动声色，密令戴笠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广东，一面伺机抓捕黄金叶，一面长期埋伏，“深入”到陈济棠的军、政、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刺探情报，策反陈济棠手下重要的军政官员。
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在政治上遇到了严重危机，面对着复杂的形势，他重视情报工作，以便随时掌握新桂系、粤系及其他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将官对自己的忠诚度。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侍卫室高参胡靖安在上海邀集一批黄埔军校的学生组成“侦查组”，自任组长，为蒋介石收集情报。
这个侦查组就是后来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党政军）所有情报系统的雏形。
而后来有“特工之王”和“东方希姆莱”之称的戴笠，仅是这个组织的一个普通组员，被人戏称为“编外情报员”。
